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使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1935年5月，日军又制造了河北事件。6月和7月，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使中国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丧失。
　　日本侵占华北的行动，使中华民族的危机更加深重，中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强烈愤慨。
　　根据华北事变后的严峻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
　　面对华北日益严重的危急形势，1935年12月9日，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和北平学联领导和组织爱国学生数千人，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在北平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高喊“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但它使中国人民被压抑的爱国情绪猛烈地爆发出来。
　　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北平学联组织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抗日爱国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党中央到达陕北时，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为了尽快将国内阶级斗争的车轮推上民族抗战的轨道，中国共产党高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帜，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张闻天主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会上，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会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主题发言，分析了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2月25日，会议在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后结束。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为在新形势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1935年冬，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中共中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延安成为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中国共产党面临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抗日的前提下，建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成大势所趋。
　　瓦窑堡会议后，我党为了早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首先加强了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的争取工作。1936年初在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俘虏的第六十七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主动承担了东北军同红军的联络工作。1936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会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同张学良在延安基督教堂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
　　根据周恩来同张学良会谈的结果，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10月，毛泽东、周恩来致信张学良，希望他当机立断，将一致抗日意见转达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张学良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工作。1935年12月，毛泽东、彭德怀派汪峰携亲笔信去西安，向杨虎城转达抗日主张。党中央为了争取杨虎城共同抗日，特意将留学德国的王炳南调回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1936年8月，毛泽东派秘书张文彬去西安谈判。经过多次谈判，杨虎城表示赞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并同意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一个胜利。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注意开展对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到1936年冬，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这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张学良自从在西北地区实行联共抗日后，曾多次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1936年10月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进剿红军。
　　12月9日，西安城内一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特务竟开枪打伤学生，学生群情愤怒，冲出城区，准备前往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地请愿。蒋介石指令张学良实行武力镇压，但他被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答应在一星期之内用事实回答他们的要求。张学良在12月10日，11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张学良，杨虎城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决心发动“兵谏”“逼蒋抗日”。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