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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我属于党
著名作家柯岩1999年为《曾志回忆实录》一书撰写的代序中这样写道，人的一生，都在路上。在这漫漫的人生路上，无论是辉煌的，抑或是黯淡的，你都将遇到千千万万的人：有的长期交往，有的擦肩而过；有的令你赞叹，有的令你惶惑；有的令你鄙夷，有的令你无可奈何。当然，其中也有许多或此事让你钦佩，或彼举令你心折的人；但是能让你刻骨铭心、终生仰慕，每一念及则令你肃然起敬如涤心肺者，滚滚红尘中，也就屈指可数了。曾志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96年12月27日，在“庆祝曾志入党七十周年”会上，曾志老人接过话筒，向大家深鞠一躬：“我实在惭愧，我为党做得太少，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得过一枚勋章，这说明我实在普通。相反，我受过许多处分，甚至撤销职务隔离审查，那我也决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的选择。走过七十年，我凭的是信仰、信心和坚强、从不动摇。我讲得语无伦次，对不起大家，但讲的都是心里话。”朴实的话语，充分显示出一个共产主义者坚定的革命信仰。
在《百战归来认此身》一书里，曾志老人这样回忆她的“历史问题”：在延安审干运动中，曾志因在白区、敌占区和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成了审干的重点对象。支部把审查曾志的结论交给她看。结果认定曾志离开闽东苏区是逃跑行为，与任铁锋的关系、荆当远（即荆门、当阳、远安）的工作以及平林店被扣等，都有特务嫌疑，最后结论是把曾志的问题挂起来。曾志早就料到不会有好结论，但给她戴一顶“特务嫌疑”的帽子却是始料未及的。于是她便根据这份结论的内容，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一项一项地进行辩解反驳。还去找了党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释，但他不表态。她又去找教务主任，他说：是啊，这些问题是跳到黄河也说不清了。曾志请他说几句公道话，他很客气，可也不肯表态。碰了这些钉子，曾志便不再找人了，挂起来就挂起来吧！她不断勉励自己：革命是自觉的事，决不能因这个审干结论而消极、悲观，还要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和清白。她说：“我是革命战争中的一个幸存者，我只有更加积极努力，自觉为党工作，才能不愧对那些先我而去的同志，才能不愧对自己的历史。”一年多的审查批斗中，曾志没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没流过一滴泪。她唯一的武器就是“实事求是，知之说知之，不知说不知”，她认为这是她能做的对党的最大忠诚。
第二次审查是在延安整风后期的所谓“抢救运动”。经过一年四个月的监禁审查，还是把闽东这一段历史挂了起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论还写着：“曾志同志在闽东以前和闽东以后，工作一贯积极，表现是好的。但是离开闽东是一种政治动摇行为。”由于这个结论，华中代表团选举七大候补代表时，赞成票刚刚超过2/3，差一点落选。几乎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都是背着这个政治包袱工作的。她想，现在是战争环境，加上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限制，所以我不便要求组织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详细调查。“想想无数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想想党和军队的宏图大业，我一人的委屈和不平又何足挂齿？！”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把离开闽东的经过以及她的全部经历，向中共广州市委和广东省委写了一份详细报告，每一段经历都写了证明人，请求党组织进行审查。省、市委组织部为此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与审查，1956年中共广东省委作出正式结论：“曾志同志1935年春离开闽东与党失去联系，主要是因病到白区治疗，同时又正值敌人大举向闽东苏区进攻，交通断绝的战争环境所致，并非动摇逃跑。曾志同志离开闽东后并未消极，病好后仍继续寻找党组织，进行革命工作……1936年经北方局正式批准恢复了党的关系……曾志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对此结论，1957年1月21日，中央组织部批复：同意。时隔14年之久，她的历史问题才真正弄清楚了。她充分理解信任组织，也从未有一刻因为委屈而懈怠了自己的工作。她晚年对儿女坦露心迹，“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真实的共产主义者
