● 秧歌剧《“二流子”转变》

　　所谓“二流子”，是指那些吃喝嫖赌、游手好闲、寻衅闹事、装神弄鬼、骗吃骗喝、偷谷盗马、为害乡里的无业游民和地痞流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是旧社会制度下的牺牲品，又反转过来成为新社会的蛀虫和祸害。边区政权建立之前，“二流子”的数量相当惊人。据当时的调查，1937年前延安城区人口不到3000人，有“二流子”500人，占人口总数的16%，延安县人口约3万，有“二流子”1692人，占总数的5%。陕甘宁边区140万人口中，“二流子”大约有7.8万。“二流子”成为边区乡村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尤其在战争环境下，“二流子”对边区乡村社会的危害更为严重，“他们不仅不从事生产，而且还偷谷子、盗糜子、偷驴盗马，妨害别人生产。他们不仅不出粮不送草，还站在大路边说怪话：‘咱不种地，就没有这些麻烦！’他们仗着一张油嘴，流氓手段和有时间，在农村中游来游去，烟酒嫖赌，说是弄非，包打官司，甚至造谣生事，勾结坏人，暗藏奸细，破坏农村治安，违反政府法令”（《解放日报》）。不仅如此，这些“二流子”在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下，有的沦落为匪，有的被汉奸特务所收买，或被汉奸特务所利用，或加入其组织，对边区政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边区政府高度重视“二流子”的改造工作，希望“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改造“二流子”也成为边区主要的社会政策之一，是发展边区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乡村政权，改变旧社会传染给人的堕落品性，保障劳动人民淳良风俗的一个重要步骤。
　　边区改造“二流子”的工作，最早是延安县和华池县。1939年边区党政机关提出发展生产以来，延安和华池两县就开始进行了改造“二流子”运动。随后边区党政机关也提出要进行“二流子”改造，但远未形成热潮。为配合大生产运动，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后，边区政府决定发起改造“二流子”运动，自此，这项运动才得以蓬勃开展。
　　改造“二流子”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工程，为了成功地改造好“二流子”，边区政府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第一，完善法令和严格界定。1939年2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规定：“凡可使用之土地，需尽量使用之，无故任其荒芜废弃者，土地所有人，应受相当之制裁。”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又强调：“给社会游民分子以耕种土地，取得职业与参加教育的机会，纠正公务人员及各业人员中对游民分子加以歧视的不良习惯。”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又通过了改革社会不良风俗案，交政府执行。1944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二次会议批准了边区文教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强调要开展卫生运动，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中药，防治疾病和改造巫神。这些法令、条例、指示，为改造“二流子”提供了法律依据。针对一些地方发生的认定“二流子”扩大化的偏向，边区政府在分析典型事例的基础上，制定了判定“二流子”的标准。边区以对生产的关系，即生活来源作为区分“二流子”“半二流子”与“非二流子”的主要标准。“（1）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偷人、嫁汉、招赌博、贩卖违禁品、拐骗、做巫神、当师婆、胡挖乱抓，只要能作为生活手段，汉奸特务也干……）维持生活者为‘二流子’。（2）有正当职业，又兼靠不良行为为生活手段者为半‘二流子’。（3）至于完全靠正当职业为生活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气（如本人有不良嗜好，但不靠卖违禁品为生活，耍赌博但不靠招赌生活，积极生产但又大吃大喝等），不算作‘二流子’，而应算作有不良嗜好或有‘二流子’习气的公民。”这样有据可依，并可根据他们每人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对症下药，从而制止认定工作中的扩大化倾向。
