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来,我常常梦到又回到天安门国旗班了,踢正步、劈枪、甩旗、打旗……睡梦中手脚不由的乱动起来。" 从1985年10月至1987年7月,石建明在前沿阵地猫儿洞坚守了270个昼夜,侦察和验证目标865个,共保障了射击任务36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 牛文斌:敬礼,五星红旗! 今年5月份,牛文斌和家人一起去北京,四五天的时间里,他先后去天安门广场看了一次升旗、两次降旗。距上次他观看天安门广场升降旗仪式已过去了整整15年,距他从武警国旗护卫队退伍已过去22年。升降旗仪式结束了,广场上的游客逐渐散去,牛文斌还要在国旗台附近徘徊很久不愿离去。
“20多年来,我常常能梦到又回到天安门国旗班了,踢正步、劈枪、甩旗、打旗……睡梦中手脚不由地乱动起来。”8月9日,已担任子长县农村道路管理站站长的牛文斌对记者说,“特别是我在现场观看升旗时,当进行到甩旗那一刻,全身肌肉突然一紧,右臂下意识想往外甩。”
今年42岁的牛文斌是子长县冯家屯村人,1992年冬入伍,曾在北京武警部队天安门国旗护卫队服役,还担任国旗班第十三任班长。回忆起三年的军旅生活,牛文斌说:“很苦,很累,但值得!”
1993年新兵训练结束后,牛文斌与79名战友很荣幸地被挑选出来,再次集训3个月,反复进行体能、队列训练,从中再筛选40名优秀战士补充到天安门国旗护卫队中。牛文斌咬着牙坚持了下来。“都说新兵训练苦、累,和国旗班相比,那根本不算什么。”牛文斌说,“在普通人看来,国旗班战士无论是升旗降旗还是站岗值勤,那叫一个漂亮,精神头十足,动作整齐划一,但背后训练的苦和累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
在子长县农村道路管理站的窑洞里,牛文斌告诉记者,为了踢好正步,用夹板夹过腿;劈枪的瞬间为了保持军姿在衣领上别过大头针;为了练甩旗那一个动作,胳膊都练肿了……最难的是降旗后收拢国旗,部队行话叫“打旗”,一手扶住旗杆,一手快速地把国旗一点一点收拢,既要有节奏感,收拢的折痕还要匀称。特别是在大风天,那才是检验一名旗手功夫的时刻。为了练就这手绝活,牛文斌在大冬天坚持训练,有时甚至还盼望风再大些。只有经得住严冬寒风的考验,才能练就一身硬本领。在打旗训练中,手指与旗面快速摩擦,白手套很快就磨烂了,手指磨出血,最后结成硬茧。每天的训练强度很大,第二天一早天不亮就要起床升旗,升完旗回来往往还不到正常起床时间,抓紧补个觉,马上又开始站岗和训练。“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睡一个囫囵觉。”牛文斌笑着说。
在部队三年里,牛文斌和他的战友们除了完成日常的升降旗和训练之外,还担负着对社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任务。除了北京之外,他曾受邀到甘肃、四川、河南、山东、广东等地指导国旗升降仪式。特别是1995年9月,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中,牛文斌和排长一起去拉萨进行示范表演和训练指导。即便他退伍后在陕西省人民武装学校学习期间,还曾应邀为陕西航天建筑工程公司第一项目经理部在西安理工大学建筑工地上进行了一次升旗仪式,讲述国旗的历史,讲述国旗班的故事,为工人进行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学校毕业回到子长后分配在乡镇工作,牛文斌经常为当地中小学义务进行升旗演示和队列训练。2004年7月,牛文斌组织史家畔乡湫峪沟村的农民群众举行了一次庄严的升国旗仪式。无论在哪里表演升旗,牛文斌的动作一点也不打折扣,就像22年前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升旗一样。“升旗虽然只有短短的2分零7秒,但那庄严一刻将带给你无穷的自豪感。向国旗敬礼的一刹那,国旗、国家、人民真的就在你心里!”
