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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现存少数民族姓氏
通过对陕北地区现存少数民族姓氏孑遗考察可知，匈奴、党项、羌、鲜卑、蒙古等少数民族历史时期在该地改姓的原因或是自然改汉姓，抑或是被统治者强迫改汉姓，但都顺应了向先进文化靠拢的历史规律，极大地促进了陕北地区的民族融合。
匈奴呼姓和郝姓
今陕北洛川县后子头乡、菩堤乡，延川县贾家坪乡，宜川县，绥德县等地都有呼姓居民，同时在延长县罗子山乡有呼延村，宜川县牛家佃乡上葫芦村有呼延姓，在洛川和黄龙等县均有呼延姓分布。
此外，今延安市境内的黄陵、子长、延川，榆林市境内的清涧、府谷等县有大量的郝姓分布。上述几县以郝姓命名的村落也比较常见，清涧县有郝家湾、郝家硷、郝家沟、郝家畔等，府谷县有郝家畔塌、郝家寨等，子长县有郝峪家岔，延长县有郝家塌等，疑其为汉化的匈奴大姓郝姓及郝氏村落遗落。
党项李姓和折姓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李继迁出生在银州（今榆林米脂西北）西北面的一个山寨里，这个山寨小村后来被称作李继迁村，今属横山县，经论证属于党项族李氏。
与党项族李氏基本同时代的另一支强势之族便是府州（今府谷）折氏。折姓罕见，族人聚居于陕晋边一带，自唐、五代、宋，折家都是将门豪族。府州党项折氏源出代北鲜卑族，鲜卑折掘部，亦作叠掘，折、叠一音之转。党项族内徙后，居于河套南北，与漠北及当地诸族杂居错处，有的部落逐渐融入到党项之中，府州折氏就是一支。
羌族党姓
党姓在陕北地区是大姓之一，在有姓氏统计和记载的县志中几乎都有党姓分布。这一姓氏的源流有四支，其中有一支为羌族党姓转化而来。
据《魏书》卷三《太宗纪》记载可知，这支党姓即冯翊党氏，确系羌族，冯翊在今陕西省韩城以南，白水以东，渭水以北，与今延安毗邻。其中白水县北与洛川，西与黄陵东南相连，羌族党姓在这里分布遂成为可能。
之后，因战争原因，人口迁徙，羌族党姓到了当时的安定、贰城，即今天的子长、黄陵境内，所以子长、黄陵的党性也属羌族党姓。
洛川现存少数民族姓氏
今洛川县土基镇桥张村、善定村多系董姓，疑其为董羌后裔。今县境内有屈、党、雷、折诸姓族源都出于羌族大姓。
据县志载，今县境内薛、侯、苟、费、何诸姓分布地集中，疑为鲜卑姓氏所改。以薛姓为例，讹干氏出于鲜卑讹干部，讹干部亦译为薛干部。
另外，在该县境内还有正、行、同、吉、沙、折、禹、南、畅及相里等不常见的姓氏，这与洛川过去与少数民族杂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反映了洛川地区的民族融合情况。
据洛川县志所载，蒙古族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姓氏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与当地的汉人交往中改变自己的姓氏，今猪牛乡和百益乡贠姓便源于蒙族。
陕北地区出现诸多少数民族姓氏子遗的原因
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所使。陕北自古地处边防要冲之地，既是中国东西部的结合带，也是草原、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融合区，同时又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分界区域，历来是少数民族和汉族聚居之地，这在客观上提供了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之间交流和融合的平台。在陕北历史上，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文化被汉文化整合，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入到汉族文化之中，如陕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融合了鲜卑人、匈奴人的文化，在宋以后又融入了契丹、女真、西夏、党项、蒙古等文化。
民族融合的推动作用。陕北地区是西北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地，这里的居住者顺应历史潮流与当地汉族融合，在文化领域简化他们的姓氏，进一步走向汉化。特别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在这里活动最频繁，到隋唐交替之际，“五胡”几乎全部融入汉族。如羌族党姓，洛川县境内的董姓、羽姓和薛姓无不是在这一时期融入汉族的。
为适应时代和环境而改汉姓。在古代汉族的经济文化和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上层或民间交往中，受到较高的文化的吸引，他们效仿汉族，他们改汉姓，使自己与汉族进一步融合，陕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也遵循这条历史规律，即较低的文化和文明总要服从较高一级的。
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需要。陕北地区在历史上存在有许多强大一时的少数民族，如唐至五代时期的党项族，为了巩固唐王朝统治中心的西北门户，唐对其御赐国姓，以稳定边防，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陕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另外，少数民族统治者用汉族统治者的组织形式对其建立的政权进行巩固，也采取一系列使本民族走在时代前沿的手段，如禁胡服、习汉语、改汉姓、与汉族通婚等，从而使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融合更加深刻。
心理趋同的原因。因为汉族的单音节姓氏简洁明快，节奏清晰，出于方便实用的缘故，各少数民族因此而改汉姓不无可能。此外，汉族的单音节姓氏占据多数，这也影响一部分人把复杂的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姓氏简化为单音节姓氏。历史上陕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杂居出现这种心理趋同是可能的。这种心理不仅说明了少数民族姓氏在此地汉化的程度，更深层次地反映了陕北地区的民族融合。
