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天云
　　退休之后，我便萌生了回归农村生活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年迈的母亲不愿随我在城市居住，一心想回到那“抬头可见蓝天白云，出门能遇邻舍乡亲”的老家，于是我陪伴母亲回到南海村居住。回到村里，我在房前屋后栽花种树，还承包了堂弟天学的一亩多地，每天有一半时间侍弄花木，种育菜蔬，量晴较雨，探节数时，眼观四季风物，体察农事技艺。有“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辛劳，亦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乐趣。几乎每天我都在树阴下或窗前读读写写，浏览电脑新闻，翻阅一月前的报纸（镇邮电所每隔一个多月给农村送一次报纸）。有时尽自己所能给村里办些公益事业，并未隐逸世外桃源。2013年，我的祖籍永宁村薛姓推举我担任续编《家谱》主编，我欣然领命，便经常回永宁村与族人个别交谈、开会博议、编排世系、摄取素材。在和族中父老兄弟们交谈中，他们说起永宁薛姓耕读传家的往事，绘声绘色、如数家珍，说之不完、道之不尽，使我深受感动。
　　一
　　我到永宁村编撰《家谱》，村主任志先侄安排我住在原来永宁村小学的房间，我小时候就在这里读的一、二年级。晚上，几回回梦中回到那时上学的情景中，老师的教诲、兄弟的情谊、谆朴的风气、悠久的历史，件件桩桩都扣击着我的心扉。我不由自主地披衣下床，伏案翻阅民国二十六年薛观骏二爷编撰的老《家谱》，寻觅数百年的家族耕读传家梦。永宁薛氏源自河津县修仁村（原名大黄庄）。明朝嘉靖初年，我永宁薛氏先祖曾是庆阳府某县的县丞或主簿一类的小官，后来弃政经商，晚年回归故里，途经黄河水南渡时，被船户打劫一空，便和三个儿子流落到永宁村。当时永宁村的主户也是薛姓，热情地收留了我们的先祖一家。先祖的大儿子已是秀才，永宁薛姓人家见有了文化人，便开办学堂，让先祖的大儿子作教书先生。当时，云岩地区只有兴龙寺和永宁村两处学堂。从此，永宁村或私塾或学堂，村学再未中断，一直延续到公元2006年，历时500多年。时至清朝初年，永宁成为宜川北塬人口最多的村子，我们一支薛姓人家属西迴里第六甲，原住薛姓是第九甲。后来九甲薛姓逐渐式微，人口大减，到清朝同治年间“回变”时，九甲薛姓逃避不及，大部分被杀，后又遭天灾人祸，人口灭绝。永宁村仅剩六甲薛姓，全部姓薛，至今已繁衍成超过千人的户族。
　　永宁薛姓祠堂，是六甲薛姓中份重建于民国初年，祠堂大殿楹联是：“习武修文先祖曾光唐社稷，耕田课艺后昆勿忘古箴铭。”上联是说我族先祖的辉煌历史，下联是寄希望于后人遵循“耕读传家”的优秀传统，发展壮大，再创辉煌。翻阅《家谱》，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出现在我面前，一幅幅耕读传家的历史画卷映入脑海。《家谱》记载的二世祖薛京铨属明末清初人（京铨父以前的谱记已在“回变”中佚失，老《家谱》只好从京铨父开始记），九品候登仕郎。虽为“候登”，却利用他在乡间的特殊身份，重视发展全族的农耕事业，并在明末清初乱世之中坚持办学，确立了永宁村是附近教育中心的位置。京铨先祖在永宁村上塬修建三孔土窑洞，办起书房，至今人们把那里仍称“书房窑”。
　　京铨孙、四世祖薛呈玉，是《家谱》记载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郡廪生（即享受郡县定期钱粮补贴的生员），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寿80多岁，是永宁六甲薛姓承上启下、奠定基础、迈向兴旺发达的关键人物。呈玉尽管没有入仕做官，境界却不失高迈，眼光可谓远大。据村中出土的刻石记载，呈玉“有大德，乡里重之，同立碑石。”他在以农为本的同时，十分重视教育儿孙和族人读书。他有五个儿子，都在青年时考取生员功名，人称“一门五庠生”（庠生是生员的别称）。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农家出现一位生员已属不易，难能可贵。而薛家连出五位庠生，且五子皆自强立业，家境富裕，忠厚仁义，这样的家庭更属凤毛麟角，稀罕至及，自然在郡县闻名遐迩，乡里艳羡不已。乡人称赞呈玉颇有《三字经》中“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之风。《宜川县志》有载：“薛呈玉，字昆山，号济百，乾隆二十二年寿高83岁，钦授乡饮耆宾，同时有五老在县举行乡饮酒之礼。以外四人其名不传。”乡饮酒礼，是封建社会县以上地方官员按时在儒学举行的一种敬老仪式，有资格参加乡饮酒礼的年高有德的大宾即“乡饮耆宾”。