曾志老人是勇于讲真话、勇于解剖自己的人。她到延安后参加了马列学院的学习。她在书中直言，她16岁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到如今再一次迈进校门，其间相隔了十多年，她已经不习惯坐下来读书了，主要是脑子静不下来，也动不起来，一捧起书本，没看两页不是想睡觉就是思想开小差。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学比行军打仗还艰难。尽管如此，她却很努力。书读了一遍，获得些印象，两遍学到些皮毛。反复读，反复揣摩，反复思考，做摘录，写笔记，慢慢就有了心得体会，有了收获补益。曾志说：“三个月后，这一情况才有改变。读书也读出些兴趣了，静得下心坐得住，自然也不打瞌睡了。”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她能看到自身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放弃，最终取得了令自己满意的效果。
曾志的无私无畏和敢讲敢说，从她和毛泽东的深厚友谊中可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曾志与毛泽东的交往是从井冈山开始的。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毛会合”后，曾志随第七师直属队上了井冈山。1928年8月中旬的一天，曾志和丈夫蔡协民在休息时，突然听到门外有个洪亮的声音在喊蔡协民，原来是毛泽东。这是曾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她当时就感到他是个热情风趣、平易近人的人。在井冈山艰苦的岁月里，同志之间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曾志和毛泽东、贺子珍此后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性情直率的她不仅敢和毛泽东顶撞，还曾两次对毛泽东是否搞特殊化进行过突然“袭击”。那时，红军战士们吃得最好的就是红米饭和南瓜汤，有时甚至要饿肚子。有的战士就说，咱们吃得这么差，毛泽东吃的肯定和咱们不一样，会有肉吃的。曾志听后将信将疑。为了弄清真实情况，她先后两次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闯进毛泽东的家，掀开他家的锅盖看做的是什么饭。结果，两次看到的都和战士吃的一样，她这才相信毛泽东真的没有搞特殊，始终和红军战士们同甘共苦。
不久，曾志离开井冈山到福建工作，与毛泽东等分别很多年，直到到了延安才见面。1938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曾志名义上是荆门合作饭店女老板，实际上是荆当远中心县委书记。第二年，国民党下达了“限制令”，又搞起“排斥异党”的老一套。曾志目标太大，无法留在荆当远地区，组织上送她去延安学习。经过三个多月的辗转跋涉，1939年深秋抵达延安。曾志一到延安，就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见面。两天之后，毛泽东就回信了：“曾志同志，接到你的来信，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接你来，见面再长谈。”第二天一见面，毛泽东握住曾志的手，高兴地说：“你来了，很好，很好！这几年上海那边有人来延安，我都注意打听你。潘汉年来时我也向他问起你和蔡协民，这几年你们在哪里？”毛泽东这样的细致关心，使曾志很感动。面对兄长般的领袖，曾志将几年来的郁闷委屈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毛泽东则认真倾听着。最后曾志向毛泽东说：“这次来延安准备进马列学院学习，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条件系统学习过。”曾志的要求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对她说：“很好，你有了实际工作经验，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之后，就可以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自己才可能有真正的提高。”
延安整风运动中对曾志的审查，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纠正以及朱德、陈毅等了解和熟悉曾志的同志纷纷站出来为她说话，最终才使她通过审查，并被补选为党的七大候补代表。1944年12月，在王家坪举办的毛泽东的生日舞会上，曾志见到了毛泽东。看到曾志，毛泽东很高兴，还邀她跳舞，并表示理解她的心情。由于曾志与毛泽东之间从井冈山建立起来的革命友谊，后来毛泽东自己的一些事都托付给曾志。
无畏的共产主义者