石建明:老山,那270个难忘的昼夜
石建明曾当兵21年,他在部队上军校、入党,从一名普通战士干到团级干部、中校军官,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坚守老山主峰270个昼夜,并荣立了一等功。
8月7日,记者采访石建明,他虽已过知天命的年纪,却依然葆有着军人的英气豪气和正气。
石建明1981年入伍,1983年考入军校,1985年毕业后,经过3个月的战前训练,22岁的他在当年的10月份参加了对越防御战。
回首那段岁月,似乎就在眼前。他说:“那时,在前线,越南特工、炮弹轰炸、老鼠虫害、断粮断水,都会危及到生命安全。”
石建明当时是炮一旅130加农炮1营1连指挥排长,负责第六观察所。他向记者画了一张老山防御图,介绍着当时的情况:“那时,越南特工防不胜防,尤其在夜晚,他们会悄悄地摸进猫耳洞里,悄无声息地就结束了战士的生命。遇到阴雨连绵,时常有敌炮袭击,有时24小时都不能合眼。”
石建明向我们讲道:“为了应对越南特工,我们用竹子做成门帘,把手榴弹挂在帘子上,人在洞里,听到有动静,就拉引线,避免了不必要的牺牲。可猫儿洞里黑暗、潮湿、狭窄,没有床,只能睡在地上。洞里老鼠成群,甚至会在半夜咬人的脚趾,爬到人的脸上来。山上蚊虫特别多、特别大,咬得浑身都是包。还有越军的炮弹袭击惯用空炸,威力强且杀伤面积大,炸开的弹片击中人,轻则断肢重则死亡。”
因为住在山上,需要后方有专门的人一周来送一次水和粮,平时还好,一旦遇到雨天或者战事,就没办法把粮食和水送上山来。这段时间,石建明和战友就只能靠储存的罐头、压缩饼干度日,下雨的时侯,可以接雨水喝,可是炮火连天的时候就只能熬着。
身为干部和党员,石建明把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战士们。他晚上睡在洞口,走路在前头,背粮、背菜、背水、做饭,他都抢着干,和战士们一样轮流值班,遇到险情他更是抢先上去。
1986年10月8日,越军为报复“10·14”战斗的打击,向老山阵地发起猛烈炮击,此时刚刚进入梦乡的石建明被激烈的炮弹声惊醒,当他坐起点亮蜡烛时,一发炮弹落在了猫儿洞的顶部,顿时尘土落下,冲击波震灭了刚点亮的蜡烛,震得人喘不过气来。石建明讲道:“敌人此时向我方炮击,我想,一定要抓住时机发现敌阵地,向上级报告以展开回击。”他不顾危险,钻出猫耳洞,迎着炮弹,冲向观察孔,同值班的侦察兵一起观察敌情,上报情况,指挥射击,最终取得了压制敌炮兵连1个,摧毁敌火炮3门的可喜战果。
1987年1月20日,越军对老山阵地再次进行了更为猛烈的炮击,持续了3个多小时。老山主峰南侧步兵阵地的弹药库被击中,引起弹药爆炸,石建明同侦察兵龚国民正在观察孔进行观察,突然,一发炮弹落在离观察孔两米远的地方,顿时火光、弹片直飞观察孔,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石建明飞快将龚国民扑倒在地,弹片砸在了观察孔的矩形钢架上,散落在他的身上,好在没有受伤。
从1985年10月至1987年7月,石建明在前沿阵地猫儿洞坚守了270个昼夜,侦察和验证目标865个,共保障了射击任务36次,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所在的观察所被授予“优秀观察所”称号,石建明也荣立一等功。那时部队奖给他一台双卡录音机,上边写着“功劳属于党、属于国家、属于人民”,这也成为日后石建明人生的座右铭。
2002年10月石建明转业至延安市,任市供销社党委委员、副主任。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石建明一直没忘自己曾经是一名老兵,在工作中他不怕苦不怕累,先后6次获得“优秀公务员”的荣誉。
虽然退役多年,但石建明说:“只要祖国有需要,我定会担负起一个军人的职责和使命!”
