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飞（1896—1946），贵州省安顺县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外交活动家。自幼失去父母，由舅父黄齐生抚养成人。1919年由助工俭学会派赴法国留学，1921年在法与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蔡和森等同志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任中共豫陕区委书记，1926年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江苏省委常委等职。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历任豫陕区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五大中央委员。1928年秋出席中共六次代表大会，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王若飞1931年回国后，在内蒙一带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同年10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当时，敌人出动十几名警察，突然闯进王若飞的住处。他一见情况紧急，迅速将一份绝密文件塞进嘴里。这时，几名警察一拥而上，用手卡住他的脖子。王若飞竭尽全力咀嚼。当敌人撬开他的嘴后，得到的只是一团带血的纸浆。王若飞被捕后，开始关在包头监狱，不久押到绥远监狱，最后又押解到太原监狱，整整度过了五年零七个月的黑牢生活。敌人为了从这位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口中找到我地下党的线索，对他施用了各种手段，严刑拷打，万般利诱，而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敌人的法庭上，敌法官问道：“你们有多少人，都在哪里？”王若飞坚定地回答：“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蒙古草原，到处都有。要名单是不会给你们的，要审问嘛，随你们的便！”一次又一次审问不成，最后，敌人便把他押赴刑场施行假枪毙，企图恫吓他屈服。但王若飞神态自若，视死如归，毫无畏惧。他的英雄气概，感动了前来围观的群众，连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也为之惊叹：“军人上战场，脸色也得白一白，而他在刑场上竟面不改色，态度自若。”敌人的酷刑、威胁没有使若飞屈服。在绥远狱中，他还组织难友们同敌人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用芦苇秆作笔，用口水磨墨，写了几十万字的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文章。在他的领导下，狱中斗争的规模越来越火，敌人对他又恨又怕。于1936年秋把他押往太原监狱。在太原，阎锡山亲自前往“劝说”，只要王若飞答应与其合作，就马上释放。但王若飞义正辞严地回答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只能服从我们党组织的决定，不能拿我个人的生死利害同你们做交易。我是囚犯，你们是统治阶级，根本谈不上合作。”恼羞成怒的阎锡山便把他独自一人关进不见天日的小黑牢。
　　但是，牢狱也不能磨灭一个革命f者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坚强意志。王若飞同志讲，我生为真理而生，死为真理而死……我能为真理、为广大劳动人民而死，这是最大的光荣。从入狱那天起，他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有一次，前来探望他的舅舅问道：“你这样刚正不阿，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设有不幸，遗蜕何归？”王若飞回答说：舅舅，如有不幸，就请你把我埋在大青山下，以表达我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舅舅答应了，他花了20块钱在大青山为王若飞买了一块墓地。为了告别和安慰亲爱的妻子，王若飞在给爱人李佩之的信中说：“忘掉我吧，不要为我的牺牲而悲伤。我们在红旗下聚集，又在红旗下分手。战士们虽然在红旗下倒下，但革命的红旗却永远不倒，它将随着战士的血迹飘扬四方！这就是我们的胜利，请你伸出双手迎接我们胜利吧！”
　　西安事变后，国共内战停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建立。党中央利用这一时机，派薄一波几次赴太原作营救工作。
　　1937年5月，王若飞被释放。由于长期被单独关在小黑牢里，看不见，听不见，没有人跟他说话，他每天只是一个人来回踱步，嘴里单调地数着“一、二、三、四、五……”天长日久，竟把许多普通语言都忘了。刚出狱时，他常常自言自语，有时竟把“表壳”说成“锅盖”，有时呆呆地坐着，别人问话时，只是简单地“嗯”一声。看到这位颇具演讲口才的活动家被折磨成这样，许多人默默地掉下了眼泪。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医治，他才慢慢恢复正常。此后，王若飞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1944年任中共重庆工委书记。1945年中共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王若飞同志为致力国内团结，曾三次参加国共两党间的谈判，第一次于1944年5月随林伯渠同志赴重庆，谈判未有结果；第二次于1945年8月随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赴重庆，参加签订国共合谈纪要；在第三次谈判中，参加签订停战协定并任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尤其是三次赴重庆谈判，表现了杰出的外交才能，是国民党头痛的对手。1946年4月8日在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遇难时，年仅五十岁。 （延安四八烈士陵园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