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我国石窟寺富集区，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显示，共有古代庙宇石窟和碑刻达335处。而这些庙宇铭刻记录了不少姓氏，是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历史依据。为此，延安大学省级大学生创业创新项目组实地考察了狄青牢（宝塔区）、大佛寺（安塞区）、剑匣寺（安塞区）、万佛洞（宝塔区）、黑泉驿（安塞区）等石窟，查阅了《延安石窟碑刻题记》《陕西石窟内容总录》等文献，并从吴起、志丹、甘泉、延长、延川、子长、富县、洛川、黄陵、宜川、黄龙等地存留的古代石窟庙宇铭刻中，专题考察了古代姓氏及其背后的民族文化信息。我们发现，刘、鱼、郝、拓、李、王、卜、黑、白、尉、杨、折、石、康、米、封、胡、野、兰、贺、赫、薛等并非汉姓，而是其他民族姓氏的讹变、音改或缩称、意译等。
　　我们知道，古代延安曾是北方许多民族的迁徙、聚居地。他们将本民族文化传入延安的同时，也将笃信佛教留在了延安，使得延安具有多元民族文化特征。因此，通过追溯延安庙宇铭刻中的姓氏来源，有助于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并对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比如，郝姓（赫、黑）在延长、延川、吴起等多地分布。追溯源头，郝姓与匈奴卢水胡郝姓、稽胡郝姓、南匈奴郝姓皆有渊源，与十六国之一的赫连夏也有关联。大夏国灭亡后，赫连氏或省改为赫姓、连姓，或改为郝姓、黑姓，皆因郝、黑、赫皆发
　　[hə]音，属同音异字。延长县黑家铺（黑家堡）因黑姓聚居而得名，曾出土郝伏愿墓志铭，正说明黑姓源于匈奴赫连氏。再如，延安薛姓或源于鲜卑叱干部，如宜川县新市河乡叱干村依然保留了鲜卑叱干部的姓氏称谓。而北魏匈奴吐京胡中的薛姓部落、西夏党项族薛姓等皆为薛姓族源。而拓姓亦频繁出现在延安庙宇铭刻中。拓姓源于鲜卑拓跋部，后取拓跋首字为姓，安塞蔡阳坪村拓氏或为拓跋珪后裔。洛川槐柏镇拓家河村，疑为北魏拓跋丕谪居地，其拓姓村民或为其后裔。鱼姓在延安也有分布，或源于步落稽，步落稽为突厥语balïk之音译，意译为“鱼”。白姓在安塞、志丹、吴旗等地均有分布，或为西域龟兹贵族白氏后裔。另外，两汉时期的匈奴贵族有呼衍氏、须卜氏、丘林氏、兰氏，应是今延安境内呼延、呼、延、卜、林、兰等姓氏之源。当然，北魏鲜卑乌洛兰氏、卢水胡兰氏及元代喀喇氏一支，也为兰姓族源。贺姓源于西晋匈奴族贺赖部、北魏时鲜卑贺敦部及西夏党项族或改为贺氏，或省为兰姓，所以贺、兰两姓或有共同族源。延安野姓源于党项野利氏，或源于欧亚草原游牧族群，或源于氐、羌。
　　可见，延安庙宇铭碑刻中的许多姓氏源于不同民族。据了解，其演变为汉姓大体经历了三种途径：一是本民族姓氏与汉姓同，如鱼姓、白姓也是汉姓；二是改姓，如郝、黑、拓、薛、野、卜、呼延、呼、兰等姓，多以首字音为姓；三是接受赐姓，如南匈奴一支在汉朝被赐姓刘，党项拓跋赤辞在唐朝被赐姓李，而其后代李继捧、李继迁在宋朝被赐姓赵。当然，其他民族政权亦给汉族赐姓，如北魏王盟被赐拓王氏，北齐陇西李屯被赐姓独孤。因此，在胡姓汉化与汉姓胡化的互动中，各民族间的族别分界由模糊而消失，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
　　当然，延安古代石窟、庙宇铭刻上的多民族姓氏信息说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佛教曾发挥过粘合剂的作用。延安之所以成为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自然与笃信佛教的各民族息息相关。他们的到来，才使延安的佛寺石窟遍布各地；他们的名字，也因石窟、庙宇铭刻而流传至今。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民族兼有自卑和慕汉心理，并因佛教而得以缓冲。他们因自卑而亲近“非汉人”，认为“印度传进来的佛教也是一种胡教”，故而“对佛教的庇护，往往比汉人政权更为积极”。比如，后赵统治者便认为，“佛是戎神，所应兼奉”。不过，古代延安佛教之兴盛，也与该地曾为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冲突、交融的前沿阵地有关。面对掠夺、战争与杀戮等生命威胁，佛教给了当地百姓以希望与期盼，正如安塞剑匣寺石窟内壁所刻祈福诗所云：“明年若能丰麦还，定把我佛□□传”！
　　总之，某种意义上讲，汉代以来的佛教东传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各民族的信仰与文化认同基础。可以说，共同的生存环境、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风情民俗、共同的利益基础，促使各民族最终走向多元一体，成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民族统一体，具有“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所以，各民族因佛教而突破了“汉”“胡”之界，最终融合形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延安古代庙宇铭刻中保留的姓氏，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有力佐证。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 指导教师：刘向斌 该文系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延安古代庙宇铭刻姓氏文化研究》，项目编号：S202210719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