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筹建清凉山新闻出版纪念馆汇报会的全体人员留影纪念。二排右四为舒群。
    ●延安时期的舒群
　　一句话常让我心灵震撼，一句话让我玩味许久，那是极普通的一句话。还是1985年12月26日，《延安报》邀请在京的延安老新闻人举行筹建清凉山新闻出版纪念馆汇报会，穿着朴素的他来了，听了中国记协副主席王揖给我介绍他是大作家舒群，我不禁肃然起敬。原想他在座谈时讲点意见，可他言语极少，我只好利用便餐的机会走到他跟前祝福，告诉他我们报社建国以后最先也住在清凉山他们住过的地方，他高兴地握住我的手深情地说：“我们都来自清凉山！”这话像一只温暖的手抚过我的心房，一下子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本想再找机会去京当面请教，谁料他竟在1989年驾鹤西去，留下终生遗憾。
　　协助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
　　1940年春，周扬给桂林办事处打电报，通知舒群回延安到鲁艺或“文抗”工作。舒群19岁入党，搞过第三国际在哈尔滨的情报工作，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和丁玲一起办过《战地》《抗战文艺》等刊物。听到召唤，他与萧军夫妇、严辰、逯斐等冲破重重关卡，于6月14日到达延安。他先是参与编辑《文艺月报》，后又与丁玲、萧军等发起成立延安文艺协会，还被推选为延安文协理事会主席（7名主席轮流负责）。7月17日至19日，《解放日报》连载了周扬的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萧军、艾青、舒群等不满，立即写了《读后感》要《解放日报》刊登，但被退回。萧军遂将两份文章都送给毛主席，主席看到了延安文艺界内部的分歧，就在8月12日晚上徒步走到杨家岭半山上的萧军家看望不久前来延的艾青、舒群等作家。岂料罗峰、舒群都不在家。第二天，毛主席的通讯员送来一封信，要会见舒群等，5位作家及夫人按时来到毛主席住处，中组部长陈云、宣传部长凯丰都先到了，大家一起畅谈了延安文艺界的许多问题，准备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
　　其实，毛主席和舒群已见过一次面。那天是他来延不久的事，中宣部秘书长朱光大大咧咧地领着舒群跨入毛泽东住处。他是常客，1926年参加广州起义，次年上井冈山。1934年随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曾受张国焘迫害，戴着脚镣手铐走完余程，历经九死一生抵达陕北，毛泽东非常看重他。看到故人到来，毛泽东放下案头的工作，殷殷款待了他俩，乘着饭后的酒兴，天南海北式的叙谈……看到心目中的伟人如此随和，舒群倾尽挎包中珍藏了数月的外国名著和法帖献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见，自然喜不胜喜。却不料，一旁的朱光当即向毛泽东提出了“见面分一半”的要求。毛泽东听了，连斥，“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朱光也不退让，两人面红耳赤地你争我论，把在一旁的舒群直看了个目瞪口呆：原来领袖同样是一个热爱文学名著热爱书法的性情中人！最终结果是平分秋色：朱光索取了《奥赛罗》和《李尔王》以及《石索》碑帖，而毛泽东则无奈苦笑着留下《哈姆雷特》和《仲夏夜之梦》以及《三希堂》的残帖。
　　毛主席看望作家之后，又找周扬和舒群谈话，并要两人帮忙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还于42年4月13日亲自写信给舒群，“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多问题，拟请代为搜集反面的意见（各种各色），如有所得，请随时示知为盼！”后来，又请舒群草拟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名单，还补充了自己惦记的一些人的名字。中央办公厅按照名单发出一百多份油印的请帖，5月2日，座谈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凯丰主持，毛泽东作了引言部分，指出：“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16日的第二次会议，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听取了与会者对文艺问题的各种意见。23日的第三次会议，先是大会发言，最后，毛主席才讲了结论部分，一直到晚上点亮了汽灯。
　　听了《讲话》，舒群似乎明白了许多道理，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必须改造自己》的评论，“当我们从‘亭子间’来到工农兵群众中间，面临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时候，真好像从另一个星球掉在地球上来似的。这新的人物，新的事件，我们从前既不熟悉，今天又没有很好地去了解，以致就无从表现。写是写了，不是没写好，就是写歪了。这‘没写好’和‘写歪了’，不仅说明了我们不熟悉这些人和这些事，而且说明了我们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需要改造，改造我们的思想，改造我们的生活，改造我们的语言。”
　　规划好党报文艺副刊格局
