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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 ①延安城老照片（资料照片）②黄河大合唱（油画）③丁玲在延安（资料照片）④冼星海（资料照片）⑤抗战时期在延安的艾青（资料照片）⑥《白毛女》演出照片（资料照片）

　　胡松涛
　　“打断骨头连着筋，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1937年10月上海沦陷后，一批上海爱国青年，为了抗日救亡，辗转13个月，艰难跋涉一万多里奔赴延安。
　　全面抗战爆发后，广大爱国青年不畏千难万险，冲破重重阻力，纷纷奔赴延安，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浪潮当中。那么，当时的延安，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着广大爱国青年离开自己熟悉的生长环境，舍弃原本相对安逸的生活，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条件艰苦的延安呢？今天，编者就带您走进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带您揭晓这少有人知的秘密。
　　“青年，中国青年，延安穿军衣，吃小米，住窑洞，为什么你爱延安？”
　　“延安像‘名山’，延安像‘西天’，虔诚的青年，都想来‘朝拜’，都想来取得‘经典’。”
　　诗人柯仲平的《延安与中国青年》，用诗的语言讲述了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朝圣”延安的时代潮流和心路历程。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排除艰难险阻，投奔偏僻贫瘠的延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
　　——革命圣地召唤着知识青年
　　1936年11月，陕北已是冰天雪地。作家丁玲来到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成名。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在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的营救下，于1936年9月出狱。丁玲出狱后，立即逃离南京，成为第一位来到延安的著名作家。毛泽东专门为她写了一首《临江仙》：“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是毛泽东赠予现代作家的唯一词作。
　　丁玲之后，艾思奇、周扬、何其芳、卞之琳、范文澜、陈学昭等众多知识分子从国统区来到陕甘宁边区，来到延安。
　　延安原本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偏僻小镇，中共中央落脚后苦心经营，陕北的面貌焕然一新。1936年第一个正式到达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陕北已经彻底消灭了鸦片，这是个杰出的成就。事实上，我一进入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像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缠足和溺婴是违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这是乐园。我们才到这里半年，说不上伟大建设，但街衢清洁，植满槐桑；没有乞丐，也没有卖笑的女郎；不见烟馆，找不到赌场。百事乐业，耕者有田。八小时工作，有各种保险。”作家丁玲在1937年撰写的《七月的延安》中这样描绘。她从南京来延安的路上，看到国民党达官贵人醉生梦死，看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难民乞丐。
　　日寇铁蹄践踏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危机。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知识分子和流亡学生，看到中国共产党才是拯救民族危亡之希望，纷纷涌向延安。
　　延安“像一支崇高的名曲的开端，响着洪亮的动人的音调”，诗人何其芳说。
　　“上延安！”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一大政治景观。
　　1938年秋天，国民党政府秘密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西安去延安的路上设置了许多关卡，依然挡不住“上延安”的知识分子。
　　上延安！从西安到延安，大多数人是徒步去的。这一路，走一山来又一山，山山不断；过一岭来又一岭，岭岭重重，得走十几天。这一路，山高路险，还得突破一个又一个关卡，应对种种盘查、刁难及危险。
　　上延安！诗人艾青把自己扮成国民党的高参，作家严辰的夫人逯斐扮作高参的夫人，严辰扮作秘书，作家罗烽扮成勤务兵，画家张仃扮作随员，一路上经过国民党的四十七道检查哨卡，终于踏进边区的土地。张汀兴奋得不能自已，像个孩子一样，倒在地上打起滚来，放声大笑，又匍匐着，捧起边区的一把黄土，深情地放在鼻子下闻呀闻呀，他仰起脖子，摇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大声朗诵：“啊！母亲，我的母亲！”
　　上延安！音乐家冼星海在抗战大后方武汉看到，周围许多人“报报到，说说笑，看看报，胡闹胡闹，睡睡觉”，天天就这样混日子。他十分苦恼：“渐渐地，我无法创作，我渴望一个能给我写曲的地方。”这时，红色延安向冼星海招手了。“延安这个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国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当时并不留意。到武汉后，常见到抗大、陕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一些延安来的青年，但那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我注意他们的刻苦、朝气、热情。正当我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是否有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又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1938年冬天，冼星海来到了延安。
　　上延安！“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曾经参加辛亥革命任革命军第一军团秘书的汪雨相夫妇，带着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加上儿媳、女婿一共28人，1937年奔赴延安。国民党元老李锡九的女儿李之光和她的四个女儿，分别到了延安，李之光在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担任院长。四川万县的青年教师熊道柄率领妻子、堂弟、侄儿等7人，一路走到延安……
　　“同志们，今天我们很快乐！”
　　——知识青年在延安受到礼遇与器重
　　在列强横行、山河破碎、民生凋敝的中国，中共中央苦心经营着陕北这片土地。毛泽东说，陕甘宁边区一定“要做得比全国都好，不但成为抗战的堡垒，而且要成为模范的抗战堡垒”。“使边区成为民主的模范，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
　　在贫瘠的陕甘宁边区，在延安的山沟沟里，中国共产党办起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军事学院、马列学院等20余所窑洞大学，安排知识分子，招收青年学生。把一大群知识分子“养”起来，足见共产党人的深谋远虑与宽阔胸怀。