党的七大开幕前，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敌后去加强武装斗争，曾志得知消息后，决定和陶铸一起到敌后去。但当时中央规定一律不调女同志，不准带家属。于是，曾志找到毛泽东，提出要求：“不可能一律不去，个别情况个别对待，我做过那么长时间的地下工作，怎么就不能去敌后呢？你们不要看不起女同志！”因为她的坚持，毛泽东最后宽厚地笑着说：“好！好！我支持你去！”最后，中央特批曾志随陶铸南下沦陷区打游击。1945年6月12日，参加完党的七大的曾志随大部队出发了。1945年，陶斯亮刚4岁，革命斗争的高潮又来临了，根据党的需要，陶铸和曾志同志将被派往东北沦陷区组织敌后游击斗争。临行时，曾志依依不舍地把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给了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战士杨顺卿照看。母女俩分别时，曾志十分郑重地对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她和陶铸在向毛主席辞行时明确表示：“为了革命，决不考虑个人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当时毛主席充满激情地赞叹道：“这才是陶铸和曾志！”在艰苦岁月里，每当革命和家庭生活发生矛盾时，曾志总是这样：“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
曾志参加革命70多年，一生经历过苏区、游击区、白区、国统区、解放区等各种复杂环境，从事过武装游击斗争、地下斗争、统战工作、抗日工作等，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她说：“我之所以幸存下来，不是‘福大’‘命大’，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导，靠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靠刚强的意志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紧密依靠人民群众。”
曾志在临终前，就自己那80个装工资的信封袋再三嘱咐家人：“一定不要扔掉，因为它们可以证明这些都是我的辛苦钱，每一笔都是清白的。”曾志在癌症疼痛中，仍口述了另一份遗嘱，说“共产党员不应该有遗产”。对自己多年来积蓄的几万元现金和存款也作了决定：“我的子女们不得分我的这些钱。”“要将钱给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她把个人存款6万多元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和建立机关老干部活动基金。看着那些发黄的工资袋，亲人们热泪盈眶。
这位为党为人民付出了70余年的心血，最高担任了中组部副部长的革命者，从来没有以老资格作为资本向组织争过地位和享受。特别是在党组织对她有过误解、受了不公正待遇，她仍不灰心，对崇高理想不失信心。她住的是几间小房，穿的是朴素衣着，用的是简陋家具，吃的是平淡饮食，居陋巷不改其乐，因为她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理想。她的女儿陶斯亮说过这样一段话：如今，我们不可能有他们当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我不希望“80后”“90后”的人们，对这些历史和历史里的人，像对待一页旧书翻过去，不屑一顾，而是希望他们会理解、崇敬、佩服前辈。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
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96年12月27日，在“庆祝曾志入党七十周年”会上，曾志老人接过话筒，向大家深鞠一躬：“我实在惭愧，我为党做得太少，只是一个普通的党员，我没当过模范，没当过先进工作者，没得过一枚勋章，这说明我实在普通。相反，我受过许多处分，甚至撤销职务隔离审查，那我也决不怪组织，因为跟随党是我自己的选择。走过七十年，我凭的是信仰、信心和坚强、从不动摇。我讲得语无伦次，对不起大家，但讲的都是心里话。”朴实的话语，充分显示出一个共产主义者坚定的革命信仰。
在《百战归来认此身》一书里，曾志老人这样回忆她的“历史问题”：在延安审干运动中，曾志因在白区、敌占区和国统区从事过地下工作，成了审干的重点对象。支部把审查曾志的结论交给她看。结果认定曾志离开闽东苏区是逃跑行为，与任铁锋的关系、荆当远（即荆门、当阳、远安）的工作以及平林店被扣等，都有特务嫌疑，最后结论是把曾志的问题挂起来。曾志早就料到不会有好结论，但给她戴一顶“特务嫌疑”的帽子却是始料未及的。于是她便根据这份结论的内容，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一项一项地进行辩解反驳。还去找了党校一部主任，向他解释，但他不表态。她又去找教务主任，他说：是啊，这些问题是跳到黄河也说不清了。曾志请他说几句公道话，他很客气，可也不肯表态。碰了这些钉子，曾志便不再找人了，挂起来就挂起来吧！她不断勉励自己：革命是自觉的事，决不能因这个审干结论而消极、悲观，还要用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和清白。她说：“我是革命战争中的一个幸存者，我只有更加积极努力，自觉为党工作，才能不愧对那些先我而去的同志，才能不愧对自己的历史。”一年多的审查批斗中，曾志没说过一句违心的话，没流过一滴泪。她唯一的武器就是“实事求是，知之说知之，不知说不知”，她认为这是她能做的对党的最大忠诚。
