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6年09月02日
徐旭生的笔名问题
徐旭生（1888年—1976年），名炳昶，字旭生，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史学家。徐旭生以毕生精力从事中国古史传说和夏文化的探索，《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为其一生非常有生命力的著作，书中用神话传说治中国上古史，提出中国文明多元起源论，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确立了一种学术典范。202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徐旭生文集》十二册，包括徐旭生的代表作《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发表在《猛进》周刊的时评，四部译作及徐旭从1910年至1966年的日记。2026年8月，李正一编、朱玉麒校的《徐旭生佚文辑录》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收录文章294篇，包括相关佚文、档案、书信。可以说，这些文献的整理出版，对于推动徐旭生史学思想的研究具有积极的作用。
据笔者统计，徐旭生平生发表文章绝大部分署名“徐旭生”“徐炳昶”，亦署名有“徐虚生”“虚生”“旭生”“徐勖生”“四河人”“遁庵”“季芳”“老傻”。按照这些署名，整理者自可按图索骥找到徐旭生的未刊著述。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文章看起来不是徐旭生撰写的但却属于徐旭生，有些署名徐旭生的文章却不是徐旭生写的。因此，是否属于徐旭生的文章，需要整理者有一个准确的判定。
1932年3月1日，通俗读物编刊社成立。社长顾颉刚，副社长徐炳昶、段承峰。理事顾颉刚、胡适、徐炳昶、容庚、朱家骅、杨振声、傅斯年、吴文藻、罗家伦；监事袁同礼、洪业、张荫麟、钱穆、叶公超、梅贻琦、高君珊。抗日战争爆发后，通俗读物编刊社主编《民众周报》，出版年画，编写鼓词，宣传抗日。
1936年至1937年，徐旭生在《民众周报》发表《论命运》《一个作人的要而不备的条件》《我们要求和平与统一》《由论运命谈到占课》《迷信、尝试、科学》《再论命运答客问》《论准备论》《东北是我们的生命》。其中，徐旭生在《民众周报》（北平）1937年第2卷第3期发表的《两种帝国主义：吸血的，吃肉的》。文中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贱价收买落后国家的原料再制成工业品，卖给他们。所以他们希望落后国家永远停滞，并在政治上能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想永远独占他们的市场，这是吸血的帝国主义。另一种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文化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极偏狭的帝国主义，即他们的武士道和大和魂。第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第三，欧美的工业文化。因此，他们不仅在实质上行物质的榨取，在精神上唯我独尊，而且在形式上要吞并对方的国家。在徐旭生看来，日本帝国主义的危害更大，“因为后者他不仅要吸你的血，而且要把你整个吞在肚下呀！”在胡适看来，这篇文章的文风和见解不应该属于徐旭生，实际上却是徐旭生的。1937年1月28日，《胡适日记全集》：“下午徐旭生来谈。……与旭生谈，才知道他的见解之不高明。他主编的《民众周报》，最近第2卷第3期有一篇《两种帝国主义》，浅薄荒谬的可笑。署他的名，我疑心他不会写此文，当是他的徒弟们签了他的名字的。今天问他，他说是他讲的，学生记出后，他自己细细看过的！”
抗战爆发后到1940年，徐旭生奔走陕西、河南、湖北、云南等地，积极投身于通俗文艺的宣传与实践工作，在《抗到底》《文化岗位》等刊物上撰写了《我对于旧瓶装新酒的看法》《文艺的平民性》等多篇讨论通俗文艺的论文，甚至尝试创作通俗话剧《征兵》《军民合作》等。学者石天强认为，“徐旭生是抗战时期较早对民间文艺文本进行详细解读的学者，他以‘地方性’概念为核心，梳理民间文艺、通俗文艺还有新文艺之间的复杂关系。‘地方性’不仅成为民间文艺的基本特征，也是通俗文艺未能完全吸取、新文艺不具备的特征。”
1938年，徐旭生署名“虚生”，在《抗到底》1938年第17期发表《通俗文化的三个必要条件：地方性、简单性、统一性》。文中认为，在民众中传播通俗文化需要注意地方性、简单性、统一性。只有这样，“用各种地方文艺的形式，才不至于闹成这一部分人明白，那一部分人糊涂；把握住几个主要的观念，才容易给民众以深刻的印象；用全国统一的内容，才不至于闹出此部分向东，彼部分回西。通俗文艺必须要做到这步田地，它那神圣的任务，才能有完成的希望。”
这篇文章确实是徐旭生所写的。1939年，《中苏文化》第3卷第4期《再论通俗文艺与“地方性”》和《抗到底》第20期《论通俗文艺与地方性》，这两篇文章署名“虚生”，内容与上文讨论主题一致，似为徐旭生所写，但实际并非如此。据徐旭生日记言，这两篇文章是“泽民手笔”。石天强撰写的《地方性：传播中的声音世界——论抗战时期徐旭生通俗文化实践的价值意义》发表在《文化与诗学》2021年第2期，文中引用这两篇文章的内容论述徐旭生的通俗文化，《徐旭生佚文辑录》将两文作为佚文收入。
