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40年8月，左权送夫人刘志兰赴延安学习，夫妻分別时与怀中的小女儿左太北合影。
　　“父亲牺牲的时候，我还不到两岁，哪里会有印象呢？”
　　首都北京一家社会福利院内，今年77岁的左太北坐在轮椅上，面前的小桌板上摆着七八本关于父亲的书，其中有两本是她自己主编的，一本是《我的父亲左权》，另一本是《左权家书》。 
　　捧读那些泛黄的纸张，左权将军留下的一个个字词、一个个标点宛若音符，交汇成一曲深情的赤子之歌，真实呈现出他作为军人、儿子、丈夫、父亲的丰富形象……
　　报国志坚
　　一封写于1937年9月18日的信，是左权回给叔父左铭三的。
　　彼时，卢沟桥事变刚刚过去两个多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后陆续奔赴抗日前线。
　　由于战事不断，左权一连几个月都“在外东跑西跑”，直到叔父的信寄出后将近四个月才收到。而从回信的内容看，这是左权10多年的时间里第一次得到家乡亲人的消息——他的大哥左育林因为得了肺病，已经在1933年去世了。
　　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左权“悲痛万分”，也让他感到深深的自责与不安。
　　早在1930年，左权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后，曾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告诉家人自己虽然回国“却恐十年不能回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他自己“将全力贡献革命”。
　　如今，家里的顶梁柱没有了，一家老小还能指望谁呢？
　　忠孝不能两全，左权内心深处撕扯着、煎熬着，但同时清醒着、坚定着。他恳请叔父相信“这一道路是光明的、伟大的”，他愿以“成功的事业”，报叔父与母亲对自己的恩情，报大哥对自己的培养。
　　随后，时隔3个月，抗战形势急变，华北、淞沪抗战均遭失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左权在行军和战事间隙，又给母亲写了一封信。
　　信末，左权写道：“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左权不知，远在湖南的母亲看到这些文字，心中该是何等欣慰，又是何等心疼……
　　伉俪情深
　　“志兰亲爱的”，这是从1940年到1942年写的11封家信中，左权对妻子刘志兰最常用的称呼。
　　二人相识于1939年早春，介绍人是朱德。第二年5月，他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彭德怀给她取名“太北”。
　　那张唯一的全家福中，左权抱着女儿，身边坐着妻子，开怀而笑。不久，左权依依不舍地把妻女送上前往延安的路……
　　1941年，太行山战事暂缓，官兵们在院子里种了不少花。9月，花开得欢实，左权在信中告诉妻子，“每次打开门帘，见到各种花的时候，就想着我的兰，我最亲爱的兰。”
　　那一刻，是爱，让这位久经沙场的抗日骁将展露出内心深处的温润与柔情。
　　1942年5月22日，前一封信刚刚发出半个月，一位叫江明的同志因事去延安，左权又给妻子写了两页纸，信中写道：“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廿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
　　二十一个月！谁能想到，这位心里装着千军万马、谋划抗日大计的将军，一直都在默默地数着日子盼望一家团聚。
　　可就在3天后，为突破日军重兵包围，左权不幸牺牲，年仅37岁。
　　信，最终寄到了妻子手上，可相聚的日子，左权却再也等不到了……
　　舐犊之慈
　　父亲牺牲那天，左太北还差两天过两周岁生日，被母亲寄养在延安一个托儿所里。
　　与父亲有关的记忆，左太北是从12岁那年的儿童节开始的。
　　1952年6月1日，左太北和同学代表少先队员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敬献鲜花。毛主席听说她是左权的女儿，特意跟她一起照了张相。现在，这张照片和那张唯一的全家福一起摆在她床尾的柜子上，一抬头就能看见。
　　读中学、上大学、参加工作……左太北慢慢长大，可关于父亲的印象却始终是近乎空白，直到1982年她收到了“文革”抄家后被发还的物品，看到了父亲留下的家信。
　　“每一封信，父亲都大段大段地提到我，问我‘身体好吗’‘长大些了没’‘更活泼些了没’……”左太北说，如果不是亲眼看这些信，谁能想到一个戎马倥偬的将军，对女儿的爱竟然如此细腻。
　　夏天，他给女儿带来热天穿的小衣服；冬天，他记挂着小家伙别冻坏了手脚；女儿病了，他焦急地反复在信里念叨“有了病必须找医生”；别人给的糖果，他舍不得吃，连省下的钱一起托人带去延安……
　　直到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里，左权还想象着与妻女团聚的情景：“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
　　一转眼，这个再寻常不过的团聚心愿，已经碎了75年。
　　新华社记者 梅常伟 王楠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