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枣园，毛泽东主席接见来访记者团中的六位外国记者。后排右起：毛泽东、史坦因、夏南汗；前排右起：福尔曼、爱泼斯坦、普金科、武道。
　　1944年，国民党当局不得已组织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组团出访延安。美国记者爱泼斯坦是六名外国记者团员之一。1995年，80岁的爱泼斯坦在回顾这次难忘的采访之旅时写道：“此行非同一般。从某种意义讲，它确实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对世界舆论来讲，这是一次发现，一次重新发现。”
　　爱泼斯坦之所以用“重新发现”这个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具有的政治、军事潜力，长期以来一直被国民党的谎言和新闻封锁所掩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在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政策以外，还实行了非常严密的新闻封锁。
　　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
　　1936年6月，埃德加·斯诺成为第一个采访红色区域的西方记者。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在世界范围里大放异彩。斯诺之后，1937年至1939年间，也出现过其他外国记者及访问者所写的有关延安的报道。但是从此之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国民党不允许任何外国记者前往延安及其他抗日根据地访问，采取一切手段控制介绍共产党领导军民抗战和边区建设的真实情况传播出去。
　　直到1944年，在驻重庆外国通讯社的不懈斗争和来自盟国的直接压力下，这种封锁才被突破，国民党才决定允许外国记者组团出访延安。
　　稿件不做批判就被枪毙
　　为控制舆论，国民党设置了种种苛刻的限制条件，包括访问团由国民党宣传部代表带队、甄别记者政治倾向、每篇稿件须送审等。其中一项要求，“对共产党地区的所见所闻不予适当批驳是不准发稿的”。为此，记者们“都提前储备了适当的批驳之词以备用于发自延安的通讯中”。
　　即使如此，稿件发表依然不顺畅，国民党当局对稿件故意拖延十天半个月才发出，并严格限制字数。爱泼斯坦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抱怨：“每天正式电讯中才播出我们几个人加在一起还不到2600字的新闻稿，少得可怜！”
　　《在山西最北端的黄河岸边，一个美国飞行员获救》一文记录了美国战斗机飞行员约瑟夫·巴格里奥上尉的飞机被日军击落后，得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救助的事情。然而，这篇通讯却被“枪毙”。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罪状都是造谣中伤
　　新闻封锁之外，是无端的造谣中伤。一是指责共产党种鸦片。关于记者团中有人散布共产党种鸦片的指责，爱泼斯坦专门去了“一些极其闭塞的村庄”“而那里有许多地方都是别人特别告诉我们去寻找鸦片的地方”“两个月都未能发现确定上述指责的任何证据”。最后，他气愤地写道：“根据这些事实和考虑，本记者愿以本人的职业声誉作为担保，明白无误地声明：所有一切最近在中国和国外谈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正在种鸦片的罪状都是无稽之谈。”二是散布延安作风混乱。对此，爱泼斯坦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记者团团长）谢保樵（硬说延安性关系很乱）是在胡说八道。此地男男女女作为同志在一道工作，相互平等，相互尊重，我们看到的婚姻关系都很好，正常而且牢固，建立在共同工作和利益的基础上。”
　  这里的人们丰衣足食
　　“当我们进入共产党地区，我想我们会从军民严峻的面孔上看到由于对这一贫瘠边区实行经济和军事封锁而留下的阴影，而这些人主要是靠了信念和决心在那里支撑着。”这是到达根据地之前，参观团对延安的预想。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让中外记者感到惊奇的是：“十分荒凉的陕北现在已变成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的地区，人民丰衣足食。……驻军夏天种地、冬天集训。他们现在能自给自足，不用农民负担。”
　　“在中国其他地方，农民看见大兵，总是满面愁容，一言不发，在这里，农民却拉着战士们问他们护送的这些奇形怪状的人（我们这些外国人）都是些什么人，给战士们送来热腾腾的茶水，在休息地主动为战士们遛马。总之，老百姓对战士们就像是对出远门回来的家人。”
　　亲爱的，这是民主
　　正如爱泼斯坦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美国人（在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成员）对这里的一切看后很激动，对此，他们羡慕、惊奇不已。这里的一切都不错。……亲爱的，我真希望你也能来这里亲眼看看。这是未来新中国的模型。这是民主，不是自封为人民的朋友的人在为人民办事，而是人民自己在为人民办事。”
　　经历了这些见闻，爱泼斯坦1939年就认定“人民之战和全国统一战线保证胜利必将属于中国”，1944年就预见“延安是中国未来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