第二次审查是在延安整风后期的所谓“抢救运动”。经过一年四个月的监禁审查，还是把闽东这一段历史挂了起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结论还写着：“曾志同志在闽东以前和闽东以后，工作一贯积极，表现是好的。但是离开闽东是一种政治动摇行为。”由于这个结论，华中代表团选举七大候补代表时，赞成票刚刚超过2/3，差一点落选。几乎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她都是背着这个政治包袱工作的。她想，现在是战争环境，加上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限制，所以我不便要求组织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详细调查。“想想无数倒在血泊中的先烈，想想党和军队的宏图大业，我一人的委屈和不平又何足挂齿？！”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把离开闽东的经过以及她的全部经历，向中共广州市委和广东省委写了一份详细报告，每一段经历都写了证明人，请求党组织进行审查。省、市委组织部为此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与审查，1956年中共广东省委作出正式结论：“曾志同志1935年春离开闽东与党失去联系，主要是因病到白区治疗，同时又正值敌人大举向闽东苏区进攻，交通断绝的战争环境所致，并非动摇逃跑。曾志同志离开闽东后并未消极，病好后仍继续寻找党组织，进行革命工作……1936年经北方局正式批准恢复了党的关系……曾志同志历史清楚，政治上无问题。”对此结论，1957年1月21日，中央组织部批复：同意。时隔14年之久，她的历史问题才真正弄清楚了。她充分理解信任组织，也从未有一刻因为委屈而懈怠了自己的工作。她晚年对儿女坦露心迹，“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真实的共产主义者
曾志老人是勇于讲真话、勇于解剖自己的人。她到延安后参加了马列学院的学习。她在书中直言，她16岁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到如今再一次迈进校门，其间相隔了十多年，她已经不习惯坐下来读书了，主要是脑子静不下来，也动不起来，一捧起书本，没看两页不是想睡觉就是思想开小差。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学比行军打仗还艰难。尽管如此，她却很努力。书读了一遍，获得些印象，两遍学到些皮毛。反复读，反复揣摩，反复思考，做摘录，写笔记，慢慢就有了心得体会，有了收获补益。曾志说：“三个月后，这一情况才有改变。读书也读出些兴趣了，静得下心坐得住，自然也不打瞌睡了。”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她能看到自身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放弃，最终取得了令自己满意的效果。
曾志的无私无畏和敢讲敢说，从她和毛泽东的深厚友谊中可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曾志与毛泽东的交往是从井冈山开始的。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毛会合”后，曾志随第七师直属队上了井冈山。1928年8月中旬的一天，曾志和丈夫蔡协民在休息时，突然听到门外有个洪亮的声音在喊蔡协民，原来是毛泽东。这是曾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她当时就感到他是个热情风趣、平易近人的人。在井冈山艰苦的岁月里，同志之间的关系是比较亲密的，曾志和毛泽东、贺子珍此后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性情直率的她不仅敢和毛泽东顶撞，还曾两次对毛泽东是否搞特殊化进行过突然“袭击”。那时，红军战士们吃得最好的就是红米饭和南瓜汤，有时甚至要饿肚子。有的战士就说，咱们吃得这么差，毛泽东吃的肯定和咱们不一样，会有肉吃的。曾志听后将信将疑。为了弄清真实情况，她先后两次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闯进毛泽东的家，掀开他家的锅盖看做的是什么饭。结果，两次看到的都和战士吃的一样，她这才相信毛泽东真的没有搞特殊，始终和红军战士们同甘共苦。