　　呈玉先祖的长子薛世鹏（是永宁薛家长门之祖）在永宁学堂执教40多年，举人、清朝宜川县乡贤王彦褒是他的学生，王举人为世鹏先祖撰写的《墓志铭》中记载：生而聪颖，雅好读书，至入泮后设教乡曲，从学甚众。……乾隆已卯，岁有奇荒，先生散粮于邻村，既而民困于食，先生又施粥救之。县主特出告示，彰之四外，重立碑石，置之署门。”“入泮”即指考上秀才，“乡曲”乃偏远的乡村。世鹏先祖的重大贡献，是于偏远的乡村设教，除了教化薛家子弟外，还招收云河两岸乡村的学生受教，且“从学甚众”。他终生从事于耕读事业，教化民风，教养生计，功莫大焉！
　　世鹏先祖的孙子、我的七世祖薛桐，字龙门，清朝国学大学生，曾担任宜川县庠老，即管理学校的官员。他除巡视几处学校外，主要精力还是在永宁设教讲学。他在永宁村建设了新的学校房舍，扩大了学校规模。他还在村南修建“魁星楼”一座，寄希望于后世能荣登金榜、夺魁显祖。永宁的村教，在几位先贤的努力下，出类拔萃、一枝独秀。不幸的是，由于清朝政治腐败，民族矛盾尖锐，在同治年间的“回变”中，永宁村于1680到空前洗劫，学堂和大部分民房被毁，村民被逼流离失所，逃亡在外。我永宁六甲薛姓集体逃至狗头山石寨，两年后才回到永宁村。这时的永宁村，田野里新坟骤增，村子里到处是断垣残壁，人们缺粮断炊，用野菜、树皮充饥，学堂自然停办了。
　　“回变”平息之后，随着农业生产和生活秩序的恢复，村中富户薛镜明家于同治十三年（1686年）办起了私塾，村人称之为“学堂”，他家以及同姓子弟恢复了上学。过了几年，上学的孩子不断增加，村中又有一富户薛玉贤（玉贤和镜明都是我的曾祖父辈，十世祖）又办起一所私塾，基本解决了全族青少年的上学问题。两家私塾均属半耕半读性质，农闲时全天开课，农忙时半天开课，夏收、秋收时不开课。在二十多年中，凡是上过这两家私塾的族中子弟，可认字几百个，会打算盘，成了当时人们公认的“识字人”。其中也不乏超群上进、庸中佼佼者，有六人考上廪生，二人考上增生，即廪生名额有限而增补的生员。还出了两位武生员。后来，经村人合计，将两处私塾合成一处村塾，即村学堂。学堂设在关公庙大殿之中。教书先生就是本村“字文很深”的两位廪生薛观暄、薛善行（均十一世）。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在云岩学董、本村人薛观骏倡导下，率先成立了“永宁民治初级小学”，永宁学校成为废除科举制后宜川农村办起的第一所学校。学校校址设在薛氏祠堂两座厢房中。学校面向全社会招生，最多时有40多名在校生。距永宁村100多里的原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原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赵成德就是在永宁学校接受的启蒙教育（李、赵老家，当时属宜川县管辖）。学生越来越多，祠堂中两座厢房已显狭窄，难以为继。1941年，本村绅士、薛镜明孙子、时任宜川县商会会长的薛光星（第十二世）和富云乡政府联系后，决定在永宁村修建富云乡第四保中山国民学校，由薛光星任建校经理人。周围村的群众为学校积极献料，永宁村人不单主动献料，还主动出工。薛光星家捐款最多，承担了大部分建校费用。经一年辛勤努力，在关公庙大院中修建砖木结构教室2座、大礼堂1座、师生宿舍12间、灶房3间、厕所3间。学校大门修建得十分大方、考究，一砖到顶，中西结合形制，砖门楼上有两尊陶狮雕像，门楣上有校长薛光华题词“养正树基”四个大字；大门两侧墙上题词为“敬业”“乐群”。题词均为陶刻，笔体遒劲，雄健有力，制艺精湛，寓意深刻。两座教室和学校大门，至今保存完好，据说这是宜川县唯一保存至今的民国时期的学校建筑，成了永宁人钟情教育、怀念建校功臣的象征。新的校舍建成后，学生增加很快，1946年在校学生有80多名，比云岩镇小学还多10多名，永宁学校成了陕北高原上很有影响的一所学校。上世纪50年代，我在这里念书时，校园中有一棵千年古槐，槐树下有
　　前边所述的几位祖宗先贤，筚路蓝缕、艰难创业，厚德载物、耕读传家，是我们后辈的楷模，其功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二