刘帅琦(左一)当武警时进行分列式训练 刘建成当机务兵时对战机进行检修 贺锦洲讲述他的军营故事 刘帅琦、刘建成:参阅,是我一生的骄傲! 回忆起8年前参加“国庆60周年大阅兵”时的情景,现已转业到延安市新区交警大队清凉山中队工作的刘帅琦至今难忘。2009年10月1日上午10时,刘帅琦所在的武警方队与其他徒步方队一起,健步走过96米检阅台,接受国家领导人以及全国人民的检阅。那年他刚满20岁,从那一刻起,这个土生土长的延安小伙儿成了家乡人的骄傲。
刘帅琦从小出生在警察世家,他的爷爷、奶奶、爸爸还有伯父都是警察。在“警察大院”长大的他从小就向往成为一名军人。2007年,年仅18岁的刘帅琦应征入伍,成为武警部队北京总队中的一员。能够参加国庆大阅兵,也成为他记忆中最自豪的一件事。除了那庄严、神圣的检阅,在阅兵村10个月的阅兵前训练也成为他难忘的宝贵记忆。
“要想达到一流的标准,就要上万次重复相同的动作,所以不论天气状况如何,我们都要在训练场上坚持训练。在盛夏的操场上训练是我们大家记忆最深刻的,那时候地表温度时常达到五六十度,衣服不知道被汗水湿透过多少次,每天换下的衣服上都是汗水被晒干留下的白色的盐渍。”刘帅琦回忆说。高强度的训练让身高1米83的刘帅琦瘦到了体重不到110斤,关节也发炎了,两个膝盖肿得像面包一样,腿都不能打弯……刘帅琦也想到过放弃,“但是我知道一旦请假可能就再与这样盛大的阅兵无缘了。其他人都能坚持下来,我作为革命老区的人更要坚持!”就这样,经过10个月的刻苦训练,刘帅琦通过了层层考验终于盼到了国庆大典的到来。
刘帅琦回忆,“那96米让我们十个月积蓄的能量全部爆发。我一心只想着如何踢步,如何对齐,没有空隙往主席台看一眼。顺利完成任务的那一刻,我们好多人都流下了眼泪,那是艰辛、汗水、辉煌百感交集的碰撞!”
参加国庆阅兵,严格、艰苦的训练让刘帅琦变得更加坚强,做事一丝不苟。他说,也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才让自己能胜任未来更加困难的工作。“参加阅兵的经历,是我这一生的骄傲,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201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阅兵”吸引着全世界人们的目光。这也是中国空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受阅仪式。雄伟壮丽的战斗机背后有一群幕后英雄,他们虽未走上阅兵场,却用精湛的技术、辛勤的汗水、默默的付出,为阅兵顺利进行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他们就是机务兵。
如今已经转业到延安市宝塔区食药监局工作的刘建成就是其中的一员。
2015年年初,刘建成所在部队接到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阅兵”的任务。经过严格选拔,作为机务兵机械员的刘建成以精湛的技术和良好的表现入选了,没有丝毫的耽误,按照部署刘建成和战友们全部立刻抵达唐山阅兵村。
作为“左手托着国家财产、右手托着战友生命”的机务兵机械员责任重大,而刘建成作为负主要责任的第一机械员,要在战机起飞之前在放飞单上签字,“拿起笔签下的就是责任,要知道价值几亿元的战斗机和3名战友的生命可就在这个签字之间。”刘建成说。在唐山阅兵村,每一天他们都按照阅兵的标准进行训练,巨大的精神压力加上唐山阅兵村的雾霾天气,刘建成的眼睛发炎了,但他却丝毫没有放松训练。“机务组的每个人都是缺一不可的,一个人请假就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空中方队的训练。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努力克服困难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受阅前一天,刘建成和战友们在机场上彻夜待命,阅兵正式开始之前,他们一起为战机进行最后检查。“机身整洁,蒙皮无损伤,螺钉铆钉无松动,口盖关闭牢靠,标线对齐,无燃油渗漏,发动机进气口无杂物,外观良好……”伴随着一项项检查的顺利完成,刘建成在放飞单上庄严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且迅速跑到战机正前方数十米远的滑行道上站住,高举双手,引导飞行员驾机滑出。
震耳欲聋的呼啸声中,战机相继升空,飞向演练空域。目送战机升空,刘建成他们也没有片刻的休息,他们要在大屏幕前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负责的战机,观察着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直到确认自己的战机“米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后,刘建成才和大家一起抱成一团欢呼、庆祝!
