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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之命，率一批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习仲勋1913年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他76年的革命生涯先后得到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称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领导能力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评价包含了对习仲勋处事艺术高超、经验丰富和驾轻就熟领导能力的肯定，也包含了对他做人刚直不阿、至善至美优秀品格的赞赏。
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
习仲勋是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他热爱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生动事迹至今还在庆阳、西峰、环县的群众中广为传颂着。
1934年11月7日，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一村一村搞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提出实施了以土地革命、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十大政策”，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组织群众生产支援红军，发行货币活跃边区商贸市场，开放集市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培养军政干部保证红军和地方工作的需要，发展教育创办列宁小学，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素质，使边区到处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他要求各个部门都制定和公布具体的工作计划，特别是如何便于与群众联系和沟通的措施，要求工作人员务必努力做到“关心群众，不分你我”。他亲自深入贫苦农民家中，访贫问苦，帮助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把一些有觉悟、有胆识、能说会教的女青年培养成为当地的妇女干部；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农工会、贫农团和农民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以及游击队、赤卫队等武装组织。当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这一系列群众工作，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和大力支持，使陕甘边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那时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建立的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原中顾委委员、红26军第2团团长王世泰说：“习仲勋同志不但有许多军事活动要领导指挥，政权建设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
习仲勋做群众工作的主要方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工作。在陕甘宁边区热火朝天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习仲勋到绥德分区担任书记。绥德地区人多地少，减租减息政策实施后，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但是贫苦农民阶层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全解放，生产生活还相当困难，所以边区政府号召这里的农民南下，去开发南部大片肥沃的土地，去开创他们幸福的生活。但是，有些贫苦农民不愿意南下。为了解这一问题，习仲勋带领一个调查组专门到郝家桥蹲点调查。
习仲勋通过在郝家桥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赁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调查发现了农民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人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还奖给郝家桥村“农村楷模”的牌匾。蹲点调查结束后，习仲勋批准了调查组根据郝家桥经验制定的绥德地区移民工作方案，使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
在典型经验的引导下，绥德地区各级组织制定了发展生产计划，农村建立了变工队，积极提倡革新农业耕作技术。当年粮食获得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52万人的吃饭问题。此后，绥德地区还涌现出许多典型的区、乡、村和模范先进人物。习仲勋也和刘玉厚结下了深厚感情。
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