　　永宁村许多旧宅大门上，曾挂“耕读传家”的匾额，村中大财主、字号“天德元”的大门上“耕读第”字迹犹存。如今，城镇或农村，一些新修的砖混平房门楼上通常嵌有类似古宅的“耕读传家”四字，可见其传承久远、民望所归。永宁薛姓家族，祖祖辈辈秉承治家古训，或耕织自给自足，或舌耕教书育人，熏陶了一代代后人的德行。什么是“耕读传统”？大概就是如下表述：在农耕时代，以农为本的同时，重视读书育人和教化品德修养的文化传统。家庭，是农耕社会基本组成单位，把这种耕读传统在家族、家庭中传承下去，就叫“耕读传家”。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懂诗书，知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对于一般农户特别是自耕农来说，既学谋生又学做人，是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农业生产属物质文明，读书育人属精神文明。二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缺一不可。耕读传统，是我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里，赖以维持民族生计、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基本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举，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卓绝群伦。
　　农村是孕育中国悠久而灿烂文化的摇篮，也是民族谋生、培养人才的地方。我翻阅《家谱》，采访村中传说，体察长辈们的观念和行为，发现永宁薛姓多数人耕读传家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供养子弟上学是要让他们学会“看家护院、发家立业”的本领，能够识文断句、算账理财、书写契约等，更能明白事理、知道做人的道理，能够受到邻里乡间的好评与尊敬。较富裕的自耕农，则希望子弟学业有成、逐步向上流社会靠拢。村中流行一句话：“家境滋润千般好，不如供娃念书好。”说明在一般群众中蕴藏着耕读传家的内在动力，并成为其代代传承的保障。我父亲曾深情地回忆他小时在永宁学校念书的情形。他们念书时，有一半时间是半天上课，晌午饭后就跟着大人下地劳动，吃过晚饭后要把今天学的课文读熟，直到背诵。第二天上学后首先背诵课文、默写生字，如有差错，先生就要体罚。村中有些准备考入高一级学校的学生，读至半夜，第二天鸡鸣起床点灯再读，都是常见的现象。所以，晚上在永宁村巷道行走，常常能听到读书声。父亲说：“那种读书声，就是永宁的生气所在。”后来我上学时已合作化了，小学生不用下地，学校全日制上课。但每逢寒暑假期，父亲都让我每天早早起床，朗诵课文。课文背熟了，为了提高朗诵能力，就寻一张报纸让我大声朗读。父亲说：“家里有读书声，才能一正压百邪。”回忆父亲的话，使我想起“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
　　用于邻里相处、社会交往、道德修养。几百年来，虽然永宁村也几遭劫难、累受盘剥欺侮，但总体看，其经济状况是宜川北塬地区最好的，多数族人是自给自足的自耕农。在道德修养方面，信奉儒学治家格言，“传家二字耕与读，守家二字勤与俭，处事二字礼与仁”。乡里流传一句谚语：“永宁村没穷汉，待人接物礼周全。”永宁人口增长较快，民国初年在土匪烧毁房屋的废墟上，重建了永宁村，一排排新瓦房鳞次栉比，坐落有序；一座座砖包龙门，题额书联，傲然耸立。“天德元”家建起了一座形制规正、十分考究的大院落，院内木雕砖刻、楹联福壁，到处充满了耕读文化。一些家庭光景好、又有文化的人很受人敬重，他们就是农村的知识分子，大多处于世俗中心，是明白事理、德高望重的人，其中有的还被冠以“绅士”“乡贤”头衔，个别人担任乡村政权的领导人，这些人大多是耕读传家的组织者和倡导者。这样的农村知识分子，永宁薛姓代代不乏其人。多位百年前的人物，至今还在乡里传颂，可谓“流芳百年”啊！
　　老《家谱》以及史志记录的年代，凡农家子弟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崭露头角、出人头地，均通过科举途径来实现。农耕时代的耕读传家，既是对农家子弟的普遍教育，又是造就高级人才的基础所在。自古以来，教育就是低层人士向高层奋斗的阶梯。耕读传家不单是科举制度的基础，还逐步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耕读文化。尽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腐朽思想广为流传，然而与之对应的“耕读一体”“耕读为荣”“耕读传家”的理念，却深深扎根于广大农村和知识分子阶层，备受尊崇和盛赞。