　　1938年年底，刚到延安的作家陈荒煤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除夕，革命同志一起过年，一起唱歌。他看见毛泽东站起来，欢喜亲切地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很快乐！”陈荒煤的泪水一下子就止不住了。他说：“到了延安，我觉得我这个25岁的小老头恢复了青春。蔚蓝色的天空，到处飞扬着红旗、《国际歌》声，处处听到亲切的‘同志’称呼；不论是首长或将领、学生或士兵，都是一身灰色军装，似乎是总有人日夜不停地歌唱……一切的一切，我都感到亲切而又陌生，我经常激动得热泪盈眶……”
　　一声“同志”，一片新天。在延安，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儿童团员，或荷锄种田，或背枪打仗，或读书学习……都是同志与同志、赤子与赤子的关系。
　　延安的生活异常艰苦。住的是窑洞，小米饭有时也吃不饱。许多同志的被褥被知识分子戏称为“甲由申”：甲——盖住了上半身，露出下半身；由——盖住下半身，露出上半身；申——盖住中间的肚子，上面下面都露出来。漫长的冬季几乎没有地方洗澡，身上生了虱子，革命者称之为“革命虫”“抗战虫”。生活尽管艰苦，但延安有灿烂明天的最可信的音讯。
　 革命的熔炉
　　——“洋包子”与“土包子”打成一片
　　青年知识分子来到陕甘宁边区，毕竟是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这里有着与国统区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许多刚到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适应、与军民融合不到一起的问题。同时，中共党内军内的一些同志还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瞧不起知识分子，有的不信任知识分子，有的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
　　毛泽东在《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批评一些同志轻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对如何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提出明确要求：“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切实鼓励工农干部加紧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使工农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这些要求，体现了把知识分子纳入党的体制、改善党的结构的战略思考。
　　“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以及下功夫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工农的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以及打造一支“有文化的军队”的重大举措。
　　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改变了一些知识分子“多空文而少实用”的空谈习气，他们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也加深了。画家张汀说：“整风以后，都觉悟到在窑洞里表现工农是不行了……现在需要真正面向工农兵了，和实际生活结合——下乡去。”作家吴伯箫离开延安时说：“从延安出来，人们第一个记得‘为人民服务’。”
　　同时，工农兵从知识分子身上学到了文化知识与科学精神。在延安，知识分子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习惯在机关和部队逐渐流行开来。延安不生产笔，所有的笔都是带进来的。海伦·斯诺在《延安采访录》中说：“人们把老掉牙的钢笔插在衣袋里，只要能弄到手，即使他们不会写字，也要把钢笔插起来，这是他们视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上衣口袋里插支钢笔的样子，从延安知识分子那里时兴，后来流行到工农兵当中，流行全国。
　　陕北的“土包子”与外来的“洋包子”结合起来的生动画面，令毛泽东格外高兴，他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说：“从前躲飞机也不走一条路，现在在一起扭秧歌了。”
　　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
　　——反帝反封建队伍中有知识青年组成的一支军队
　　1939年12月，毛泽东参加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他环顾会场，脱口而出：“满堂青年，朝气蓬勃。”“朝气蓬勃”这个词由此诞生。
　　青年是朝气蓬勃的，延安是朝气蓬勃的，所有革命者都是朝气蓬勃的。
　　毛泽东说：“工农没有革命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政府中，党部中，民众运动中，也要吸收革命知识分子。”朝气蓬勃的延安成为知识青年干事业的广阔舞台。
　　冼星海说：“为学习浪潮所推动，我也学习理论，最初只限于与音乐有关的东西，后来知道还不行，我就也来一个学习社会科学的计划。我看了一些入门书之后，觉得不至于落在人后了。但慢慢发生了兴趣，我竟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生活即安定，也无干涉和拘束，我就开始写大的东西。”经过马列主义的洗礼，冼星海创作了《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特别是《黄河大合唱》，包含天地元气，表现了中华民族顽强奋斗的精神，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打天下坐天下的力量及信念。这样的作品，国民党内的知识分子写不出来。
　　一部《黄河大合唱》，唱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一部《白毛女》，彰显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事实。孙犁的《荷花淀》、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闹革命求解放的历史画卷，预示着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人的新社会即将诞生。
　　见证延安文艺革命的萧军说：“子孙们向我们发问，日本鬼子是怎样被打败的？中华民族怎么艰难地从屈辱中跋涉过来？我们可以毫无愧色地告诉他们：请读一读延安文艺！”
　　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实践在青年知识分子面前打开一个崭新的空间。融入延安的知识青年深度参与了20世纪中国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
　　“从军杀敌，以笔当枪，正义宣传参与政治仗；为国牺牲，血花齐洒，英勇楷模是为艺术光。”这是朱德总司令为鲁艺“抗战五年来殉难校友追悼大会”书写的挽联，更是对所有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的高度颂扬。
　　知识青年在延安，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改变了革命队伍的面貌。为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共产党文化的建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所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队伍中，有由中国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组成的一支军队。”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