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是习仲勋一生的优良品德。20世纪40年代初党组织对他的鉴定中有这么一段话：“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同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对他表示亲热和欢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习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轻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他过去领导斗争工作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去慰劳他。1941年六七月间，他生病了，许多群众跑来看他，就连友区的人民，也纷纷打听他的病情。他和蔼可亲，就是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次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原来的敌视者，在和他见面后，竟能改变和减轻原有的偏见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
1936年，习仲勋在环县任书记时，有一天和苟广德（当年任洪德乡农会主席）一块下乡。傍晚时分，苟广德不慎扭伤了脚，疼得无法行走，习仲勋就把苟广德背了两里多地，送回家里医治。有一次，县委的通讯员拉痢疾病倒了，习仲勋亲自给他抓药并熬好让他服用，把他感动得热泪盈眶。还有一户姓梁的群众家里娶儿媳妇，因当地群众识字的很少，没有人会写对联，有人提议能否请习书记书写。于是，梁家人便拿了红纸来找习仲勋，受到热情接待，并很快得到了一大四小五副对联。有趣的是，在洞房的门上，习仲勋还就这一对新人的名字撰写了一副雅俗共赏的“嵌字联”。通过这些关乎群众的细小事情，习仲勋使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感到“共产党的县委没有衙门架子”，许多群众积极前来给环县县委提供情报、支持工作，使党的基层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发展。
习仲勋任关中分委书记时，在关中分委驻地，农民马团儿妻子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立即派警卫员请来大夫，买来药，使婴儿顺利出生，母子平安。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坚持让习仲勋给起了个名字。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家中。这家主妇嫌弃聋哑丈夫，闹着要离婚。习仲勋知道情况后，除了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外，特别叮咛分委机关饲养员说：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
一年夏天，新正县龙嘴子回民区发生传染病，危及少数民族同胞的身体健康。习仲勋意识到疫病流行威胁人民生命，影响农业生产，同时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立即派专人到延安光华药厂购药，并指示分区有关部门联系医生进行预防、治疗，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扩展。染病的群众经过及时治疗后，很快恢复了健康。共产党的分委书记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真正做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深深地感动了驻地群众，也赢得了群众对党的拥护！
1937年，关中分委驻栒邑马家堡。有一天炊事员老李很神秘地告诉习仲勋：锁柱媳妇常常偷咱们伙房的面和硬柴，你说怎么治治？习仲勋却说：“把他们一家人搭在咱们灶上吃饭，也没什么，群众穷嘛！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群众供给的，离开群众寸步难行。群众吃点拿点不要紧，不要声张，免得引起他们家庭不和。”这就是他的群众观，是人民群众养活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养活了群众。不久，这话被锁柱家的人知道了，他们非常感激地说：“习书记真是宽宏大量，以后再也不偷机关灶上的东西了。”
习仲勋经常教育干部、战士时刻维护群众利益，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严守群众纪律，同一切违反群众利益的行为作斗争。1940年4月3日，他以关中分区书记身份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写信，讲道：“由于关中生产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树甚至群众私树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几十棵，价值3000余元，八团在东区伐的公树、庙树亦属不少。这样对关中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请设法予以制止为盼。”这封信引起了边区政府的关注，立即协调解决部队困难，制止了乱砍滥伐的现象，维护了群众利益。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939年5月的一天，任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独自一人去新宁县乡下视察。当他路过一个村子时，忽然听见一棵树下有人啼哭。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老大娘。老大娘边哭边念叨着：“哎，我，恓惶得很呀！天呀，我怎么活呀？！”习仲勋忙上前关切地问：“大娘，你怎么了？有什么难事，就对我说吧。”老大娘头也不抬，继续哭诉着：“谁也救不了我的老汉呀！”习仲勋听了马上表态说：“大娘，您相信我吧，我是习仲勋。”“习仲勋”这三个字还真灵验，老大娘立即停止了哭泣，抬头仔细打量，确认是习仲勋后，就说：“习书记，你快到我家看看吧，我老汉快要咽气了。”习仲勋听说之后，赶忙搀扶着老大娘去她家。
这家人姓李，老汉叫李青林。他们走进窑洞时，只见李青林躺在土炕上，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的鼻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流，下面接着一个碗，碗里已有半碗血。习仲勋见状忙问：“得的是什么病，怎么血流不止啊？”老大娘说：“村里人都说没有见过这样的病，鼻孔一出血就血流不止。”习仲勋又关切地问：“大叔，您怎么了？您家还有什么人吗？”李青林轻轻地挥了一下手，说：“习书记，我快不行了。就一个儿子，去年被国民党进攻边区时拉去当兵。就因为这事，村里人说我们是反革命家属，有困难没有人敢管。”
