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7月18日，朱德自延安出发，前往陕西泾阳县云阳镇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23日到达云阳镇后，就和周恩来、博古等参加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重点讨论红军改编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同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于9月6日率八路军总部从云阳镇出发，经陕西蒲城、澄城、合阳，在韩城芝川镇东渡黄河入晋，开赴抗日前线。
　　朱德是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也是第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1938年8月25日，他回延安参加过六届六中全会，而后于11月下旬又重返抗日前线。1940年4月，中共中央准备尽早召开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毛泽东等一再致电前方，希望朱德早日回延安。朱德安排好前方工作后，准备南下。他决定先去洛阳会见卫立煌，然后经西安转回延安，再去重庆。申凌霄见到朱德面交卫立煌的信件后，先回去复命。朱德和王藻真一行同去洛阳，随行的有康克清及总部供给部政委周文龙等人。左权抽调了一个较强的连队作为护送朱德去洛阳的随行卫队。
　　1940年5月5日，朱德抵达河南济源县，夜宿在该县刘坪，这里已是太行山的尽头，到了黄河边上。第二天朱德就要离开这座血战近三年的山脉了。他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赋诗抒怀。那首著名的七绝《出大行》就是这时写的：“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诗前题道：“一九四〇年五月，经洛阳去重庆谈判，中途返延安。是时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
　　5月6日，朱德一行离开太行，7日，渡过黄河，卫立煌派人到码头迎接。下午6时许到达洛阳。因为朱德既是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又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欢迎总司令的军官停立在路旁凝视，直到最后一个人过完，也没有发现朱德总司令。一问，才知道朱德总司令早已骑着马过去了。也难怪他分辨不出。当朱德总司令第一次去云阳赴任时，等在路口迎候的卫士李树槐也没有辨认出谁是朱德总司令。一位外国记者曾说：“如果总司令从台上走下来几分钟后，你就再也分辨不出谁是总司令了。”在洛阳与卫立煌会晤。他在卫立煌举行的欢迎会上致词，强调国共两党和全国军队团结的重要性。
　　5月17日，朱德一行到达西安。在西安，朱德与5月13日先期到达的周恩来会面，交换了意见。他曾和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先后会晤。5月24日，朱德和从新疆到延安参观的文学家茅盾（沈雁冰）、张仲实（社会科学家）一行离开西安回延安。为了把一批要去延安而滞留在西安的进步人士和青年带走，把一批国民党当局禁运而延安又急需的通讯器材也带去，朱德不坐小汽车而坐大卡车。他们一行由三辆卡车组成车队，共有四五十人，大多穿了军装，充作朱德的随从。朱德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他坐在第一辆卡车的司机旁边，国民党特务不敢盘查和阻拦。途中夜宿同官县（今属铜川市），25日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参观黄帝陵。
　　5月26日，朱德一行回到延安，受到延安干部和军队、民众的热烈欢迎。本来决定在第二天开欢迎晚会，但是，听说朱总司令回来了，许多机关、学校群众自动整队来到南门外操场上，只好临时决定当天先在这里举行一次欢迎大会。朱德应邀在会上讲话，他说：华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这奠定了华北抗战胜利的基础。尽管敌人“扫荡”、破坏，顽固分子制造摩擦，可是华北广大人民已把自己组织成伟大的独立的力量，他们不但不会消灭，而且将日趋坚强。朱德强调：今后应更加加强华北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加强团结，由相持到反攻，争取最后胜利。
　　27日晚，延安各界又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毛泽东也参加了，吴玉章致欢迎词后，朱德、茅盾、张仲实及康克清先后发表讲话，并观看了鲁艺200多师生演出了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京剧《陆文龙》等。
　　前方的同志，包括朱德本人没有想到他这次回延安后，中共中央让他留下来协助毛泽东清理党内路线是非和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没有再回华北前线，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选自石和平主编的《图说延安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