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一生奔波缘故，闭着眼睛都能记起上学的第一天的情景，而镜子里的自己却雪染两鬓，退休后最大的任务照顾孙女，这大概是许多人退休之后的基本功课。看着孙女每天都在为写作业而紧锁眉头，由衷感到自己学生时代的快乐。
　　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上的小学，70年代初高中毕业。从小学到高中，物质极度匮乏，基本上处于吃不饱、穿不暖的状态，上学所用的墨笔纸砚从来没有能得到充分保证。一是家里穷，没钱购买，二是有了钱也未必有货。然而，那时我们从来不为作业发愁。
　　上小学，作业从来都是在学校写，不知道有家庭作业一说。平时写字练习都是用一个木盘子，里面装上磨细的土，用一根筷子写，写完了一摇，土面平整，继续写字。遇到阳光明媚的日子，老师就让我们在院子里，拿着小棍写字。既节约了纸，也学会了字。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我是在两个村级小学上的学，先后经历了六七名老师。这些老师都没有给我们布置过家庭作业，假期也没有。那时，我们放学了就知道疯玩，用胶泥捏各种玩具，用弹弓打麻雀，拔梭草拧响鞭，而最主要的任务则是给家里的猪和驴拔草。只要把这两样事情办了，任凭怎么疯玩，家里大人也不会去管。
　　上初中是在乡上的初级中学上的，住校，每天的作业都在课堂上做，也没有别的作业。
　　上高中时，正是“回潮”之时，当时周总理有病，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老师告诉我们要好好学，据说有可能直接考大学。就在这种情况下，作业仍然不多。我们的数学老师刘复元，每天上课时只拿圆规、三角板和几支粉。每节课只讲20多分钟，出几道习题。同学们做完后，他把大家容易错的地方再强调地讲一讲。有时布置几道题，从来不超过10道计算题。有时不布置，班长以为刘老师忘记布置作业了，问刘老师今天的作业。刘老师说：“既然大家都会了，还布置作业干什么？”其他各科的作业也不多，周记每周交一次，作文每两个周交一次，物理、化学课的作业都基本上当堂课能做完，个别没做完的同学可以在一节自习课做完所有的作业。
　　那时虽然没有作业，但同学们的学习自觉性非常高，星期天多数同学都在教室内看课外书籍、温习功课。那时，一批被禁锢多年的书籍偷偷进入学校，有的同学捧着《鲁迅选集》其实读的是“禁书”《青春之歌》——不过包着书皮，书皮上写着鲁迅著作。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虽然不睦，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三部曲等苏联名著则是最受同学们欢迎的书籍。
　　那时虽然没有作业的负担，但现在回想起来，教师也并不是放羊式的管理，而是通过各种课外活动来诱导我们。各个兴趣小组的指导老师都是科任老师，通过各种课外的活动来展示物理的定理、化学的变化、数学的奥秘，以此激发大家的兴趣。当时，鲁迅最受推崇，于是，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杜世儒就给大家搞了一个关于鲁迅的讲座。尽管通知说愿意去听的听，不愿听的可以不去，结果不仅高一的同学都到了，就连高二的同学也全部到了。全体老师也坐得整整齐齐的，隔壁初中的老师也来听讲。通过这个讲座，通过语文老师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爱上了鲁迅的杂文，爱上了写作，最终当了几十年记者，算是与文字打了半辈子交道。
　　如今，人们越来越重视子女的学习，上幼儿园挑最好的，小学要最好的，初中、高中也要上最好。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将来孩子能上一个好大学，因为一流的大学就意味着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所以，每个家长都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老师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尽管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都在为学生减负，但成效并不怎么样，学生的书包依然沉重。除了学校正常布置的作业外，孩子们回到家还有家庭作业；做完了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父母再给孩子们加码，甚至周末孩子们还要参加各种补习班，现在城市里最火的就是各种补课班。
　　孩子们在层层加码中失去了自由，没有了快乐，没有了童年，从上小学开始，成天面对的是做题。而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对于孩子如何成人远没有对孩子如何做题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