习仲勋全明白了，他说：“大叔，您儿子不是反革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来，我背你去边区医院看病，只要止住了流血，这病会好的。”李青林说：“习书记，您是我们这里的父母官，我怎么能让您背呢？”习仲勋说：“不，我是人民的公仆，是为大伙服务的。来，我背您去医院。”
习仲勋背着李青林一路小跑，李青林的鼻血不断滴在他的脖子上。到了边区医院，医院陈院长立即对患者进行了抢救。结果血是被止住了，但因身体太虚弱，李青林很快昏迷了过去。陈院长说：“得马上输血，不然有生命危险。”
一名护士听了，马上说：“我是O型血，输我的。”习仲勋说：“光输你一个人的血是不行的，我再动员一下咱们的保卫大队，多找些人。”但当习仲勋去保卫队动员队员输血时，一个队员却说：“习书记，您了解那个人吗？他可是反革命家属啊！”习仲勋严肃地说：“你怎么这么认识问题？难道国民党的兵都是蒋介石、胡宗南吗？他儿子是被迫当兵的，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要我们把家属工作做好了，他儿子的态度也会转变的。”那个队员听习仲勋这么一说，就第一个表态：“习书记，我听您的，就输我的血吧，我是O型。”习仲勋一连找了5个人给李青林输血，李青林终于被救活了。
李青林出院的那天，专门去看望习仲勋，并对他说：“习书记，咱共产党、边区政府太好了。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大恩人呀！我今天就去县自卫队，叫回我那儿子，让他参加咱们的八路军。”李青林出院后，果然去了国民党县自卫队，他叫出儿子，把习仲勋和边区医院救他的事从头至尾给儿子说了。一个月后，李青林的儿子不但自己逃回了边区，还带回3个一块当兵的兄弟参加了关中分区八路军队伍。
严于律己和率先垂范的公仆意识
习仲勋成为领导干部后，并不以干部自居，依然兢兢业业，与机关工作人员打成一片，艰苦朴素，保持公仆本色，成为领导干部的楷模，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
关中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仅3分钱，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干部要经常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大弯一带去。每当此时，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去，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习仲勋按规定配有马匹，但每次去农场劳动或参加其他集体活动时，他总是把马让给同志们驮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讲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谈笑风生。机关里的干部及普通人员，并不把习仲勋当外人，有话就与他说，有了不顺心的事就和他唠，人们都说：习书记真是咱们的贴心人啊！
习仲勋之所以受到群众信任和爱戴，正如20世纪40年代初党组织给他的鉴定中所讲：“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问题的，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么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此，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
习仲勋1913年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他76年的革命生涯先后得到毛泽东多次高度评价，称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领导能力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评价包含了对习仲勋处事艺术高超、经验丰富和驾轻就熟领导能力的肯定，也包含了对他做人刚直不阿、至善至美优秀品格的赞赏。
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
习仲勋是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典范。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他热爱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生动事迹至今还在庆阳、西峰、环县的群众中广为传颂着。
1934年11月7日，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他一村一村搞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提出实施了以土地革命、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十大政策”，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组织群众生产支援红军，发行货币活跃边区商贸市场，开放集市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培养军政干部保证红军和地方工作的需要，发展教育创办列宁小学，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素质，使边区到处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他要求各个部门都制定和公布具体的工作计划，特别是如何便于与群众联系和沟通的措施，要求工作人员务必努力做到“关心群众，不分你我”。