“作为一名机务战士,可能我永远也不能真刀真枪地上战场杀敌,永远只能站在飞行员身后做无名英雄,但是我从不后悔,我骄傲——在阅兵场上,我曾是放飞战鹰的人。”
贺锦洲:亲历中国核试验
“有一个地方名叫马兰,你要寻找它,请西出阳关,丹心照大漠,血汗写艰难,放着那银星,舞起那长剑,擎起了艳阳高照晴朗的天……”
这首《马兰谣》记录的就是被誉为“共和国原子城”的戈壁绿洲马兰的故事。
那里是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发祥地,是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从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马兰爆炸成功,前前后后在这片戈壁滩里参加核试验的基地官兵和技术人员不下10万人,贺锦洲就是其中一员。
从1982年至1993年,作为一名军校毕业的防化技术员,他参与了四次核试验爆炸后的数据收集工作,在马兰基地挥洒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
1980年,高中毕业的贺锦洲通过高考进入解放军防化学院。
“那时候农村娃娃根本不知道‘防化’是个啥,就觉得是个军校,给家里省钱,顺便圆个当兵梦。”贺锦洲说,在那个年代,大部分年轻人都有投身军营的想法。
两年后军校毕业,他被分配到马兰基地。当时的马兰基地是个秘密,直到出发前,贺锦洲都不清楚自己要去的部队是干什么的。据他回忆,马兰基地选人非常严格,当年因为自己专业对口、成绩优异,才成为全班30人中唯一入选的人。
马兰,这个中国核武器的摇篮,位于新疆罗布泊的西端,曾经在地图上无法找到的地方,也曾让无数中国人感到骄傲和神秘。
当贺锦洲从北京一路颠簸到达马兰基地时,得知自己要在原子弹试验的地方执行任务,内心的喜悦无以言表。但是这份喜悦无法与家人一起分享,因为部队性质需要保密,他不能将自己所在的部队和所从事的具体工作告诉家人,这份秘密必须烂在肚子里。
“我的具体工作是‘零后’(起爆后)一氧化碳数据测试和收集,测试的结果直接决定何时可以进入核爆区回收试验品。”贺锦洲说,在核试验场区,最艰苦、最危险的工作是爆炸后回收试验品。
“核爆之前,在试验场爆心的周围放置了许多试验品,大到军舰、飞机、坦克,小到猴子、老鼠等动物。核爆结束后一个星期,所有的试验品都要尽快回收回来。”贺锦洲告诉记者,每次执行回收任务,战士们按照连队编制,乘坐汽车快速向爆心冲去,力争用最短的时间完成回收工作,最大限度减少放射性物质对身体的伤害。
作为防化技术人员,虽然测试仪器都是在起爆前布置好的,数据可以远程传输,但起爆后的仪器回收也需要深入核爆区来完成。起爆后位于核爆区的仪器上难免有放射性物质残留,而当时条件有限,防护措施十分简陋,进场前只是提前服用一些碘化钾,配发一套防化服和特制眼镜。
“当时根本不考虑那么多,所有人包括我,完全是凭着为祖国牺牲和奉献的精神,来做这一切,也算是军人的职业使命吧。”贺锦洲说。
贺锦洲,1980年进入军校,2001年底退伍转业,22年的军旅生涯里,他把11年最宝贵的时光贡献给马兰基地,而这11年里,他四次参加核爆实验,三次立功受奖,一直与家人相隔万里,每年只有一次探亲机会,直至1993年被调回靖边,才算是合家团聚。
2002年贺锦洲从部队转业做起了生意,但22年的军旅生涯深深地影响了他。尤其是“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马兰精神始终成为他鞭策自己的座右铭,甚至在他的生意圈里,多数都是往昔的战友以及和军旅有关的人。
从马兰基地到圣地延安,当年勇往直前的热血青年如今已经54岁了,但有些坚守一直不曾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