农耕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身于农村，他们做官后家中还在经营农业，退休后叶落归根，仍然回到老家继续耕读事业。有的入仕者，对劳动人民较有感情，把他们的感受转化为诗赋文章，为耕读文化增光添彩。还有那些在科举中屡试不第者、心灰意冷者、仕途遭遇挫折者、自视清高不愿为官者、满足于“员外”“乡贤”清誉者、穷泊潦倒者，都在耕读二字上倾注了不少精力，成为一种精神寄托和维持生计之业。中国历代著名的“家训”，都提倡一边读书、一边务农，并认为只有学会了务农耕种，才是谋生之本，继而通过读书探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
　　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度，实施向学校教育制度转变。随之，“五四”运动新文化勃然兴起，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耕读传家的形式有所变化，内容有所更新，但耕读传家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仍然在与时俱进地传承着。永宁村薛镜明家，从清朝同治年间开始发展，民国初年已成为陕北有名的大财主，他家的“天德元”字号商铺遍布城乡，“从宜川到西安，夜夜不歇别人店。”他家顺应百姓愿望，发扬光大耕读传统，做了许多兴教办学
　　除。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宜川县无中学教育，小学毕业生能步行外出延安、洛川，远道升学者寥寥无几。1940年，宜川县商会会长、“天德元”商铺经理薛光星与县上另外七位绅士，联名向县府建议并筹划建设宜川中学事宜，全县筹得捐款21000多元，薛光星代表“天德元”家捐1500多块银元，是宜川各界捐款最多的人。薛光星的办学义举受到宜川人民的赞扬，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给予嘉奖。“天德元”家，从他们办私塾、办村塾、建村学校，一路走来，突显了耕读传家，实现了农商并臻。他们家从创始人薛镜明算起，一直到1948年至曾孙辈共40多口人中，男性传人没有文盲，在全县范围里，可能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家庭之一。薛镜明是郡廪生，清光绪年间的例贡生；他的三个儿子都是廪生，次子薛观骏在民国初年还去山西大学进修结业。观骏担任过云岩学区学董、县第一高小校长，还创办了宜川女子小学，后任县教育局长，编撰了《宜川续志》，填补了清朝乾隆时期至1928年的宜川史志空白。据《宜川县志》（民国）载，他精研内经，治病救人，“有体亲好善之心，托业活人之术”；他精通“堪舆”之术，民国初年修建县衙时，就是他勘定的风水位置。他在晚年编撰了永宁六甲薛氏《家谱》。废除科举制后，宜川县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共七人，“天德元”家就有两人即薛光枢、薛光汉，镜明的18位曾孙中，大学毕业的有9人，其余皆为高中毕业。1924年宜川县始设教育局，第一任教育局长是薛光汉，光汉在1926年成为杨虎城西北军的骨干人物。此后10多年，他家曾有3人担任过教育局长、2人担任过县财政局长、1人任过县兵役局长（民国县政府只有5个局或科）。1936年红军进驻瓦窑堡后，兴教办学，曾聘镜明长子薛观暄去瓦窑堡学校教国文。其孙子、曾孙辈，在中小学任教的有10多人，其中薛天纬是中文教授，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还有五人是延安、宜川名师。“天德元”无愧于“耕读第”三个字。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实行合作化、改革开放，生产力水平已经今非昔比，人们的思想观念日新月异。几十年来，中国农村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复存在，实现了商品生产和交换，与农耕社会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了。但是耕读传统的观念，还在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
