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黄炎培的延安观感
1944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防御转入反攻的一年。在国内，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上也开始了对日寇的局部反攻。但是，国民党由于长期坚持一党专政，政治、军事愈来愈走向腐败，在豫湘桂战役中竟出现一溃千里的局面，使国统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危机走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为了挽救危局，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944年9月15日，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重庆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国是会议、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的要求。接着，周恩来又在延安发表演说，进一步阐明了中共要求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这一主张国民党不肯接受，而以准备“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进行搪塞。
1945年1月，毛泽东又代表中共中央通过赫尔利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预备会的建议，主张党派会议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这一建议得到了民盟的坚决支持。1月下旬，中共中央又派周恩来赴重庆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进行了会谈，并达成了初步协议。但此协议随即就被蒋介石否定。2月13日蒋在接见周恩来时竟当面对周说：“召开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推翻政府。”周恩来非常气愤，很快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尽管如此，同年4月下旬党的七大在延安开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毛泽东说，其办法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但这一要求又被国民党拒绝。国民党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拟定于在当年7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行国民党的反动决议”。
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一意孤行地要召开由它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一部假民主的“宪法”，其目的有三个：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如果让国民党的计划实现，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就会爆发。因此决定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定于7月在重庆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以示抗议。
此时国共两党的谈判已完全停止，两党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内战将要爆发的危险就摆在人们的面前。而如果内战爆发，既影响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又影响到战后国家的前途，因而使一直注视着国共两党关系的黄炎培、褚辅成等爱国民主人士感到非常担心。为此，褚辅成、黄炎培于5月下旬就约集参政会中与他们观点相同或相近的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进行商讨，研究如何调解国共关系，促使两党恢复和谈。他们还与中共驻重庆南方局代表王若飞进行了初步接触，并向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世杰和秘书长邵力子说明了他们的想法，请王世杰、邵力子帮助联系面见蒋介石，以便直接听取蒋的意见。
6月1日，蒋介石在其官邸宴请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王云五等参政员，王世杰、邵力子、雷震作陪。其间，褚辅成、黄炎培向蒋报告了他们为促成国共两党恢复和谈准备致电延安的想法，征询蒋的意见，蒋表示：他对此“无成见，诸君意如何，当照办”。宴会结束后，褚辅成等便推黄炎培、傅斯年起草致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电稿，并由邵力子转交张治中于6月6日发出。
6月21日，他们从邵力子处收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复电，表示热忱欢迎七位参政员赴延安。
7月1日，黄炎培等六位爱国民主人士（王云五因为生病未能成行）乘飞机从重庆抵达延安，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机场迎接。
在为期五天的行程中，黄炎培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光华农场、日本工农学校等地方。在延安新市场，三人仔细询问商品价格、商业运营模式，留心观察街市人情。“三个人走了好多时候，街道是整洁的，阶下有水道。却没有看到茶馆，没有看到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他们叫做二流子。男女都气色红润，尤其是女子，特别秀硕。据说，当地人家吃小米，小米很能增加女子内分泌……在街上绝对没有看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街上妇女的装束分为两种，其一是短发制服、干净利落、英姿飒爽的公家人；其二是从农村来的陕北婆姨，穿着窄而长袖的大襟白布短衣，小而圆的裤脚，不穿裙装，天足，梳着扁形圆髻，发髻上插上十来个白银针，中心一针较大，周围较小，眉目清秀，鼻梁平直修长，淡淡妆，天然样，健康体面而有尊严地忙碌着自己的生计。
