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设的一个大党，不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党，而是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邓小平指出：“既然要搞革命，就要建立一个有战斗力的党。”党的战斗力和党内政治生活紧密相关，党的战斗力强不强，主要是看有没有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有没有紧密的党内团结。党内团结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内政治生活战斗性的必要条件。
　　延安时期，党高度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只有党内团结，面对残酷的敌人时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才不会被敌人压倒而“无坚不摧”。毛泽东把“党内的团结”和“党同人民的团结”视为两个“无价之宝”，号召全党必须珍爱这个“无价之宝”。他要求：“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要加强中央和高级干部的团结。只要中央和高级干部团结，全党就必能团结。而中央内部的团结一致，更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必要条件，因此“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1948年10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对七大以来党内团结状况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一九四五年四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中央委员会和全党领导骨干，表现了比较抗日时期更为良好的团结。这种团结，使得我党能够应付日本投降以后整三年国际国内所发生的许多重大事变并在这些事变中使中国革命向前推动了一大步，摧毁了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广大人民中的政治影响，抵抗了国民党的再一次叛变，打退了它的军事进攻，使人民解放军有防御转到了进攻。”从这段论述里我们看到，我们党之所以如此具有在战斗力，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央委员会和全党领导骨干”的团结。
　　要有看齐意识。党内团结是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这个原则就是“党的路线”“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就是党的“正确路线”，就是“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就是“中央”。毛泽东说：“要知道，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的，所以就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看齐是原则”。延安时期，我们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机关中“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问题，最终形成了“亲密团结的空气”；在全党中提出了“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开展了学习竞赛，进行了整风运动，克服“三股歪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磨砺，党中央日臻成熟，决策部署更加科学。所以这些，都为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看齐”的方向，进一步促进了党内团结。
　　要反对宗派主义倾向。要实现党内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毛主席讲“我们讲团结，是从团结全党出发，不是从团结一个山头出发，不是从团结小部分人出发。”因此，一方面要使老干部与新干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干部与解放区干部相互团结；另一方面共产党人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及犯过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因为“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通过说服、批评、教育，我们党克服了宗派主义倾向，实现了各方面干部的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全党团结，战斗力增强，实现了国家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理想。
　　要有严明的纪律。党的组织要有战斗力，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和规矩，在严格纪律和规矩约束下，党员干部才能防止腐朽思想的侵蚀和腐化，才能保证理想信念的坚定。毛泽东指出：“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了党的纪律，特别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号召全体党员成为“服从党的纪律”的模范，并把“服从党的纪律”作为党的干部政策之一。延安时期，为了使广大党员很好地遵守党的纪律，除制定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法律条款外，还规定了共产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中共六大制定的党章以及六大之前的党章都没有规定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对此，张闻天指出：党员权利的规定，对中国党“有极大益处”，“特别是在建立党内民主的、健全的、生动的、前进的、团结的生活方面，有很大意义”。他的建议得到全党的赞同，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了党员的四项“义务”和四项“权利”，党章也成为全体党员必须遵循的最高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延安时期，党从各方面加强和维护党内团结，目的就是要在党内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和健康的政治生活，形成强大的战斗力和高度的战斗性，从而担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从而也把自身建设成为先进性的革命政党。
　  （作者系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