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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故事
   “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
   讲述者:熊云,四川阆中人。1933年参加红军,曾任中央军委机要科译电员、华北特种兵新建工厂政委。
  1942年年底,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开始后,毛主席更忙了。他有个习惯,喜欢晚上办公,有时一忙就是一个通宵。这样,毛主席的睡眠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大生产运动期间,他常常忙一晚,第二天下午照例还要和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块去参加劳动。
  那时,熊云在中央机要科当译电员,他们跟主席一块住在枣园。枣园有一排窑洞,用两道墙隔成了三个院,主席住在北边的院内,机要科住在中间的一个院里。
  机要科的同志们见主席工作那么忙,休息时间却那样少,很担心他累坏了身体。趁主席到地头去的当儿,他们几个机要员一合计,就抢着跑到主席面前,提出帮他挖地。主席慈祥地笑笑,望着他们这一帮十六七岁的小青年,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帮助,并说:“你们挖的地,不算我的劳动,亲手干才算自己的劳动。”就这样,毛主席用了几个下午的时间,亲手挖了两亩多地,并在地上浇了水,上了肥,种上了西红柿、辣椒等蔬菜。绿油油的蔬菜、丰硕的果实缀在枝头上,把枣园的后山坡装点得更加美丽了。中央机要科的同志们,望着这丰收的景象,十分感慨,因为在这块土地上,洒下了毛主席辛勤劳动的汗水! 
  有轿车不坐
   讲述者:老红军杨辛克,贵州松桃人。抗日战争时期,曾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后任抗大学员、八路军129师358旅教育干事、指导员、公安总局科长、豫西地区副专员、贵州省工业厅副厅长、省经委副主任。
  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步行。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警卫战士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
  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主席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主席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台配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老总,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一次,毛主席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主席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肿起老高。担任警卫员的辛克既着急,又害怕。主席见他紧张,一边安慰他,一边把马缰绳递到他的手中,自己步行回到了延安。
  出事以后,朱老总和“五老”都要把车让给毛主席坐,甚至把车都开到主席跟前来了,全让主席给“撵”了回去。
  对毛岸英“约法三章”
   讲述者:田志芳,四川广安人。1933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营长、团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东北军区后勤部车管处处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军事代办处顾问。
  1946年初夏的一天,在中央机关大食堂吃晚饭时,田志芳发现新来了一位同志,高个、宽肩、体格健壮,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军装,显得很精干。他发现这人有些面熟,在哪见过呢?寻思半天,可怎么也没想起来。吃完晚饭,田志芳来到杨家岭沟口的花园。这里原来是个墓地,叫杨家坟。中央机关搬到杨家岭后,就在这里种上花草、瓜菜,便成了个小花园。这会儿,红茸茸的鸡冠花、紫幽幽的牵牛花、黄橙橙的南瓜连成一片,别有一番情趣。田志芳在一个石羊背上坐下,掏出整风文件准备看上两页。这时,只见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一个青年慢慢走来,细瞧正是那位面熟的新同志。他们一边走,一边亲切交谈,从他身旁走过。他连忙问身边的一位同志:“和徐老在一起的是谁啊?”“那是毛岸英同志,刚从苏联回来。”“毛岸英?”“就是毛主席的儿子。”哦!田志芳猛地拍了一下脑门,怪不得面熟呢,原来是毛主席的儿子。可他又有了疑问:“怎么毛主席的儿子还和咱们一起吃大灶?他刚从苏联回来,能吃惯咱这小米饭、山药蛋?”那位同志瞥了田志芳一眼说:“毛主席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给毛岸英‘约法三章’,要他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啊,原来是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看不到毛岸英同志来大食堂吃饭了。后来,在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前夕,毛岸英又回来了。他的脸变黑了,身体也瘦了。一打听,原来是毛主席把自己的儿子派到最艰苦的山区,上“劳动大学”去了。在那儿,他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身为领袖的毛泽东同志,对自己的子女严格要求,使边区军民很受教育。由于党的领导同志都这样以身作则,所以,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延安才得以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