在为期五天的行程中，黄炎培陆续接待了在延安的新朋旧友，丁玲、陈学昭、陈毅、张仲实、张曙光、范文澜等。他们不全是中共党员，交谈中黄炎培获悉了更多关于延安社会的深层信息。
在发展经济方面，政府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下的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既保护富农，又保护耕农。边区银行以服务边区民众经济生产为宗旨，“在信用社资金调剂不过来或无法调剂时，银行负责扶助，给以必要的贷款”。在农忙时节，广泛组织变工队和扎工队，前者是交换工作，后者是替人做工，或受酬金，或答还工作，都发挥着逐步改变农村生产关系的作用。在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实行供给制，确保物质条件总体比较贫乏中的公平和温饱。作家群体享受特别优待。政府鼓励公家人及其家属努力生产，或就屋旁余地种植蔬菜，或纺纱织布制衣服及其他手工艺品，个人完成劳动任务后的剩余所得，都归个人所有，换取报酬，自由支配。从而丰富了物质生活条件，调剂了个人生活必需品，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
在民主政治方面，让地方民众监督政府。政府在街头都设置有意见箱，“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这样一种公开倾听民意的渠道，让政府权力运行和公务人员工作行为，完全放置在民众的监督之下。也便于政府敞开胸怀，倾听民声，尊重民意，关心民生疾苦，改善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兴奋地出心出力。这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成就和业绩。政府对群众呵护有加。“绝对不拉兵，前方士兵缺额，都就地补充。这里常有志愿从军的青年，最近有二十多人愿赴东北，政府替他们饯行，勉励了他们不少的话。”这与此前中国乡村流行数千年的抓壮丁，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只有民众对政府发自内心地爱戴，才会主动站出来，志愿保护这个政权。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好像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
在社会治理方面，中共主政延安十年，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从初到延安时的不过2000人，发展到目前的5万人；吴起镇由之前的偏僻小镇变成了闹市，志丹县由之前只有9户人家的小县城发展成陕北重镇。十年来，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对农村传统民俗，在尊重保护的前提下，变革利用之。“到处有庙会，不禁止的，但趁此举行各种有关教育卫生等宣传。”
在军队建设方面，军民关系处理得很好。“中共军队每到一地方，必首先争取民众。现时他们所用的方法，是使民众站起来，聚拢来，让他们自由投票选出他们所认为满意的人，做这一地方的乡长或其他公职，军队绝对不参加意见。如果遇到士兵与地方老百姓发生纠纷，必须责备士兵，因为老百姓没有枪，决不敢也决不能欺侮有枪的兵士。”
黄炎培一行参加了中共党政军方面的招待宴请，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在交流应酬中，了解到那些赫赫有名的中共军事将领，并非如此前某种单方面宣传所说的如洪水猛兽，相反都很儒雅有礼，见面谈笑，如坐春风。
通过广泛的观察交流，黄炎培对延安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些新奇而美好的印象，深深地吸引了黄炎培的关注和思考。
在离开延安后的回忆文章中，黄炎培讲道：
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因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
由此可以看出，延安之行，使黄炎培看到了完全不同于国统区的新气象，让他对中共、对中共治理下的陕甘宁边区有了一个非常全新的认识，在他的心中，延安社会是最接近他理想的社会，也是最能给人以希望和信心的社会。
同时，出于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人民的高度负责，黄炎培能更加深入、更加理性地观察和思考中共执政下的延安。在毛泽东询问他对于延安的观感后，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大势上提出自己的深深疑虑：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于黄炎培的疑问，毛泽东用57个字作了精辟的回答，其精髓只有两个字——民主。得出这个结论，应该不是毛泽东的突发奇想，其中不但蕴含了毛泽东对这一问题长久而深入的关注和思考，也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艰辛的探索。毛泽东的回答和在延安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化解了萦绕在黄炎培心中的疑团，他茅塞顿开，事后写下了对毛泽东回答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按照这个方法，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
从延安回到重庆，黄炎培应邀多次介绍此行观感。为了满足社会各界更多的需求，他以日记为依据，口述延安行程和观感，由夫人笔录整理成书《延安归来》，冲破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向社会各界广为发行，影响甚广。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大地建立起来，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基础上，与中国共产党携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黄炎培先生也积极投身到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当年他在延安窑洞里所提出的兴亡更替的周期率时刻警示着共产党人，激励着共产党人在“赶考”的路上，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历史终将证明，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跳出兴亡更替的周期率，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
