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2年12月13日
将上千个“二流子”改造组成生产大军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有一张泛黄的奖状，上面写着“善于领导群众”6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为延安县（今延安市宝塔区）县长刘秉温的题词。刘秉温善于领导群众，他将上千个不学无术的“二流子”改造，组成了生产大军。
“二流子”占到了延安县人口的5%
“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这则民间歌谣，形容的是当时边区出现的“二流子”。
“二流子”是陕北当地人对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的统称，一度还有“爬鬼”和“二流答瓜”这类五花八门的称谓。人们痛恨“二流子”，因为这些人不仅自己不劳动生产，还影响他人的生产积极性。
据资料记载，1937年延安县人口3万人，其中“二流子”共有1692人，占比达到5%。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边区进行包围封锁，致使边区财政经济日益困难。
为了打破封锁，广大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纷纷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但这些“二流子”好吃懒做，还企图煽动他人不参加劳动。
为此，毛泽东特别提出：“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这场改造“二流子”的运动，伴随着大生产运动同步展开。
“二流子”有认定标准
当时，在群众的认知中，“二流子”已经成为一个人人厌恶的“头衔”，因此，判定一个人是不是“二流子”时，就要慎之又慎，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让真正的“二流子”漏掉。
最初，由于标准不统一，大家会为了某个人是不是“二流子”，到底是“全个二流子”，还是“半个二流子”讨论到深夜，却往往争不出个结果。比如当时有的农民虽然抽大烟（即鸦片），但也从事生产，这时，认定就成了难题。最后，经过讨论，把标准统一到了是否有正当职业、对生产的态度、生活是否腐化以及养不养家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
当时编写的《陕甘宁边区二流子改造》一书，也有认定“二流子”的标准：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招赌博、贩卖违禁品、拐骗、做巫神、当师婆、只要能作为生活手段汉奸特务也干……）维持生活者为“二流子”。有正当职业，又靠不良行为为生活手段者为“半二流子”。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类人，被称作“有不良嗜好或有二流子习气的公民”。《陕甘宁边区二流子改造》里规定，完全靠正当职业为生活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气者（如本人有不良嗜好，但不靠卖违禁品为生活，耍赌博但不靠招赌生活，积极生产但又大吃大喝等），不算“二流子”，而应作有不良嗜好或有“二流子”习气的公民。
既要积极引导也要侧面敲打
明确了什么样的人属于“二流子”，但每一位“二流子”的情况又不相同，如何改造，又是一个难题。
“延安是改造‘二流子’工作进行最早的地方之一。1939年，在陕甘宁边区提倡发展生产以后，延安县就开始关注农村的‘二流子’现象。当时的延安县县长刘秉温，对辖区‘二流子’的情况做了深入调查，根据有无正当职业、对待生产的态度、顾不顾家等因素，因‘人’制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改造方案。”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李元蓉介绍。
要把“二流子”变成好人，首先要从思想上进行改正，既需要正面引导，又需要反面敲打，使其认识到当“二流子”是可耻的，才能痛改前非。
当时，有的地方发动村里有威望的人士和劳动英雄结对帮助改造“二流子”；有的地方得到“二流子”家庭成员的支持。这些举措，在鲁艺教员王式廓的版画《改造二流子》中，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
“多开荒，多种菜，多纺纱来多织布，咱们二人齐劳动，唉来么嗯哎来劳动，二流子也能变英雄。”秧歌剧《刘二起家》，唱出了激励“二流子”改变的故事。
田间地头，不少人唱着改造“二流子”的优秀文艺作品，他们相信，劳动可以成为模范、英雄，让一家人过上幸福生活。
然而，当正面引导不管用时，反面敲打就要“上场”了。“好好的庄稼你不种，常年像老鼠钻地洞。爹娘养你不成才，你又抽洋烟又耍牌……二流子你长得也像个人儿，为甚不好好地过年景？二流子二流子快回头，劳动起来甚也不愁。”当时的报刊上，就专门发过信天游《笑话二流子》，发动妇女儿童传唱，让“二流子”们无处遁形。
被改造的“二流子”成了生产大军
编入生产队、制定生产计划、设置群众监督……到了1941年，全延安县共改造“二流子”懒汉1571人，大多数“二流子”都参加了生产，有些“二流子”还变成了劳动模范。
阮侯蛋就是当地有名的“二流子”。他本来是个穷光蛋，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分到了土地、娶上了媳妇，却游荡成性、不务正业，不仅把家产浪荡了个精光，还被特务拉下水，干起了坏事。“刘秉温得知后，多次登门了解情况，说服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为他资助了两斗谷米、协调了千元贷款。”李元蓉说。
经过这件事，阮侯蛋深受感动，坦白了自己干过的坏事。之后，他完全革除了以前的不良嗜好，积极投入到了生产劳动中。“共产党帮助我两次翻身，这是没齿难忘的恩情呀！”阮侯蛋说。连乡亲们都说：“阮侯蛋在共产党的教育下，不但脱了‘二流子’的皮，现在还积极参加生产，够得上当个劳动英雄了。”
在刘秉温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延安的改造“二流子”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被改造了的“二流子”每人每年至少生产粮食1石5斗，成了当时的生产大军。这场改造“二流子”运动，为延安时期发展生产、端正社会风气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项工作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说，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不仅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了人民的拥护，巩固了社会的安宁。1943年1月，刘秉温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被评为模范县长，毛泽东为他题词“善于领导群众”。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释‘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等重要观点，深刻阐明了幸福的来源和真谛。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奋斗一直都是人生的主旋律，也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幸福的源泉。”延安革命纪念馆保管部工作人员王茜子说。