　　深受耕读传家影响的永宁人，时至今日，还经常用《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朱子治家格言》等农耕社会的启蒙经典中的话，规范自己的行为，教育子女读书上进，如：“百善孝为先”“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国正天色顺，官清民自安；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等，人们随口道来，朗朗上口。族人们也常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相互交流、相互教育，有时不失恢谐、戏谑、风趣，使人们在这充满农耕传统文化的谈笑中受到启发和教育。1982年，族中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婆患了“消渴”病（即糖尿病），等不到下顿开饭时间就要吃块馍或“窝窝”（用糜子或玉米面蒸的发糕）。有一天早饭后只剩一块“窝窝”，老太婆等不到吃饭时间，就把这块“窝窝”拿上准备吃下去，她的儿媳见状，说“这是给你孙子留的”，便一手把“窝窝”夺了过来。时间不长，老太婆就逝世了。族人给她写的“路祭”文（路祭即在出殡到村口时族人为死者开的追悼会）中有“不怕没窝窝，单怕夺窝窝”一句，其儿媳听了羞愧异常、深感后悔，其他人也从中受到教育。族人对写悼词的人敢于坚持正义、激浊扬清的举动，赞扬有加。上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村中有弟兄二人用对联对话的事也传为佳话。弟弟考上中专学校，因为吃不饱跑回家中，不愿继续上学。家中怎么劝都无用。过了两年，弟弟又嫌干农活太苦，要求在外干公事的兄长给他找个轻省的工作干，兄长无法解决他的问题。过年时，弟弟往兄长房门上写了副对联：“乐悠悠，他人在外不知乡下苦；愁闷闷，苦守家中枉读十年书。”兄长看后，另写一副贴在墙上，联曰：“怕苦怕饿而辍学，有吃有穿好耕田。”横额：“耕读传家”。从此，弟弟再没有要求兄长给他找工作，安心务农。还有一件事，在村中作为笑谈。村中有一小伙子在邻村认识了一位女青年，双方愿意结为夫妻。按农村的习惯，男方还需请人说媒，方能举行婚礼。这个小伙子不好意思对父亲言明，便在父母房间的历书封皮上写了两句话：“长子二十已有子，次子二十还无妻。”父亲看到后，心下暗喜，问清原委，马上请媒人，定了结婚佳期，也了却了心中一件大事。
　　半个多世纪以来，永宁村薛姓人口在解放初的基础上发展很快。1950年永宁村有280口人，住在外村的永宁薛姓有80多人。现在永宁村有590多人，外村的薛姓有200多人，村内村外统称“永宁薛家”。永宁薛家在外工作、并常年居住在城市的有300多人。在永宁村居住的人，耕种2000多亩地，历经合作化、大跃进、农业学大寨、实行生产责任制，虽也受过短暂凄惶年月，但大多年份丰衣足食、家道殷实。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农业学大寨时期，永宁人平整了塬上两千亩土地，治理成基本农田，亩产大幅提高，曾是全县先进大队。实行大包干后，先是种烤烟，后又栽苹果，面积达到1500多亩，“花钱靠苹果，吃饭买袋儿面。”村里人几乎全盖起了新的砖混结构平房，村庄占地面积是解放初的两倍。前几年，县政府投资，将永宁村中道路进行了混凝土硬化。永宁村文化人较多，对焕然一新的“南北两纵、东西九横”巷道重新命名，“两纵”是魁星路、新风路；“九横”是永安路、尚文巷、中贤巷、厚德巷、向阳巷、勤俭巷、致富巷、耕读巷、大志巷。这些命名蕴涵着浓厚的耕读传统内容。永宁薛家子弟在城市参加工作的人较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人，家属大多居住在村里，叫“一头沉”干部，逢年过节就回到村里与父母、妻儿团聚。“文革”后参加工作的人，夫妻双方多是干部或工人，叫“双职工”，和村中的老人聚少离多，但每到春节都要携带妻子儿女回村里过年，是谓“父母在，不远游”“父母在，家就在”，老人们能见到儿孙亦甚感慰藉。有的老人被儿女接到城里享受天伦之乐，院中蒿草没墙，蛛网尘封，大门上锁，使人看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清明上坟，年关祭祖，团聚于寂寞的故园，叙说社会发展的信息，怀乡与乡愁也渐渐袭上新一辈人的心头。