为了挽救危局，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944年9月15日，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重庆召开的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召集国是会议、组织各党派联合政府的要求。接着，周恩来又在延安发表演说，进一步阐明了中共要求召开紧急国是会议，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这一主张国民党不肯接受，而以准备“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进行搪塞。
1945年1月，毛泽东又代表中共中央通过赫尔利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国是会议”预备会的建议，主张党派会议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代表参加。这一建议得到了民盟的坚决支持。1月下旬，中共中央又派周恩来赴重庆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进行了会谈，并达成了初步协议。但此协议随即就被蒋介石否定。2月13日蒋在接见周恩来时竟当面对周说：“召开党派会议，等于分赃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无异推翻政府。”周恩来非常气愤，很快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尽管如此，同年4月下旬党的七大在延安开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提出了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毛泽东说，其办法可分为两步走，第一步，“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但这一要求又被国民党拒绝。国民党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拟定于在当年7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强迫通过许多具体办法，以便实行国民党的反动决议”。
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一意孤行地要召开由它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一部假民主的“宪法”，其目的有三个：一则抵制联合政府；二则维持独裁统治；三则准备内战理由。如果让国民党的计划实现，一场大规模的内战就会爆发。因此决定中共参政员不出席定于7月在重庆召开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以示抗议。
此时国共两党的谈判已完全停止，两党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内战将要爆发的危险就摆在人们的面前。而如果内战爆发，既影响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又影响到战后国家的前途，因而使一直注视着国共两党关系的黄炎培、褚辅成等爱国民主人士感到非常担心。为此，褚辅成、黄炎培于5月下旬就约集参政会中与他们观点相同或相近的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进行商讨，研究如何调解国共关系，促使两党恢复和谈。他们还与中共驻重庆南方局代表王若飞进行了初步接触，并向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世杰和秘书长邵力子说明了他们的想法，请王世杰、邵力子帮助联系面见蒋介石，以便直接听取蒋的意见。
6月1日，蒋介石在其官邸宴请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王云五等参政员，王世杰、邵力子、雷震作陪。其间，褚辅成、黄炎培向蒋报告了他们为促成国共两党恢复和谈准备致电延安的想法，征询蒋的意见，蒋表示：他对此“无成见，诸君意如何，当照办”。宴会结束后，褚辅成等便推黄炎培、傅斯年起草致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电稿，并由邵力子转交张治中于6月6日发出。
6月21日，他们从邵力子处收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复电，表示热忱欢迎七位参政员赴延安。
7月1日，黄炎培等六位爱国民主人士（王云五因为生病未能成行）乘飞机从重庆抵达延安，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到机场迎接。
在为期五天的行程中，黄炎培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光华农场、日本工农学校等地方。在延安新市场，三人仔细询问商品价格、商业运营模式，留心观察街市人情。“三个人走了好多时候，街道是整洁的，阶下有水道。却没有看到茶馆，没有看到一个游手闲荡的人，他们叫做二流子。男女都气色红润，尤其是女子，特别秀硕。据说，当地人家吃小米，小米很能增加女子内分泌……在街上绝对没有看见过一个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街上妇女的装束分为两种，其一是短发制服、干净利落、英姿飒爽的公家人；其二是从农村来的陕北婆姨，穿着窄而长袖的大襟白布短衣，小而圆的裤脚，不穿裙装，天足，梳着扁形圆髻，发髻上插上十来个白银针，中心一针较大，周围较小，眉目清秀，鼻梁平直修长，淡淡妆，天然样，健康体面而有尊严地忙碌着自己的生计。
在为期五天的行程中，黄炎培陆续接待了在延安的新朋旧友，丁玲、陈学昭、陈毅、张仲实、张曙光、范文澜等。他们不全是中共党员，交谈中黄炎培获悉了更多关于延安社会的深层信息。
