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陕北子长县涧峪岔。我在那里生、在那里长,在那里上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高中毕业后回村劳动,继而又担任了“代帽”初中的民办教师。国家恢复高考第一年的1977年冬,我应试考上了延安农校畜牧兽医专业。1978年春,20岁的我,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走出大山,去所考取的中专学校上学。没想到,这一别就是40年。40年来,我无论走在哪里,身居何方,永远牵挂着家乡涧峪岔!
涧峪岔位于子长县北部山区,与子洲县的槐树岔、横山县(现改为区)的石湾镇相毗邻,地处子长、子洲、横山三县区交界地带,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据所出土的文物考证,早在上古时期,涧峪岔一带就有人类活动。黄土高原形成初期,这里还是典型的高原地貌,地势开阔,广袤无垠,水草丰美,牛马成群,并拥有浩渺的黑水湖。后来由于黑水湖下泻,流水冲刷,才逐渐形成支离破碎的黄土高原峡谷地带,成为山高涧深、沟谷纵横、水瘦地薄、荒僻贫瘠之地。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涧峪岔与东西相邻的南沟岔、李家岔,统称为子长“三岔”,是远近闻名的贫困地区之一。1973年6月,敬爱的周总理陪同外宾回到延安,听了当时延安地委、行署以子长“三岔”地区为重点的延安人民缺吃少穿的情况汇报后,难过得落了泪。他老人家当即嘱咐延安地委、行署“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尽快改变老区人民贫困落后状况。是啊,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令人心酸的往事。当时的子长“三岔”,与横山、子洲、清涧等陕北其他地区一样,严重缺粮,谷糠、苦菜、榆树皮、荞麦花、棉蓬籽……所有能吃的东西几乎都吃完了,可仍不能解决饥饿问题。为此,走南路、外出乞讨的人比比皆是。然而涧峪岔又是一块英雄的土地。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在这里避难12年,留下了“重耳川”的美名;北宋大将狄青曾在这一带戍边镇守;一代伟人毛泽东当年转战陕北期间,也君临此地,并在涧峪岔镇的庄果坪村借住一宿。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涧峪岔有85名优秀儿郎献出了宝贵而年轻的生命,同时还涌现出了杨耀南、杨彩霦、冯汉章、高增强等老一辈革命家。
我出生在涧峪岔镇西北三四十华里的高新庄行政村所辖的7个自然村之一的高家峁村。我深深地热爱着我的家乡。因为家乡是我成长的摇篮,是我人生的驿站;那里有我熟悉的村庄、熟悉的山形地貌,有我留下的脚印和诉说不完的故事,有我长眠的父母和我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有我永不忘却的记忆和割舍不断的情缘。
记得小时候,我经常跟着父亲、母亲,骑着毛驴或赶着驴拉车到涧峪岔赶集。那时,涧峪岔镇范围内不通公路,全都是山间小道,路况极差。家中到涧峪岔要途经一条长长的沟道,拐一个山峁两道河,很是烦人。因没有过水桥,甚至连支石都没有,只能脱了鞋袜,挽了裤腿,赤着脚蹚水过河。坚硬的河滩石子路,赤脚踩上去,扎得人要命。遇上下雨天或每年二三月间冰河消融,整条沟成了黄水沟、烂泥沟,行走起来十分艰难。三四十华里路,需要折腾上大半天,一去一回就得整整一天。所以,对于农家人来说,一提起赶集,既高兴,也是一件愁肠事。可不去又不行。因为所生产的一些农副产品必须变卖,家中的生活必需品也要购置。穷苦老百姓哪里来钱呢?只有将省吃俭用下的粮食、猪羊、鸡蛋、皮毛、谷草、药材等运到集市卖掉,得了钱,才能转手去置办布匹、食盐、煤油、煤炭等农家人必需的生活用品,以此来维持枯燥乏味的生活。也许是路况不好,也许是饥渴所致,那时觉得三十多华里道路很是遥远,几乎调动了全身力气,尽量迈开大步奋力前行,简直不敢有丝毫耽搁,但仍迟迟抵达不了。公社所在地的脑畔山上,不知哪个朝代留下一个规模委实不小的土寨子,经过漫长的风吹雨淋,寨子已塌陷损坏得不成样子,但轮廓还在。一度时期,这影影绰绰的土寨子成了我的精神支柱。因为看到它,就离镇子只剩五华里远了,也意味着很快就能够到达镇上。顿时,眼睛便会明亮起来,精神也振奋了许多。
涧峪岔集市位于淮宁河上中游南侧一平地处,从地形地貌上不难看出,这里原来是主河道的河床,由于后来河流偏向北侧,这里不再有河水流过,日积月累,年复一年,河道越冲越深,这一段旧河床也就愈抬愈高,自然形成了一块阶地,为以后人口聚集、镇子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那时,涧峪岔镇的规模在我看来很大,一条二三百米东西走向的街道,西宽东窄,两边坐落着清一色的砖窑,国营食堂、供销社、邮电所、信用社和民居交织在一起,与偏远农村相比,倒有些气象。不足的是,街道全为土质,晴天黄尘四起,雨天泥泞不堪。好在供销社门前地势稍稍开阔一些,可以容纳一些人。小一点的买卖主要集中在这里。实在容纳不下了,人流自然会向街道两头依次延伸。街道背后南边和东头河畔的开阔地带,往往是牛、驴、羊、猪等牲畜的交易场所,牙子(经纪人)分别同买卖双方在衣襟下捏着码子,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待价格差距不大时,由牙子最后砍定价格,打帮双方成交。每到集日,镇子上人山人海,熙熙攘攘,拥挤得水泄不通,从这头到那头,短短的几百米街道,一时半会都走不过来。