他亲自深入贫苦农民家中，访贫问苦，帮助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倡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把一些有觉悟、有胆识、能说会教的女青年培养成为当地的妇女干部；积极发动群众，建立农工会、贫农团和农民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以及游击队、赤卫队等武装组织。当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要出去转一转，听取老百姓各种意见反映。每次群众总是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这一系列群众工作，得到了人民的广泛拥护和大力支持，使陕甘边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那时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建立的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原中顾委委员、红26军第2团团长王世泰说：“习仲勋同志不但有许多军事活动要领导指挥，政权建设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
习仲勋做群众工作的主要方法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以点带面，推动工作。在陕甘宁边区热火朝天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习仲勋到绥德分区担任书记。绥德地区人多地少，减租减息政策实施后，农民生活得到初步改善，但是贫苦农民阶层的生产力并未得到完全解放，生产生活还相当困难，所以边区政府号召这里的农民南下，去开发南部大片肥沃的土地，去开创他们幸福的生活。但是，有些贫苦农民不愿意南下。为了解这一问题，习仲勋带领一个调查组专门到郝家桥蹲点调查。
习仲勋通过在郝家桥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赁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他调查发现了农民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人亲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他提议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还奖给郝家桥村“农村楷模”的牌匾。蹲点调查结束后，习仲勋批准了调查组根据郝家桥经验制定的绥德地区移民工作方案，使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以至全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
在典型经验的引导下，绥德地区各级组织制定了发展生产计划，农村建立了变工队，积极提倡革新农业耕作技术。当年粮食获得较好收成，基本解决了全区52万人的吃饭问题。此后，绥德地区还涌现出许多典型的区、乡、村和模范先进人物。习仲勋也和刘玉厚结下了深厚感情。
关心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
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是习仲勋一生的优良品德。20世纪40年代初党组织对他的鉴定中有这么一段话：“凡是关中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欢他。有一次，一位团长和他同道走路，见到每一家都对他表示亲热和欢迎，并且丰盛地招待他，很为惊奇和感动。在一个夏天，习仲勋走得疲倦了，就随便睡到一家老乡的炕上，那位年老的主人就蹲在他的身旁，亲切地看着他，替他驱着苍蝇。”这时忽然跑来一个找他的乡民，老汉马上轻声说：“轻一点，仲勋同志困了，让他好好地睡一会儿。”他过去领导斗争工作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蔽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去慰劳他。1941年六七月间，他生病了，许多群众跑来看他，就连友区的人民，也纷纷打听他的病情。他和蔼可亲，就是陌生人，只要和他见上一次面，就能带回很好的印象，甚至原来的敌视者，在和他见面后，竟能改变和减轻原有的偏见成分，但是仲勋同志一点不会失掉自己的立场。
1936年，习仲勋在环县任书记时，有一天和苟广德（当年任洪德乡农会主席）一块下乡。傍晚时分，苟广德不慎扭伤了脚，疼得无法行走，习仲勋就把苟广德背了两里多地，送回家里医治。有一次，县委的通讯员拉痢疾病倒了，习仲勋亲自给他抓药并熬好让他服用，把他感动得热泪盈眶。还有一户姓梁的群众家里娶儿媳妇，因当地群众识字的很少，没有人会写对联，有人提议能否请习书记书写。于是，梁家人便拿了红纸来找习仲勋，受到热情接待，并很快得到了一大四小五副对联。有趣的是，在洞房的门上，习仲勋还就这一对新人的名字撰写了一副雅俗共赏的“嵌字联”。通过这些关乎群众的细小事情，习仲勋使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感到“共产党的县委没有衙门架子”，许多群众积极前来给环县县委提供情报、支持工作，使党的基层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革命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发展。
习仲勋任关中分委书记时，在关中分委驻地，农民马团儿妻子难产，情况危急，习仲勋知道后，立即派警卫员请来大夫，买来药，使婴儿顺利出生，母子平安。这家人感动得直流泪，坚持让习仲勋给起了个名字。分委机关的马匹饲养在马家堡一位聋哑人家中。这家主妇嫌弃聋哑丈夫，闹着要离婚。习仲勋知道情况后，除了给这对夫妇做调解工作外，特别叮咛分委机关饲养员说：要注意言行举止，遵守群众纪律，以免影响房东夫妻关系。
一年夏天，新正县龙嘴子回民区发生传染病，危及少数民族同胞的身体健康。习仲勋意识到疫病流行威胁人民生命，影响农业生产，同时关系到党的民族政策的落实，立即派专人到延安光华药厂购药，并指示分区有关部门联系医生进行预防、治疗，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扩展。染病的群众经过及时治疗后，很快恢复了健康。共产党的分委书记这样无微不至地关心群众，真正做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深深地感动了驻地群众，也赢得了群众对党的拥护！