“二流子”占到了延安县人口的5%
“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这则民间歌谣，形容的是当时边区出现的“二流子”。
“二流子”是陕北当地人对不务正业、游手好闲、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的统称，一度还有“爬鬼”和“二流答瓜”这类五花八门的称谓。人们痛恨“二流子”，因为这些人不仅自己不劳动生产，还影响他人的生产积极性。
据资料记载，1937年延安县人口3万人，其中“二流子”共有1692人，占比达到5%。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边区进行包围封锁，致使边区财政经济日益困难。
为了打破封锁，广大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纷纷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但这些“二流子”好吃懒做，还企图煽动他人不参加劳动。
为此，毛泽东特别提出：“所有二流子都要受到改造，参加生产，变成好人。”这场改造“二流子”的运动，伴随着大生产运动同步展开。
“二流子”有认定标准
当时，在群众的认知中，“二流子”已经成为一个人人厌恶的“头衔”，因此，判定一个人是不是“二流子”时，就要慎之又慎，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让真正的“二流子”漏掉。
最初，由于标准不统一，大家会为了某个人是不是“二流子”，到底是“全个二流子”，还是“半个二流子”讨论到深夜，却往往争不出个结果。比如当时有的农民虽然抽大烟（即鸦片），但也从事生产，这时，认定就成了难题。最后，经过讨论，把标准统一到了是否有正当职业、对生产的态度、生活是否腐化以及养不养家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
当时编写的《陕甘宁边区二流子改造》一书，也有认定“二流子”的标准：完全无正当职业而靠不良行为（如招赌博、贩卖违禁品、拐骗、做巫神、当师婆、只要能作为生活手段汉奸特务也干……）维持生活者为“二流子”。有正当职业，又靠不良行为为生活手段者为“半二流子”。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类人，被称作“有不良嗜好或有二流子习气的公民”。《陕甘宁边区二流子改造》里规定，完全靠正当职业为生活手段，但染有不良嗜好或不良习气者（如本人有不良嗜好，但不靠卖违禁品为生活，耍赌博但不靠招赌生活，积极生产但又大吃大喝等），不算“二流子”，而应作有不良嗜好或有“二流子”习气的公民。
既要积极引导也要侧面敲打
明确了什么样的人属于“二流子”，但每一位“二流子”的情况又不相同，如何改造，又是一个难题。
“延安是改造‘二流子’工作进行最早的地方之一。1939年，在陕甘宁边区提倡发展生产以后，延安县就开始关注农村的‘二流子’现象。当时的延安县县长刘秉温，对辖区‘二流子’的情况做了深入调查，根据有无正当职业、对待生产的态度、顾不顾家等因素，因‘人’制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改造方案。”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李元蓉介绍。
要把“二流子”变成好人，首先要从思想上进行改正，既需要正面引导，又需要反面敲打，使其认识到当“二流子”是可耻的，才能痛改前非。
当时，有的地方发动村里有威望的人士和劳动英雄结对帮助改造“二流子”；有的地方得到“二流子”家庭成员的支持。这些举措，在鲁艺教员王式廓的版画《改造二流子》中，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
“多开荒，多种菜，多纺纱来多织布，咱们二人齐劳动，唉来么嗯哎来劳动，二流子也能变英雄。”秧歌剧《刘二起家》，唱出了激励“二流子”改变的故事。
田间地头，不少人唱着改造“二流子”的优秀文艺作品，他们相信，劳动可以成为模范、英雄，让一家人过上幸福生活。
然而，当正面引导不管用时，反面敲打就要“上场”了。“好好的庄稼你不种，常年像老鼠钻地洞。爹娘养你不成才，你又抽洋烟又耍牌……二流子你长得也像个人儿，为甚不好好地过年景？二流子二流子快回头，劳动起来甚也不愁。”当时的报刊上，就专门发过信天游《笑话二流子》，发动妇女儿童传唱，让“二流子”们无处遁形。
被改造的“二流子”成了生产大军
编入生产队、制定生产计划、设置群众监督……到了1941年，全延安县共改造“二流子”懒汉1571人，大多数“二流子”都参加了生产，有些“二流子”还变成了劳动模范。
阮侯蛋就是当地有名的“二流子”。他本来是个穷光蛋，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分到了土地、娶上了媳妇，却游荡成性、不务正业，不仅把家产浪荡了个精光，还被特务拉下水，干起了坏事。“刘秉温得知后，多次登门了解情况，说服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为他资助了两斗谷米、协调了千元贷款。”李元蓉说。
经过这件事，阮侯蛋深受感动，坦白了自己干过的坏事。之后，他完全革除了以前的不良嗜好，积极投入到了生产劳动中。“共产党帮助我两次翻身，这是没齿难忘的恩情呀！”阮侯蛋说。连乡亲们都说：“阮侯蛋在共产党的教育下，不但脱了‘二流子’的皮，现在还积极参加生产，够得上当个劳动英雄了。”
在刘秉温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延安的改造“二流子”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被改造了的“二流子”每人每年至少生产粮食1石5斗，成了当时的生产大军。这场改造“二流子”运动，为延安时期发展生产、端正社会风气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项工作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说，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不仅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了人民的拥护，巩固了社会的安宁。1943年1月，刘秉温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被评为模范县长，毛泽东为他题词“善于领导群众”。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释‘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等重要观点，深刻阐明了幸福的来源和真谛。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奋斗一直都是人生的主旋律，也是千千万万普通人幸福的源泉。”延安革命纪念馆保管部工作人员王茜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