不久，曾志离开井冈山到福建工作，与毛泽东等分别很多年，直到到了延安才见面。1938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曾志名义上是荆门合作饭店女老板，实际上是荆当远中心县委书记。第二年，国民党下达了“限制令”，又搞起“排斥异党”的老一套。曾志目标太大，无法留在荆当远地区，组织上送她去延安学习。经过三个多月的辗转跋涉，1939年深秋抵达延安。曾志一到延安，就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见面。两天之后，毛泽东就回信了：“曾志同志，接到你的来信，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接你来，见面再长谈。”第二天一见面，毛泽东握住曾志的手，高兴地说：“你来了，很好，很好！这几年上海那边有人来延安，我都注意打听你。潘汉年来时我也向他问起你和蔡协民，这几年你们在哪里？”毛泽东这样的细致关心，使曾志很感动。面对兄长般的领袖，曾志将几年来的郁闷委屈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毛泽东则认真倾听着。最后曾志向毛泽东说：“这次来延安准备进马列学院学习，因为长期在白区工作，没有条件系统学习过。”曾志的要求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对她说：“很好，你有了实际工作经验，再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之后，就可以把经验好好总结起来，自己才可能有真正的提高。”
延安整风运动中对曾志的审查，正是由于毛泽东的纠正以及朱德、陈毅等了解和熟悉曾志的同志纷纷站出来为她说话，最终才使她通过审查，并被补选为党的七大候补代表。1944年12月，在王家坪举办的毛泽东的生日舞会上，曾志见到了毛泽东。看到曾志，毛泽东很高兴，还邀她跳舞，并表示理解她的心情。由于曾志与毛泽东之间从井冈山建立起来的革命友谊，后来毛泽东自己的一些事都托付给曾志。
无畏的共产主义者
党的七大开幕前，中央决定派一批干部到敌后去加强武装斗争，曾志得知消息后，决定和陶铸一起到敌后去。但当时中央规定一律不调女同志，不准带家属。于是，曾志找到毛泽东，提出要求：“不可能一律不去，个别情况个别对待，我做过那么长时间的地下工作，怎么就不能去敌后呢？你们不要看不起女同志！”因为她的坚持，毛泽东最后宽厚地笑着说：“好！好！我支持你去！”最后，中央特批曾志随陶铸南下沦陷区打游击。1945年6月12日，参加完党的七大的曾志随大部队出发了。1945年，陶斯亮刚4岁，革命斗争的高潮又来临了，根据党的需要，陶铸和曾志同志将被派往东北沦陷区组织敌后游击斗争。临行时，曾志依依不舍地把陶斯亮留在延安保育院，交给了一位经过长征考验的战士杨顺卿照看。母女俩分别时，曾志十分郑重地对杨顺卿说：“我们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你了，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她和陶铸在向毛主席辞行时明确表示：“为了革命，决不考虑个人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当时毛主席充满激情地赞叹道：“这才是陶铸和曾志！”在艰苦岁月里，每当革命和家庭生活发生矛盾时，曾志总是这样：“开怀天下事，不言身与家。”
曾志参加革命70多年，一生经历过苏区、游击区、白区、国统区、解放区等各种复杂环境，从事过武装游击斗争、地下斗争、统战工作、抗日工作等，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她说：“我之所以幸存下来，不是‘福大’‘命大’，而是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导，靠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靠刚强的意志和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及紧密依靠人民群众。”
曾志在临终前，就自己那80个装工资的信封袋再三嘱咐家人：“一定不要扔掉，因为它们可以证明这些都是我的辛苦钱，每一笔都是清白的。”曾志在癌症疼痛中，仍口述了另一份遗嘱，说“共产党员不应该有遗产”。对自己多年来积蓄的几万元现金和存款也作了决定：“我的子女们不得分我的这些钱。”“要将钱给贫困地区建希望小学。”她把个人存款6万多元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和建立机关老干部活动基金。看着那些发黄的工资袋，亲人们热泪盈眶。
这位为党为人民付出了70余年的心血，最高担任了中组部副部长的革命者，从来没有以老资格作为资本向组织争过地位和享受。特别是在党组织对她有过误解、受了不公正待遇，她仍不灰心，对崇高理想不失信心。她住的是几间小房，穿的是朴素衣着，用的是简陋家具，吃的是平淡饮食，居陋巷不改其乐，因为她追求的是共产主义理想。她的女儿陶斯亮说过这样一段话：如今，我们不可能有他们当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但是我不希望“80后”“90后”的人们，对这些历史和历史里的人，像对待一页旧书翻过去，不屑一顾，而是希望他们会理解、崇敬、佩服前辈。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