1937年，关中分委驻栒邑马家堡。有一天炊事员老李很神秘地告诉习仲勋：锁柱媳妇常常偷咱们伙房的面和硬柴，你说怎么治治？习仲勋却说：“把他们一家人搭在咱们灶上吃饭，也没什么，群众穷嘛！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群众供给的，离开群众寸步难行。群众吃点拿点不要紧，不要声张，免得引起他们家庭不和。”这就是他的群众观，是人民群众养活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养活了群众。不久，这话被锁柱家的人知道了，他们非常感激地说：“习书记真是宽宏大量，以后再也不偷机关灶上的东西了。”
习仲勋经常教育干部、战士时刻维护群众利益，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严守群众纪律，同一切违反群众利益的行为作斗争。1940年4月3日，他以关中分区书记身份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高自立写信，讲道：“由于关中生产条件的限制，同时又是战争环境，而部队却要急于生产，因此滥伐公树甚至群众私树的事情便非常之多。如独立二营在赤水一次就伐了几十棵，价值3000余元，八团在东区伐的公树、庙树亦属不少。这样对关中保护森林及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影响，都是很大的。特请设法予以制止为盼。”这封信引起了边区政府的关注，立即协调解决部队困难，制止了乱砍滥伐的现象，维护了群众利益。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1939年5月的一天，任关中分区书记的习仲勋独自一人去新宁县乡下视察。当他路过一个村子时，忽然听见一棵树下有人啼哭。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老大娘。老大娘边哭边念叨着：“哎，我，恓惶得很呀！天呀，我怎么活呀？！”习仲勋忙上前关切地问：“大娘，你怎么了？有什么难事，就对我说吧。”老大娘头也不抬，继续哭诉着：“谁也救不了我的老汉呀！”习仲勋听了马上表态说：“大娘，您相信我吧，我是习仲勋。”“习仲勋”这三个字还真灵验，老大娘立即停止了哭泣，抬头仔细打量，确认是习仲勋后，就说：“习书记，你快到我家看看吧，我老汉快要咽气了。”习仲勋听说之后，赶忙搀扶着老大娘去她家。
这家人姓李，老汉叫李青林。他们走进窑洞时，只见李青林躺在土炕上，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的鼻血正一滴一滴往下流，下面接着一个碗，碗里已有半碗血。习仲勋见状忙问：“得的是什么病，怎么血流不止啊？”老大娘说：“村里人都说没有见过这样的病，鼻孔一出血就血流不止。”习仲勋又关切地问：“大叔，您怎么了？您家还有什么人吗？”李青林轻轻地挥了一下手，说：“习书记，我快不行了。就一个儿子，去年被国民党进攻边区时拉去当兵。就因为这事，村里人说我们是反革命家属，有困难没有人敢管。”
习仲勋全明白了，他说：“大叔，您儿子不是反革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来，我背你去边区医院看病，只要止住了流血，这病会好的。”李青林说：“习书记，您是我们这里的父母官，我怎么能让您背呢？”习仲勋说：“不，我是人民的公仆，是为大伙服务的。来，我背您去医院。”
习仲勋背着李青林一路小跑，李青林的鼻血不断滴在他的脖子上。到了边区医院，医院陈院长立即对患者进行了抢救。结果血是被止住了，但因身体太虚弱，李青林很快昏迷了过去。陈院长说：“得马上输血，不然有生命危险。”
一名护士听了，马上说：“我是O型血，输我的。”习仲勋说：“光输你一个人的血是不行的，我再动员一下咱们的保卫大队，多找些人。”但当习仲勋去保卫队动员队员输血时，一个队员却说：“习书记，您了解那个人吗？他可是反革命家属啊！”习仲勋严肃地说：“你怎么这么认识问题？难道国民党的兵都是蒋介石、胡宗南吗？他儿子是被迫当兵的，他们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只要我们把家属工作做好了，他儿子的态度也会转变的。”那个队员听习仲勋这么一说，就第一个表态：“习书记，我听您的，就输我的血吧，我是O型。”习仲勋一连找了5个人给李青林输血，李青林终于被救活了。
李青林出院的那天，专门去看望习仲勋，并对他说：“习书记，咱共产党、边区政府太好了。您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大恩人呀！我今天就去县自卫队，叫回我那儿子，让他参加咱们的八路军。”李青林出院后，果然去了国民党县自卫队，他叫出儿子，把习仲勋和边区医院救他的事从头至尾给儿子说了。一个月后，李青林的儿子不但自己逃回了边区，还带回3个一块当兵的兄弟参加了关中分区八路军队伍。
严于律己和率先垂范的公仆意识
习仲勋成为领导干部后，并不以干部自居，依然兢兢业业，与机关工作人员打成一片，艰苦朴素，保持公仆本色，成为领导干部的楷模，起到了带头和示范作用。
关中分区机关的伙食费每人每天仅3分钱，为了节省有限的经费，机关干部要经常出去打柴，有时要到很远的大弯一带去。每当此时，习仲勋总是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去，一起从沟里往塬上扛柴。同志们劝他休息时，他却说：我们都是劳动者，参加这点体力劳动要比战场上的同志轻得多。他们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劳动磨破点皮算什么？习仲勋按规定配有马匹，但每次去农场劳动或参加其他集体活动时，他总是把马让给同志们驮行李，自己和大家一起步行，一路讲故事、唱秦腔、拉家常，谈笑风生。机关里的干部及普通人员，并不把习仲勋当外人，有话就与他说，有了不顺心的事就和他唠，人们都说：习书记真是咱们的贴心人啊！
习仲勋之所以受到群众信任和爱戴，正如20世纪40年代初党组织给他的鉴定中所讲：“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问题的，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么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因此，群众信任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人。当群众有疑难时，就说：找仲勋去！”（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