　　在永宁村担任过基层干部的人，回忆往事，觉得解放后永宁村最有成就感的事业还是教育得到大发展。老支书志耀兄给我说：“咱永宁人对办学育人情有独钟，耕读传家百年不移，这才是优秀传统、千年大计啊！”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把原来学校更名为“永宁初级小学”，并实行“民办公助”，即教师工资由政府负担，减轻了村民负担。1970年办成五年制小学，1971年办成七年制学校（即一年级至初中毕业），方便了本村以及周围十多个村子学生上学。当时，学校仍属“民办公助”，可因永宁大队集体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在校学生（包括外村来永宁上学的学生）一律免交学费，学校也办起了“学农基地”，实行“创收节支”。那时的永宁初中，在永宁大队的支持下，经学校校长、教师的辛勤努力，提高了教学质量，使毕业生升中专、升高中比例在延安地区名列前茅，累计输送中专生126人、大专生28人，其余学生全部考入云中高中班（当时国家分配中专毕业生的工作，农家子弟成绩好的学生多数考入中专），一度声名远播、誉满延安。1985年教育布点调整，永宁学校恢复了六年制小学建制，这一时期本村人薛征辰等人任教员，他们孜孜不倦，寒暑不辍，爱岗敬业，默默奉献，在儿童启蒙、普通话教学、学习汉语拼音、练习毛笔字诸方面，都受到延安地区、宜川县教育部门嘉奖，有突出建树。至上世纪90年代末，永宁校舍经历半个世纪的风雨，虽经多次修补，仍显陈旧，教学条件亟待改善。薛族子弟薛义忠时任延安市委副秘书长，他十分关心村中学校建设，他向延安市时任书记王侠介绍了永宁优秀的耕读传统。王书记有了此印象，在宜川下乡途中绕道永宁村，视察了永宁学校。她对永宁深厚的人文传统十分赞赏，便决定在建校舍方面给予支持。随后延安市财政局拨款28万元，永宁村建起了一座二层、20间的砖混结构教学楼，重新修建了学校围墙。永宁在外地工作的人捐钱捐物，使学校设备焕然一新。
　　新的教学楼使用不到三年，又一次调整学校布点，将农村学校一律撤销，一个乡镇只留乡镇政府所在地一所小学。永宁学校随之停办。多少年来，人们听惯了学校上课的钟声，听惯了学生放学时的歌声，村民们按学校上学、下学的时间上工、下工。每逢星期一早晨，学校师生列队敬礼，国旗冉冉升起，正在周围干活的人停下手中活计，注视着这庄严肃穆的时刻。这就是乡下的生气，就是偏远农村的文明。朗朗的读书声，悦耳动听的歌声，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乃至延续了几百年的乡学、村教历史，匆匆而去，像被风吹走了。
　　乡学、村教被风吹走了，但永宁人耕读传家的世代沿袭，村级文化牢固的基础，却是吹不走的。据编《家谱》中统计，科举制时期永宁人考取生员的有50多人，武生员5人。民国时期大学生4人，高中生5人，初中毕业生15人。现有成年人中，基本普及了九年制教育，其中高中学历的86人，中专学历的61人，大专学历的60人，本科学历的100多人，研究生16人。具有中级职称的76人，高级职称的33人（其中教授6人，主任医师6人，高级工程师6人）。在国家行政机关工作的39人，在国家事业、国有企业单位工作的100多人（大部分是教师和医生）。在民营企业和其他部门工作的有30多人。军级干部1名，地厅级干部2名，县处级干部15名，大学校长1名，大学党委书记1名，著名学者薛天纬任全国李白研究会会长。
　　这10多年来，永宁薛家每年都有几十位老人或妇女，住在云岩镇或县城供儿孙上幼儿园、上小学、上中学，没有一个儿童辍学。只是农民的教育成本加大了，至于小学教学质量是否比永宁学校高，说法不一，村民们怀念多年前的永宁学校倒是真情实感。妻子去给儿女上学做饭，丈夫在家又要下地、又要做饭干家务，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既当婆姨又当汉。他们这样不怕苦、不怕累、不怕孤独，期待着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孩子并非浑金璞玉、天生才子，而是要按“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的要义，去教育他、深造化，才有好的前程。他们懂得“学习改变命运，知识创造未来”的道理，再难也要供孩子上学读书。物质的贫穷不可怕，精神贫穷才是最可怕的。他们这样做，能获得物质精神双丰收吗？我想是可以的，一般说来，善良的愿望，虽然会遇到挫折，但经过努力，最终都会实现！
　　学校停办了，永宁人似乎并未放弃，他们对耕读传统愈思愈浓，历久弥深。学校停办后他们对学校保护的力度并未减弱，这几年还把校舍维修了一遍。不少人想把幼儿园、小学重新办起来。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永宁人在耕读传家的路上走了几百年，在新的时代，一定会成为爱国、诚信、敬业、友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