公社驻地在河道北侧的山脚下,为前后两排,也是清一色的灰砖窑洞,窑面用白石灰粉刷一新。粮站、医院在镇子西头河北岸的刘家坪村,中心小学在镇子东头北下方。出镇子东头,经大路,行两三里,蹚过河,上岸后便是庙湾坪了。涧峪岔中学就座落在这里。1974年到1975年,我在这里完成了两年的高中学业,留下的记忆大多与饥饿有关。那时,镇上的食堂,一个两面(白面和玉米面)馍馍,二两粮票、五分钱,一碗粉汤(粉条加葱花)一毛五分钱。饥肠辘辘的我,实在抵抗不过饥饿的袭扰时,就利用中午和下午课余时间,悄悄地跑到镇子的食堂里,买一个两面馍馍和一碗粉汤充充饥,过过瘾。那“家伙”真是好吃极了,也很是管用,狼吞虎咽地下肚后,很快就能够解决问题。从此以后,我好像再也没有吃到过那样香美的饭食,那种惹人嘴馋的味道直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回味无穷。
给粮站交公粮是一件非常纠结的事情。那时,粮食实行的是统购统销政策,农民上交公购粮任务很重也很硬,一旦夏秋粮食收下,农人们首先要按所确定的粗、细粮比例,给国家交足公粮和购粮。细粮为小麦、小米,粗粮为玉米、豆类。公粮的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而购粮价虽高于公粮价,但仍低于市场价。对此,农民群众很是自觉,从不抱怨,并积极踊跃地去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印象中,粮站院子及门口常常挤满了人,毛驴、架子车随处可见。倒是收粮的工作人员态度生硬,往往黑着脸,慢腾腾的,大半天履行不完手续。眼看天快要黑了,还排不上队,轮不到交。可怜的农人们,一天没吃饭,忍着饥渴,眼巴巴地等待着收粮员验粮,却怎么也不敢催促。等粮验完上交后,太阳就要落山了,这就意味着又得披星戴月才能赶回家中。更使人焦急的是,粮站为保证所收购的粮食质量,收粮员往往将粮食倒进风车里,机器一转,近五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份量就没有了,任务肯定完不成,还得下一次再补交。有的粮食,验粮员用测粮器往装有粮食的口袋里一探,测出粮食干度不够,粮站自然不会轻易收购的。为此,这就苦了交粮人,他们个个紧蹙眉头,将粮食倒在院子里硬是往干晒。直到晒干了,交差了,才能够完事回家。
出门乘车也让人十分困惑。我刚离开家乡那阵,镇上到县城不通班车。要到县城,如果时运好时,还能够碰到顺车(大卡车),经过低三下四、死缠硬磨后才能够坐上。待到达县城后,人早已被车辆荡起的黄尘罩得不成样子。就这,还往往搭乘不上。如果坐不上或压根就没有顺车时,那只能靠步行了。家中到县城上百里路,需要走上整整一天才能够到达。我中专毕业参加工作后,镇上虽然通了班车,但每天只发一趟,往往早晨五六点就发车。家在乡下三十多里远的我,每次探家返回单位搭乘班车时,要么半夜就得动身,在家人的护送下,迷迷瞪瞪,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徒步三四个小时,赶天明到达镇上,才能乘上车;要么就得头天下午提前赶到镇上,在公社驻地或信用社、邮电所借住一宿,以便第二天早晨不耽误班车。那种寄人篱下、寒酸窘迫的滋味难以言状……
然而,令我欣喜的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家乡涧峪岔发展了,变化了,而且这发展、这变化简直太大了。先是镇上通往县城的公路由黄土路变成了石子路,继而又铺上了沥青,变成了宽畅的柏油路,接着又打通了镇村公路,并且大部分村道也硬化了,行驶起来,方便快捷多了。后来又通了电,家家户户告别了煤油灯和石碾、石磨,安上了照明灯,看上了电视,使用上了碾米机、磨面机、榨油机和抽水机,甚至洗衣机,吃上了纯洁干净的自来水。再后来,镇上到村上也开通了班车,再也不要为行走或乘车熬煎了。我们当年上学的庙湾坪中学也建起了几座崭新的教学楼,教育教学条件大为改观。群众的生产生活自不必说了,不知提高了多少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家乡涧峪岔于2011年被确定为市级重点镇后,市县镇三级进一步加大投资力度,集中实施了一批重点项目,改造了淮宁路、滨河路和重耳大桥、阳坪大桥,扩建了中心小学、幼儿园,完善了供电、通讯、邮政等基础设施,绿化了主干道路及镇子周边环境,新建了重耳主题文化公园和广场、集市,修建了近300套保障房和移民安置房。同时还治理了重耳川主沟道,造地5000亩。目前,全镇上下正在奋力脱贫攻坚。一句话,涧峪岔今非昔比,真是旧貌换新颜呐!
但愿涧峪岔的明天更美好,乡亲们生活得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