　　第二，政府高度重视，各部门通力合作。如经济部门给“二流子”下达生产任务；政治部门负责日常的法制教育工作；文化教育部门进行科学文化、医药卫生知识、劳动观点和生产知识的教育；文艺部门则编排、演出各种节目，针砭“二流子”，宣传改造“二流子”的意义，如秧歌剧《改造“二流子”》、评剧《回头是岸》、信天游《笑话“二流子”》以及童谣、民间小调、顺口溜等。军队的各级机构也积极协助地方做好促使“二流子”转化的工作，县区乡干部则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负责本地区及职权范围内的“二流子”的改造。不少县的县长召开“二流子”大会，到会讲话，规劝其改邪归正。区、乡干部则做具体人的工作，包括“每天清晨起来，跑到‘二流子’家里，把正在呼呼大睡的‘二流子’叫起来干活”。
　　第三，救济与改造相结合。边区政府一方面对“二流子”进行救济安置，一方面帮助并鼓励他们参加生产。许多“二流子”一向生活浪荡，大多早已失掉土地，或者缺乏工具、牛力、籽种等生产条件，若不解决这些困难，转变还是很不容易。因此各地区严格执行边区的社会政策，分给“二流子”土地，帮助他们解决劳动工具，使他们在生活上有着落。此外，边区各地采取不同形式把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组织起来，让他们参加集体劳动，在生产中改造“二流子”，使其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如在绥德分区，各乡均成立“二流子”生产队，要他们扫街道、背石头等。定边则把无小孩的女“二流子”组成小组在塞北工厂里纺羊毛，有小孩的妇女由政府发给纺车及羊毛，工厂指派专人每天上门到各家发给一斤二两羊毛，晚上到各家收取一斤毛线，并发给她们工资。在生产劳动中，促使他们转变，救济和改造双管齐下的方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第四，一般劝诫与特殊教育相结合。对于一般劝诫不见效的“二流子”，则采取若干特殊教育措施。包括制定各种村规民约，如延安县利用民间流行的“吃各伙”的办法（即村民宰吃羊，相约“几不”，谁违犯，谁出买羊的钱），在各村普遍制定村民公约，其中有相当内容是改造“二流子”的，如延安为“二流子”制定的纪律和公约为：（1）不染不良嗜好；（2）不串门子；（3）不招闲人；（4）不挑拨是非；（5）要有正当职业；（6）如有违反，罚工。通过各种村规民约制约“二流子”的产生。对“二流子”中的顽固者，则以集中服劳役、强迫生产劳动的方式给予处罚。违法者则绳之以法。边区司法部门从1939年到1941年先后破获和处理的相关案件达2395件：毒品案1157件；赌博案697件；窃盗案429件；妨害风化案91件；妨害程序案21件。这对其他顽固“二流子”无疑是一种威慑和警告。
　　经过边区政府的艰苦努力，改造“二流子”的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1939年，边区一般的盗贼、乞丐、娼妓基本消除。1941年，半数以上的“二流子”得到了改造，“二流子”比较集中的延安县，“二流子”减少了72010。到1943年初，全边区86.4%的“二流子”得到了改造。余下的9554名“二流子”，到年底又有58.8%得到了改造。当然，这个运动也存在一些过火、过分的做法，如开始时的认定扩大化，之后的给“二流子”挂白布条，开斗争“二流子”大会，给“二流子”戴高帽子游街、拘押等。
　　陕甘宁边区对“二流子”的成功改造，对边区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一，促进边区经济发展。“二流子”改造运动为边区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基本解决了边区经济发展的劳动力问题。许多“二流子”不仅自食其力，而且自给有余。这样大大减轻了边区的财政负担，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第二，稳定边区社会秩序。对“二流子”的成功改造，大大减少了赌博、串门子、招野汉、偷窃财物、好吃懒做、拨弄是非、宣传迷信等不良现象，再加上“二流子”不务正业，极易被敌人利用，有的加入了汉奸特务组织，对边区安全造成隐患，所以对他们的改造也有利于边区的锄奸自卫。正如毛泽东所说，“二流子”的改造，“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人民的拥护，巩固社会的安宁”。第三，改善边区社会风气。经过“二流子”改造运动后，“好吃懒做的懒汉被看作是耻辱”，“从前乞丐到处可见，现在早已绝迹了”。边区成了无妓女、无乞丐、无小偷的文明社会。
　　（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