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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下）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当夜电告中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员共商大计。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研究应对方针。这时，由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已逼近潼关，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
12月17日，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乘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个人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即：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了各界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0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蒋介石的私人代表端娜去西安谈判，经三方多次谈判，蒋介石以人格担保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六项条件。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虽然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囚禁了张学良，后来杀害了杨虎城一家，但是西安事情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18日，江华率黄罗斌的陕北红一团接管了延安城，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移住延安，从延安城的安定门进入延安，延安人民出城数十里欢庆党中央的到来，从此延安成为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
1938年11月，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城，毛泽东由城内迁往杨家岭，中共中央机关先后迁往杨家岭、枣园、王家坪，带领和团结全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洛川会议制订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路线和方针，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批判了各种错误论调，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夺取最后胜利的途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初步克服了全国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军事上敌强我弱，加之国民党当局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使上海、太原、南京、徐州等地相继失陷。此时，国内有两种错误的思想，一种是“亡国论”，另一种是“速胜论”，中国的抗日战争到底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
早在1936年7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等就对如何以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等问题作了深刻论述。
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撰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批评了关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文章中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点：敌强我弱，敌退我进，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文中通过对中日双方特点的精辟分析，科学的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毛泽东指出，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论述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时，他着重论述了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正确结论。
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发表。
《论持久战》的发表，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不仅在全国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在国民党内同样引起了积极反响。白崇禧将军在读完该书后，深为赞赏，称“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经蒋介石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同样，《论持久战》在日本乃至全世界也引起巨大反响和重视。1938年7月28日，日本《改造》杂志社全文登载了《论持久战》一文。日本投降后，其国内各界一致认为：其之所以战败就在于《论持久战》的战略之高明。因此，为了探寻该书的奥秘所在，日本军界和各界学者共同组织了一个半官方性质的“《论持久战》研究会”。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左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这是自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陈云等在会上作了报告或发言。最后，毛泽东作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抗日战争中，建立敌后根据地，是开展并坚持持久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力量，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分兵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许多的抗日根据地，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
在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延安领导了敌后战场的对日作战，使敌后游击战争逐步上升到战略地位，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分兵发动群众，创建、巩固和发展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军队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这种领导是通过红色电波发出的各种指示；通过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深入敌后；通过各地干部返回延安参加会议、进行讨论、参与决策；通过不断派遣毕业于延安抗大及其他干部学校的学员进入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斗争等方式来进行的。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日本对华策略的调整和国民党政府反共妥协倾向的明显增长，中共中央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1940年夏，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1939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先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年月，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创造出各种战法，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44年，侵华日军抽调主力加强太平洋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向日军发动了局部反攻。
在1944年里，晋察冀部队攻克敌人据点1500多个，八路军收复紫荆关，解放河北任丘，攻克诸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八路军第一二○师第359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又称南下支队），开赴湘、粤、桂边，创建新区。这是毛泽东、朱德在王震的陪同下检阅部队。我军的局部反攻和根据地的扩大，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军队的战略包围之中，为我军转入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创造了条件。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解放区军民对日开展全面反攻。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与此同时，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于8月8日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延安总部连续发布（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朱德署名的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
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命令下达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立即向日、伪军发出通牒，发动全面反攻。
晋察冀部队解放了张家口，包围了北平、天津、保定。1945年8月23日，晋察冀八路军收复山海关。
1945年8月10日，晋冀鲁豫八路军解放河北封丘城。
1945年8月，八路军解放山东临沂。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对日军进行的全面反攻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仅从1945年8月11日到9月2日，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当时我人民武装凭借“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缴获了大量现代化的武器。
日军在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和苏联军队的沉重打击下，迅速瓦解。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消息传来，全国各地人民纷纷走上街头，用各种形式庆祝抗战胜利，延安人民高举灯笼、火把，欢庆用着3500万人民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一胜利。毛泽东亲笔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研究应对方针。这时，由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已逼近潼关，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
