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参加劳动（资料图片）
　 1939年初，毛泽东办公室的秘书长李六如同办公室秘书和培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了本《陕甘宁边区实录》。初稿出来后，毛泽东感觉不甚理想，决定另请人修改。1月22日，他给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周扬写信，特以告之，“备有稿费（每千字1元5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于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署名只有总编“齐礼”一人。周扬是否动笔作了修改，不得而知。值得体会的是，毛泽东给周扬信中，提到每千字1元5角的稿费。全书10万字左右，算下来15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据当时在延安的作家陈学昭写的《延安访问记》，以及徐懋庸的回忆录记载，1938年至1939年，延安物价为小米每斤0.13元，猪肉每斤0.2元，鸡蛋每个0.01元。至于1939年每人每天的吃饭标准，当时在延安访问的记者舒湮在其《战斗中的陕北》中记述：“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1斤4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1.机关是3分钱；2.延安边区政府是4分钱；3.武装队伍是5分钱；4.陕公、抗大是7分钱：5.医院是1角。”由此比照，大约每人每天花费在0.25元左右。这样算下来，《陕甘宁边区实录》150元稿费，抵得上一个人600天左右的生活费。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实录》开出的稿酬，显然与该书的内容和可以预期的影响有关。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谈到稿酬问题时便强调要按质按需来定标准，认为“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由此想到知识分子在延安的生活待遇。抗战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被当下一些学者称为“特殊的文化移动现象”。到抗战后期，在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作为东道主，边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最终要落实到两个方面，一是要让他们有事可干，二是要有相当的物质待遇。在这两个问题上，边区在政策上一点儿也不含糊。关于有事可干。知识分子大多被安排在延安先后创办的30余所专门院校工作或学习，有的则在机关和一些专业部门工作。关于物质待遇。是通过有差别的供给制，外加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稿酬制，给予切实照顾。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是一种尽可能平等而非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自抗战时期供给制逐渐制度化开始，供给标准一般按级别不同，在每天伙食标准、每月津贴补助、日常实物分配、办公杂费支出等方面体现出相应差别。著名学者何干之是1937年8月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延安的大知识分子之一。他的待遇是“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音乐家冼星海1938年11月到延安，在1940年3月21日给友人的长信中，他提到当时受到优待，每月津贴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当时，在“鲁艺”的艺术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此外，1938至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10元。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作家陈学昭的丈夫担任边区医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15元津贴。1940年1月，印度尼西亚籍华人医生毕道文来到延安，组织给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20斤、肉10斤、白糖2斤、津贴费20元。另外，还为他配勤务员1名、翻译1名、马l匹。以上都是当事人的回忆，应该是可靠的。1940年10月，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陷入极度困难。延安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便是为了渡过这个难关。在这种情况下，为规范和确保知识分子的待遇，中央书记处于1942年5月颁布《文化技术干部待遇条例》，把文化技术干部分为3类。其中甲类技术干部，每月津贴15元至30元，伙食以小厨房为原则，窑洞一人独住，衣服每年特制棉、单衣各一套，其妻儿因故不能参加工作或学习者，生活待遇与本人相同。那么，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津贴又是多少呢？每月10元，比文化技术干部中护校毕业的护士最低档收入还要低10元。党政机关干部的待遇和文化技术人才相比，差距实在不可以道里计。尽管文化技术人才的待遇已经优于党政军机关干部，但如果是发表文字作品，他们还有稿酬收入。做技术工作的，如果有突出成就，也有奖励。延安对著名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尊重，在萧军身上算是一个典型例子。1941年7月，萧军想离开延安，给张闻天写信，提出借1万元路费，张闻天回信，答应可以想办法。据萧军7月20日日记载，7月18日毛泽东和他谈话时，他表示，想过了10月鲁迅纪念会以后再走，并把向张闻天借1万元路费的事说了。毛泽东的回答是：“何必说借呢？这里可以想办法的。”不到一个月，8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成立由凯丰、艾思奇、陈伯达、范文澜、周扬等十余人组成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毛泽东亲自批准的工作费用，也只有1万元。也就是说，当时中央准备给萧军一家离开延安的路费，便相当于一个工作机构的开办费。 
　

摘自《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