在发展经济方面，政府实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下的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既保护富农，又保护耕农。边区银行以服务边区民众经济生产为宗旨，“在信用社资金调剂不过来或无法调剂时，银行负责扶助，给以必要的贷款”。在农忙时节，广泛组织变工队和扎工队，前者是交换工作，后者是替人做工，或受酬金，或答还工作，都发挥着逐步改变农村生产关系的作用。在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实行供给制，确保物质条件总体比较贫乏中的公平和温饱。作家群体享受特别优待。政府鼓励公家人及其家属努力生产，或就屋旁余地种植蔬菜，或纺纱织布制衣服及其他手工艺品，个人完成劳动任务后的剩余所得，都归个人所有，换取报酬，自由支配。从而丰富了物质生活条件，调剂了个人生活必需品，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
在民主政治方面，让地方民众监督政府。政府在街头都设置有意见箱，“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这样一种公开倾听民意的渠道，让政府权力运行和公务人员工作行为，完全放置在民众的监督之下。也便于政府敞开胸怀，倾听民声，尊重民意，关心民生疾苦，改善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老百姓兴奋地出心出力。这是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成就和业绩。政府对群众呵护有加。“绝对不拉兵，前方士兵缺额，都就地补充。这里常有志愿从军的青年，最近有二十多人愿赴东北，政府替他们饯行，勉励了他们不少的话。”这与此前中国乡村流行数千年的抓壮丁，是截然不同的景象。只有民众对政府发自内心地爱戴，才会主动站出来，志愿保护这个政权。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好像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
在社会治理方面，中共主政延安十年，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从初到延安时的不过2000人，发展到目前的5万人；吴起镇由之前的偏僻小镇变成了闹市，志丹县由之前只有9户人家的小县城发展成陕北重镇。十年来，陕甘宁边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对农村传统民俗，在尊重保护的前提下，变革利用之。“到处有庙会，不禁止的，但趁此举行各种有关教育卫生等宣传。”
在军队建设方面，军民关系处理得很好。“中共军队每到一地方，必首先争取民众。现时他们所用的方法，是使民众站起来，聚拢来，让他们自由投票选出他们所认为满意的人，做这一地方的乡长或其他公职，军队绝对不参加意见。如果遇到士兵与地方老百姓发生纠纷，必须责备士兵，因为老百姓没有枪，决不敢也决不能欺侮有枪的兵士。”
黄炎培一行参加了中共党政军方面的招待宴请，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在交流应酬中，了解到那些赫赫有名的中共军事将领，并非如此前某种单方面宣传所说的如洪水猛兽，相反都很儒雅有礼，见面谈笑，如坐春风。
通过广泛的观察交流，黄炎培对延安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些新奇而美好的印象，深深地吸引了黄炎培的关注和思考。
在离开延安后的回忆文章中，黄炎培讲道：
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因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
由此可以看出，延安之行，使黄炎培看到了完全不同于国统区的新气象，让他对中共、对中共治理下的陕甘宁边区有了一个非常全新的认识，在他的心中，延安社会是最接近他理想的社会，也是最能给人以希望和信心的社会。
同时，出于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人民的高度负责，黄炎培能更加深入、更加理性地观察和思考中共执政下的延安。在毛泽东询问他对于延安的观感后，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大势上提出自己的深深疑虑：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对于黄炎培的疑问，毛泽东用57个字作了精辟的回答，其精髓只有两个字——民主。得出这个结论，应该不是毛泽东的突发奇想，其中不但蕴含了毛泽东对这一问题长久而深入的关注和思考，也蕴含着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中艰辛的探索。毛泽东的回答和在延安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感，化解了萦绕在黄炎培心中的疑团，他茅塞顿开，事后写下了对毛泽东回答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按照这个方法，中国共产党在延安“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
从延安回到重庆，黄炎培应邀多次介绍此行观感。为了满足社会各界更多的需求，他以日记为依据，口述延安行程和观感，由夫人笔录整理成书《延安归来》，冲破国民党的书报检查制度，向社会各界广为发行，影响甚广。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大地建立起来，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方针的基础上，与中国共产党携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黄炎培先生也积极投身到这一伟大的事业中。当年他在延安窑洞里所提出的兴亡更替的周期率时刻警示着共产党人，激励着共产党人在“赶考”的路上，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历史终将证明，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跳出兴亡更替的周期率，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族的伟大复兴！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