　　1942年3月9日，中央决定任命舒群为《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主编。因前任主编是丁玲想写作请求调文抗并推荐了舒群，中宣部长凯丰亲自给舒群写信，要求他即日过去开展工作。
　　对这样的重担舒群觉得力不胜任，虽然也发过不少作品，但办中共中央机关报可……他几次向组织推脱，凯丰、博古都给他来做工作，毛主席知道后专门找舒群耐心细致地说：“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而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
　　这时正是《解放日报》改版开始。尽管当时中央出版了机关报，但如何办成一份真正的党报没有经验，出刊100期来，大家意见较大，毛主席亲自抓这项工作。在改版座谈会上，毛泽东、朱德、贺龙、王震、李维汉等高层领导及延安各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大家畅所欲言，最终的结论就是增强报纸的党性，把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毛主席对《解放日报》副刊高度重视，还亲自上阵帮舒群拉稿子。我曾写过一篇《柯仲平醉卧枣园川》的稿子，我抄录两段：延安文艺座谈会四个月后，由于《解放日报》副刊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毛主席和主编舒群两次商量将文艺副刊变为综合副刊，确定了征稿办法和负责征稿的同志，毛主席亲自写了名单，通知范文澜、邓发、彭真、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蔡畅、董纯才、吴玉章、柯仲平等来枣园开会。
　　座谈会开得很成功，这里不再赘述。会后毛主席设宴款待这些名家，他左右两边是社长博古和舒群，没有一点领袖派头，还穿着那套肥大的、膝盖补着补丁的灰军装，即席讲话：“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给大家分别布置了任务，对于工、妇、青三委，毛泽东还有字数要求，比如要求青委每月征六千到一万字的青运稿件。”然后向诸公敬酒。席间，众声纷起，高谈阔论，南腔北调，世界大势、抗日战场……既行政命令，又请客吃饭，效果极好，理论家艾思奇、雪苇以及诗人柯仲平很快写来稿件。
　　舒群一上任的工作直接受到毛泽东的指导，多次随同社长博古一起去枣园毛泽东住处聆听教诲，凡有转载，均有毛泽东亲自批示。例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徐悲鸿的《古元木刻》等；倘若社长博古审而难定的稿件，也都指定舒群骑着牲口携去面呈毛泽东核定。就在他出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的四个月中，他就十多次应召至毛泽东处。在领袖的指导下，报上发起“创作和思想道路”的专题征文，鲁艺张庚写的《谈<乌龙隆>》的文章发表后，毛泽东还打电话称赞文章写得好，是同志间商讨学习的态度，文艺批评应该这样搞。副刊刊发了不少歌颂抗战的文章，包括对前线将士的专访。一大批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作家如马烽、孙犁、贺敬之、冯牧、穆青等都崭露头角。还有一个创新，就是注重对工农作者培养。中央印刷厂文艺小组自1938年成立后，多次请周扬、艾青、舒群等人作报告，写出了《清凉山演义》，编辑了墙报《萌芽》和鲁迅先生逝世纪念特刊，先后在各种报刊发表小说、通讯、诗歌等20多篇，《解放日报》副刊为此发出《工人文艺小组》的短评予以鼓励支持。在一封写给凯丰的信中，毛泽东写道：“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党报副刊的格局也渐渐形成，几十年来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我也多年办过报纸副刊，一直遵循这条路子走下来。
　　天有不测风云。当整风进入“抢救运动”阶段，延安的“特务”越来越多，舒群也未能幸免，一直到1944年秋得到澄清，调他到鲁艺担任文学系主任。他积极吸收一大批学员，又尽量把前几届的老学员从“甄别”中解脱出来参加研究工作，还请来艾青、萧军、孙犁等同志执教，给文学系带来大量新鲜血液和虎虎生气。
　　近5年的延安生活，舒群一边工作，一边创作，先后发表了小说、剧本、诗歌、散文及文学评论。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海的彼岸》《血的短曲之九》《大角色》《快乐的人》，剧本《路》《吴同志》，诗歌《小诗六章》，散文《时代最高的声音》，评论《文学与生活漫谈》《从一篇小说想起的——一个读者的笔记》等。在此期间他出版了自己的又一部小说集《海的彼岸》，被列为《烽火丛书》由烽火出版社出版。 
　　东北作家群的领军人
　　谈到东北作家群人们熟识的是萧军和萧红。翻开厚重的历史，舒群不仅和他们并肩战斗，而且是领军者。《舒群年谱》（p3）的前言中就说：“舒群是东北作家群当之无愧的实际缔造者、核心组织者、团队带头人之一。其次，他是延安新文学的积极组织者和参与者，为解放区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为青年作家的创作和成长，付出了无数心血和力量。”