12月17日，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乘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个人对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即：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了各界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0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以及蒋介石的私人代表端娜去西安谈判，经三方多次谈判，蒋介石以人格担保答应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六项条件。12月25日蒋介石被释放，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
虽然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囚禁了张学良，后来杀害了杨虎城一家，但是西安事情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6年12月18日，江华率黄罗斌的陕北红一团接管了延安城，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移住延安，从延安城的安定门进入延安，延安人民出城数十里欢庆党中央的到来，从此延安成为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战略总后方。
1938年11月，日军飞机轰炸延安城，毛泽东由城内迁往杨家岭，中共中央机关先后迁往杨家岭、枣园、王家坪，带领和团结全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立即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洛川会议制订了动员全国军民开展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路线和方针，确定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批判了各种错误论调，指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和夺取最后胜利的途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初步克服了全国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军事上敌强我弱，加之国民党当局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致使上海、太原、南京、徐州等地相继失陷。此时，国内有两种错误的思想，一种是“亡国论”，另一种是“速胜论”，中国的抗日战争到底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亟待回答的问题。
早在1936年7月，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等就对如何以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等问题作了深刻论述。
1938年5月，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撰写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批评了关于抗战的错误思想，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文章中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点：敌强我弱，敌退我进，敌小我大，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文中通过对中日双方特点的精辟分析，科学的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毛泽东指出，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论述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时，他着重论述了相持阶段是持久抗战转到最后胜利的“枢纽”。毛泽东批驳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错误观点，得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正确结论。
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发表。
《论持久战》的发表，坚定了全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不仅在全国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和反响，在国民党内同样引起了积极反响。白崇禧将军在读完该书后，深为赞赏，称“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经蒋介石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同样，《论持久战》在日本乃至全世界也引起巨大反响和重视。1938年7月28日，日本《改造》杂志社全文登载了《论持久战》一文。日本投降后，其国内各界一致认为：其之所以战败就在于《论持久战》的战略之高明。因此，为了探寻该书的奥秘所在，日本军界和各界学者共同组织了一个半官方性质的“《论持久战》研究会”。
为了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解决党内一度出现的“左倾”错误，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桥儿沟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30余人。这是自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陈云等在会上作了报告或发言。最后，毛泽东作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结论。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抗日战争中，建立敌后根据地，是开展并坚持持久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战略基地。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力量，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分兵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许多的抗日根据地，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
在抗日战争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延安领导了敌后战场的对日作战，使敌后游击战争逐步上升到战略地位，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分兵发动群众，创建、巩固和发展各抗日民主根据地，人民军队逐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军，敌后战场逐步上升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这种领导是通过红色电波发出的各种指示；通过派出大批干部、战士深入敌后；通过各地干部返回延安参加会议、进行讨论、参与决策；通过不断派遣毕业于延安抗大及其他干部学校的学员进入各抗日根据地开展斗争等方式来进行的。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针对日本对华策略的调整和国民党政府反共妥协倾向的明显增长，中共中央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1940年夏，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1939年至1943年，中国共产党先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年月，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创造出各种战法，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44年，侵华日军抽调主力加强太平洋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武装力量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向日军发动了局部反攻。
在1944年里，晋察冀部队攻克敌人据点1500多个，八路军收复紫荆关，解放河北任丘，攻克诸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八路军第一二○师第359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又称南下支队），开赴湘、粤、桂边，创建新区。这是毛泽东、朱德在王震的陪同下检阅部队。我军的局部反攻和根据地的扩大，使日本侵略军陷入人民军队的战略包围之中，为我军转入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创造了条件。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解放区军民对日开展全面反攻。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与此同时，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于8月8日对日宣战。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延安总部连续发布（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朱德署名的关于受降和对日展开全面反攻等）七道命令。
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命令下达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立即向日、伪军发出通牒，发动全面反攻。
晋察冀部队解放了张家口，包围了北平、天津、保定。1945年8月23日，晋察冀八路军收复山海关。
1945年8月10日，晋冀鲁豫八路军解放河北封丘城。
1945年8月，八路军解放山东临沂。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对日军进行的全面反攻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仅从1945年8月11日到9月2日，共解放县以上城市150座。当时我人民武装凭借“小米加步枪”的劣势装备缴获了大量现代化的武器。
日军在中国解放区军民的全面反攻和苏联军队的沉重打击下，迅速瓦解。8月14日，日本政府正式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胜利结束。
消息传来，全国各地人民纷纷走上街头，用各种形式庆祝抗战胜利，延安人民高举灯笼、火把，欢庆用着3500万人民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一胜利。毛泽东亲笔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