徐旭生在1925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讲义》（未刊油印稿）中非常看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论史料的部分，他说：“近来受欧西学术的影响，大家才开始注意到史料的问题。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论哲学史料的一万多字，有很多精辟的地方，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中国哲学史大纲》讲史料的审定，即材料是否靠得住，如何审定史料的真伪，须要有证据，这种证据分为五种：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旁证等。可见，史料是史学的基础，如果史料有问题，建立在该史料上的论述一碰即倒，因此，史料的审定一直是史学大家不断强调的问题。
〔作者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元一体观念的历史演进与当代价值研究”（25&ZD019）阶段性成果。〕
据笔者统计，徐旭生平生发表文章绝大部分署名“徐旭生”“徐炳昶”，亦署名有“徐虚生”“虚生”“旭生”“徐勖生”“四河人”“遁庵”“季芳”“老傻”。按照这些署名，整理者自可按图索骥找到徐旭生的未刊著述。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文章看起来不是徐旭生撰写的但却属于徐旭生，有些署名徐旭生的文章却不是徐旭生写的。因此，是否属于徐旭生的文章，需要整理者有一个准确的判定。
1932年3月1日，通俗读物编刊社成立。社长顾颉刚，副社长徐炳昶、段承峰。理事顾颉刚、胡适、徐炳昶、容庚、朱家骅、杨振声、傅斯年、吴文藻、罗家伦；监事袁同礼、洪业、张荫麟、钱穆、叶公超、梅贻琦、高君珊。抗日战争爆发后，通俗读物编刊社主编《民众周报》，出版年画，编写鼓词，宣传抗日。
1936年至1937年，徐旭生在《民众周报》发表《论命运》《一个作人的要而不备的条件》《我们要求和平与统一》《由论运命谈到占课》《迷信、尝试、科学》《再论命运答客问》《论准备论》《东北是我们的生命》。其中，徐旭生在《民众周报》（北平）1937年第2卷第3期发表的《两种帝国主义：吸血的，吃肉的》。文中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贱价收买落后国家的原料再制成工业品，卖给他们。所以他们希望落后国家永远停滞，并在政治上能在他的势力范围内，想永远独占他们的市场，这是吸血的帝国主义。另一种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的文化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极偏狭的帝国主义，即他们的武士道和大和魂。第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第三，欧美的工业文化。因此，他们不仅在实质上行物质的榨取，在精神上唯我独尊，而且在形式上要吞并对方的国家。在徐旭生看来，日本帝国主义的危害更大，“因为后者他不仅要吸你的血，而且要把你整个吞在肚下呀！”在胡适看来，这篇文章的文风和见解不应该属于徐旭生，实际上却是徐旭生的。1937年1月28日，《胡适日记全集》：“下午徐旭生来谈。……与旭生谈，才知道他的见解之不高明。他主编的《民众周报》，最近第2卷第3期有一篇《两种帝国主义》，浅薄荒谬的可笑。署他的名，我疑心他不会写此文，当是他的徒弟们签了他的名字的。今天问他，他说是他讲的，学生记出后，他自己细细看过的！”
抗战爆发后到1940年，徐旭生奔走陕西、河南、湖北、云南等地，积极投身于通俗文艺的宣传与实践工作，在《抗到底》《文化岗位》等刊物上撰写了《我对于旧瓶装新酒的看法》《文艺的平民性》等多篇讨论通俗文艺的论文，甚至尝试创作通俗话剧《征兵》《军民合作》等。学者石天强认为，“徐旭生是抗战时期较早对民间文艺文本进行详细解读的学者，他以‘地方性’概念为核心，梳理民间文艺、通俗文艺还有新文艺之间的复杂关系。‘地方性’不仅成为民间文艺的基本特征，也是通俗文艺未能完全吸取、新文艺不具备的特征。”
1938年，徐旭生署名“虚生”，在《抗到底》1938年第17期发表《通俗文化的三个必要条件：地方性、简单性、统一性》。文中认为，在民众中传播通俗文化需要注意地方性、简单性、统一性。只有这样，“用各种地方文艺的形式，才不至于闹成这一部分人明白，那一部分人糊涂；把握住几个主要的观念，才容易给民众以深刻的印象；用全国统一的内容，才不至于闹出此部分向东，彼部分回西。通俗文艺必须要做到这步田地，它那神圣的任务，才能有完成的希望。”
这篇文章确实是徐旭生所写的。1939年，《中苏文化》第3卷第4期《再论通俗文艺与“地方性”》和《抗到底》第20期《论通俗文艺与地方性》，这两篇文章署名“虚生”，内容与上文讨论主题一致，似为徐旭生所写，但实际并非如此。据徐旭生日记言，这两篇文章是“泽民手笔”。石天强撰写的《地方性：传播中的声音世界——论抗战时期徐旭生通俗文化实践的价值意义》发表在《文化与诗学》2021年第2期，文中引用这两篇文章的内容论述徐旭生的通俗文化，《徐旭生佚文辑录》将两文作为佚文收入。
徐旭生在1925年北京大学《中国哲学史讲义》（未刊油印稿）中非常看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论史料的部分，他说：“近来受欧西学术的影响，大家才开始注意到史料的问题。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里面论哲学史料的一万多字，有很多精辟的地方，大家可以自己去参考。”《中国哲学史大纲》讲史料的审定，即材料是否靠得住，如何审定史料的真伪，须要有证据，这种证据分为五种：史事、文字、文体、思想、旁证等。可见，史料是史学的基础，如果史料有问题，建立在该史料上的论述一碰即倒，因此，史料的审定一直是史学大家不断强调的问题。
〔作者为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元一体观念的历史演进与当代价值研究”（25&ZD01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