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一天夜里，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说：“你外婆走了，明天回来吧。”
　　外婆葬礼上，已经七旬的父亲蹒跚地走上前去说悼词，话筒在颤抖的手中险些滑落。他欲言又止，最后，终于用沙哑的声音讲述着外婆艰辛的一生。父亲的声音越来越哽咽、不完整，最后泣不成声……有人把父亲搀扶了下去。父亲哭了，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一座山，从未见他流过泪，就是在爷爷奶奶过世时，看见的也只是父亲忙前忙后奔跑着料理后事的身影，也许那时的他连哭的时间都没有吧。今天，看到父亲这样悲痛地哭，我的泪在脸颊上肆意地狂奔，极度的痛苦淹没了我。我不知道是外婆的离去让我伤心，还是父亲的流泪让我揪心。
　　一九四二年抗战时期，父亲出生在一个叫泥湾的小山村。村子处在宜川与延安的交界地，当时宜川有国民党白军保安队，不断骚扰着小村庄的安宁。人们不能安心劳动，秋来颗粒难收。正是这个缘故，父亲的童年是在动荡不安和饥饿中度过的。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生活安定了下来，父亲才得以上学。父亲读了小学、完小、初中，在当时也算是高才生，毕业后当了小学老师。当时，老师工资只有二十几元，国家正在开展“大跃进”运动，炼钢、炼铁、修水利、大会战。每家的锅都拿去炼铁了，生产队吃起了大锅饭。六一、六二年饥荒开始了，父亲被迫放弃了教书回家种地。
　　十九岁的父亲凭着一身的血气方刚，晴天上工，雨天或有月的晚上开荒种地，父亲姐弟共八个，秋后一大家人就有了足够吃的粮食。每当听别人讲起父亲开荒种地的事情，我的思绪就会飞到当年那个阴雨绵绵、冷风萧瑟的日子。一个补丁摞补丁、衣衫上沾满泥土的少年，挥舞着镢头奋力地在杂草丛生的山坡上挖地。或许是在满月的夜晚，借着凉风一寸一寸延伸着土地。这种场景远没有少年闰土在金黄的圆月下、碧绿的西瓜地里刺猹那般有情趣。那滴入泥土的汗水和满手的血泡，凭我怎样费尽心思也无法猜想，当年的父亲是怀着怎样的一种执念支撑着他的行为。
　　后来，父亲想去当兵，奶奶要死要活地阻拦，父亲未能如愿，从那时起父亲就安心务了农。父亲二十五岁那年，经媒人说合娶了母亲。成家后的父亲不仅担起了家庭责任，也担任了村长之职。那时，人们生活很贫苦，当村长的父亲总有办法在过年时，让全村人吃上肉。那真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大人们怀里揣着个瓷盆，孩子们疯天疯地地笑闹着跟在身后，去村子中央大碾盘宰羊分肉。每户一点羊肉、一点羊血，足以让饭点时整个村庄上空肉香飘荡。
　　一九八〇年改革开放。生产队开始分组包干到户。父亲分到了五十多亩田地，跟着形式转变，父亲大胆种植了烤烟。从育苗到移栽再到送入烤炉，父亲没日没夜地忙碌着。好几个晚上起夜，看到炉火正旺映得半个院子通红，父亲守在炉火前身影被火光拉得很长很大。在我看来父亲是极尽了力的，但是第一炉烟还是没烤好。父亲没有气馁，跑镇上请了技术员回来，在技术员的指导下，接下来一炉比一炉烤得出色。年底去烟站卖完烟叶，父亲喜滋滋地回家就数钱，我们幸福地围着他看，父亲沾着口水数着一叠厚厚的钞票。一千元，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弟弟让父亲再数一遍，父亲重新沾了下口水，一下一下地再数一遍。那晚一千元被父亲足足数了五遍，我们姐弟四人连同母亲，眼睛紧紧地盯着看了五遍。父亲是村里第一个千元户，也是第一个给家里买自行车、录音机和缝纫机的人。在别的孩子用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家的三大件时，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
　　在父亲眼里什么都不是困难，总能让清贫的日子过得鲜亮。我们姐弟四个及小姑都在上学，最愁的就是开学那一大笔报名费。父亲不仅学会了木工，还学会了石工，农闲时做几套家具、打凿几盘石磨，我们的学费被父亲用汗水提前一点点积攒好了。别人家的孩子一个个都辍学时，我们被父亲坚决地留在了学校。五十多亩的田地全靠父母，长年累月摸爬滚打地耕种着。
　　多年后，我们都成家立业，爷爷奶奶也相继过世了，按说父母没了负担，应该享享清福了，可是父亲仍然离不开土地，倔强地种着地。去年过年回家，天很冷，到家就爬上热热的炕头，看不见父亲，问母亲才知道去镇上卖菜去了。快晚饭时，七十多岁的父亲推着一车的白菜回来了。我边帮他卸菜边责怪地说，大冷的天跑去卖什么菜啊，父亲歉意地笑着说栽多了吃不了，白菜也不好卖，才卖得四块五毛钱。我忍不住泪目，四块五毛钱连一份面皮都买不了，父亲竟在寒风中守了一天。
　　父亲没坐过飞机，前几天带父亲去了趟北京。飞机上父亲像孩子一样，开心地描述着窗外变换的景色。当父亲单薄的身躯颤巍巍地站在天安门广场，注视着毛主席照片时，笑得像幸福的花儿一样。由于敬畏，从未和父亲谈过心，我总是从父亲的表情去猜测、理解父亲。这段时间一直困惑我的是在外婆葬礼上，父亲的泪到底包含了什么？仅仅是为外婆的去世吗？还是为外婆那辈人艰辛的一生？还是父亲自己那辈人艰辛的一生？或者是为我们这一代人呢？无从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