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祎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中坚持不懈的追求和优良传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科学而又严谨的从严治党思想。毛泽东从严治党思想蕴含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清晰的实践理路，这对于新时代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强从思想上从严治党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当时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这样的社会背景和人口结构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必须吸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入党。为此，必须在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作坚决斗争的同时加强“思想入党”，不断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早在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就强调，必须通过政治与经济的斗争来发现和培养入党积极分子。1925年，毛泽东在领导韶山农民运动时再次强调，要有计划、有目的地把那些革命意志坚强、不怕死、敢于斗争、纪律性又强的同志逐步吸收到我们的党内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担当起目前的任务。1943年，毛泽东在致电彭德怀中强调，加强党内思想改造的目的在于使党的成员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化，具备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共产党员作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延安时期，毛泽东创作《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和《愚公移山》这3篇著名文章，更是以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事例集中阐明了共产党员应当具有的优秀品质。
二、加强从组织上从严治党
党员干部是党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最宝贵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资本，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开展活动的重要原则。毛泽东多次强调，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1937年5月召开的党的苏区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延安时期，毛泽东不仅提出了“任人唯贤”是党的干部选拔路线，而且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党的纪律，他始终强调要把党员干部放在革命以及建设事业的大风大浪中去历练。在长期的管党治党的实践中，毛泽东坚决反对“极端式民主化”和“极端式个人专权”，巧妙地运用哲学中矛盾的观点阐述了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在人民内部，不可能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没有纪律；不可能没有民主，也不可能没有集中。这种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自由和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如果没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干部可能会腐化蜕变，党也可能会失去本质。
三、加强从作风上从严治党
党的作风是党在工作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态度、风格和习惯，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及建设的实践中，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优良作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他始终强调作出正确的决策策略，必须要注重实际，并且要深入调查，所谓“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从而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十分注重在革命实践中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路线，强调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坚决地依靠广大人民。他反复告诫党员干部，不要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指出，“新中国建立后，很多人要做‘官’，不管当多么大的‘官’，都是为人民服务，要努力奋斗，不要以为当‘官’了，就不愿再过艰苦生活了，那样就同李自成差不多了”。毛泽东始终把敢于接受批评看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大特点和优势，同时强调批评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应该要积极地引导其回到党的正确轨道上来。毛泽东不仅严以律人，更严以律己，从身边小事做起，保持优良作风，为全党作风建设树立了榜样。
四、加强从制度上从严治党
毛泽东始终把严明党纪党规挺在前面，强调“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上井冈山之前，要求大家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朱毛会师后，毛泽东集合部队再次强调党的纪律性。1942年，毛泽东在全党整风运动时多次谈到纪律：“孙行者一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1947年，毛泽东倡议中国共产党内重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做出6条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些规矩虽然没有写进会议决议，但经毛泽东大力提倡，已经成为共产党人日常的行为准则。1949年11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县以上、军队团以上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成立，随后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管党治党的制度体系。
（作者高祎为广西民族大学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2023级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延安市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规划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民主体价值体系构建研究》、延安大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规划项目《延安道路与中国式现代化多维逻辑研究》的成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