　　1931年，18岁的舒群就在哈尔滨市委第一个党报《哈尔滨新报》上发表许多诗歌、散文。“九一八”事变后，他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参加了“抗联”的前身“东北义勇队”。第二年，他被任命为第三国际洮南情报站站长，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左翼文化人士罗烽、塞克、金剑啸、萧军、萧红、白朗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萧红在哈尔滨即将临产，举目无亲之时，是舒群第一个前去解救她。在萧军、萧红处女作短篇小说《跋涉》集出版经费困难之际，是舒群拿出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50块大洋，帮助他们凑够了印刷费。
　　更有一件事看出他不像有些人把好的素材牢牢藏在心底，唯恐别人知道。舒群的朋友傅天飞跟随杨靖宇在南满磐石游击队打游击，爱好写作，一次他到哈尔滨给舒群讲了整整一天一夜抗联可歌可泣的悲壮经历，舒群非常震撼很想写出来，但怕自己“出事”，又原原本本讲给萧军、萧红听，“二萧”非常感动，又让舒群把傅天飞带到“二萧”家里做了长时间讲诉。舒群因忙于地下工作，一直没来得及写成作品。而萧军据此创作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这事彰显了舒群高尚的人品，无疑是文坛少有人知的佳话。
　　1934年，由于情报站身份暴露，他和萧军萧红转移到青岛。秋季，青岛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告密，遭到严重破坏。在国民党蓝衣社的一次大搜捕中，舒群和革命党人倪家兄妹均未能幸免。由于敌人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在哈尔滨的活动情况，几个月后他被释放了。他在狱中写下了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描写一个失去家园的朝鲜少年在中国东北地区遭日本侵略者凌辱压迫并起来反抗的故事。随后他到上海加入“左联”，这部作品发表于1936年5月《文学》6卷5号，一鸣惊人，被称为“五四后优秀文学作品之一”，“国防文学”的代表作品，奠定了他上世纪30年代新锐作家的文学地位。
　　1937年，受林伯渠委派赴山西前线，在八路军司令部给朱德总司令担任秘书。他还以总部随军记者的身份，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同周立波、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一起进行战地采访。他撰写的《写在正太线上》《记史沫特莱》《记贺子珍》等16篇作品陆续发表，写前线将领朱德、任弼时、彭德怀，写俘虏、写善良的农民，流畅的笔调，热烈的情趣，报道了许多战地生活实况，结集为《西线随征记》一书，于1938年6月由上海作为《战地丛书》第六册出版。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党为了开辟东北的文艺工作，以延安鲁艺的同志为中心成立了东北文艺工作团，舒群任团长并率团奔赴东北，担任中共东北局宣传部文委副主任，领导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并任厂长，还担任东北大学副校长和东北文联副主席等职。1950年，舒群又以作家的身份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撰写了长篇小说《第三战役》。
　　1951年，他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1955年，他与罗峰、白朗被打成“反党集团”，1952年他再赴东北转入冶金战线，为恢复生产和发展作出贡献，并创作了《这一代人》《在厂史以外》等反映冶金战线精神风貌的小说，还创作了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崔毅》《我的女教师》等多篇短篇小说。1958年又被开除党籍、降职降薪，真是雪上加霜。文革中被严重冲击，定为“专政对象”多次被抄家和批斗、殴打，后遣送下乡落户打入另册。最痛惜的是几十年呕心沥血创作的30万字的《毛泽东故事》《中国话本书目》及第三部长篇的所有文稿被洗劫丢失。
　　1978年10月，舒群得到第三次彻底的平反。1979年恢复工作后，他先后任本溪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并连续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委员。为了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不顾年老多病，凭着回忆重新补写出一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代表作《少年chen女》获1981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特别是一部《毛泽东故事》为新时期的小说创作注入新鲜血液，也向世人展示了一位老共产党人对党对领袖的忠贞情怀。
　　写到此，我突然又想到他那句“我们都来自清凉山！”的话。我以为那句话不只是应酬话，是他对自己生命的自信，也包含对后辈的勉励，霎时倍感肩头担子更重，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事业的执着，不就是那一代革命者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