从以上对陕北地区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的分布情况及对出现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的分析可知：历史时期曾分布居住于陕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顺应向先进文化靠拢的历史规律，或是自然改汉姓，抑或是被统治者强迫改汉姓，极大地促进了陕北地区的民族融合。
（本报记者赵秉瑜根据作者《陕北地区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研究》一文编辑整理）
匈奴呼姓和郝姓
今陕北洛川县后子头乡、菩堤乡，延川县贾家坪乡，宜川县，绥德县等地都有呼姓居民，同时在延长县罗子山乡有呼延村，宜川县牛家佃乡上葫芦村有呼延姓，在洛川和黄龙等县均有呼延姓分布。
此外，今延安市境内的黄陵、子长、延川，榆林市境内的清涧、府谷等县有大量的郝姓分布。上述几县以郝姓命名的村落也比较常见，清涧县有郝家湾、郝家硷、郝家沟、郝家畔等，府谷县有郝家畔塌、郝家寨等，子长县有郝峪家岔，延长县有郝家塌等，疑其为汉化的匈奴大姓郝姓及郝氏村落遗落。
党项李姓和折姓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李继迁出生在银州（今榆林米脂西北）西北面的一个山寨里，这个山寨小村后来被称作李继迁村，今属横山县，经论证属于党项族李氏。
与党项族李氏基本同时代的另一支强势之族便是府州（今府谷）折氏。折姓罕见，族人聚居于陕晋边一带，自唐、五代、宋，折家都是将门豪族。府州党项折氏源出代北鲜卑族，鲜卑折掘部，亦作叠掘，折、叠一音之转。党项族内徙后，居于河套南北，与漠北及当地诸族杂居错处，有的部落逐渐融入到党项之中，府州折氏就是一支。
羌族党姓
党姓在陕北地区是大姓之一，在有姓氏统计和记载的县志中几乎都有党姓分布。这一姓氏的源流有四支，其中有一支为羌族党姓转化而来。
据《魏书》卷三《太宗纪》记载可知，这支党姓即冯翊党氏，确系羌族，冯翊在今陕西省韩城以南，白水以东，渭水以北，与今延安毗邻。其中白水县北与洛川，西与黄陵东南相连，羌族党姓在这里分布遂成为可能。
之后，因战争原因，人口迁徙，羌族党姓到了当时的安定、贰城，即今天的子长、黄陵境内，所以子长、黄陵的党性也属羌族党姓。
洛川现存少数民族姓氏
今洛川县土基镇桥张村、善定村多系董姓，疑其为董羌后裔。今县境内有屈、党、雷、折诸姓族源都出于羌族大姓。
据县志载，今县境内薛、侯、苟、费、何诸姓分布地集中，疑为鲜卑姓氏所改。以薛姓为例，讹干氏出于鲜卑讹干部，讹干部亦译为薛干部。
另外，在该县境内还有正、行、同、吉、沙、折、禹、南、畅及相里等不常见的姓氏，这与洛川过去与少数民族杂居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反映了洛川地区的民族融合情况。
据洛川县志所载，蒙古族在入主中原后受到汉族姓氏文化的影响，他们在与当地的汉人交往中改变自己的姓氏，今猪牛乡和百益乡贠姓便源于蒙族。
陕北地区出现诸多少数民族姓氏子遗的原因
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所使。陕北自古地处边防要冲之地，既是中国东西部的结合带，也是草原、沙漠和黄土高原的融合区，同时又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耕区与半农半牧区分界区域，历来是少数民族和汉族聚居之地，这在客观上提供了少数民族和汉民族之间交流和融合的平台。在陕北历史上，一方面是少数民族文化被汉文化整合，如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融入到汉族文化之中，如陕北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融合了鲜卑人、匈奴人的文化，在宋以后又融入了契丹、女真、西夏、党项、蒙古等文化。
民族融合的推动作用。陕北地区是西北少数民族的重要聚居地，这里的居住者顺应历史潮流与当地汉族融合，在文化领域简化他们的姓氏，进一步走向汉化。特别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在这里活动最频繁，到隋唐交替之际，“五胡”几乎全部融入汉族。如羌族党姓，洛川县境内的董姓、羽姓和薛姓无不是在这一时期融入汉族的。
为适应时代和环境而改汉姓。在古代汉族的经济文化和文明程度明显高于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上层或民间交往中，受到较高的文化的吸引，他们效仿汉族，他们改汉姓，使自己与汉族进一步融合，陕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也遵循这条历史规律，即较低的文化和文明总要服从较高一级的。
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的需要。陕北地区在历史上存在有许多强大一时的少数民族，如唐至五代时期的党项族，为了巩固唐王朝统治中心的西北门户，唐对其御赐国姓，以稳定边防，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陕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另外，少数民族统治者用汉族统治者的组织形式对其建立的政权进行巩固，也采取一系列使本民族走在时代前沿的手段，如禁胡服、习汉语、改汉姓、与汉族通婚等，从而使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民族融合更加深刻。
心理趋同的原因。因为汉族的单音节姓氏简洁明快，节奏清晰，出于方便实用的缘故，各少数民族因此而改汉姓不无可能。此外，汉族的单音节姓氏占据多数，这也影响一部分人把复杂的双音节或多音节的姓氏简化为单音节姓氏。历史上陕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长期杂居出现这种心理趋同是可能的。这种心理不仅说明了少数民族姓氏在此地汉化的程度，更深层次地反映了陕北地区的民族融合。
从以上对陕北地区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的分布情况及对出现这种特殊现象的原因的分析可知：历史时期曾分布居住于陕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顺应向先进文化靠拢的历史规律，或是自然改汉姓，抑或是被统治者强迫改汉姓，极大地促进了陕北地区的民族融合。
（本报记者赵秉瑜根据作者《陕北地区少数民族姓氏孑遗研究》一文编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