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醒仁

　　老宅是民国末年修建的三孔砖窑。就建筑而论，它并不是太老，但它已经是村上辈分最大的建筑了。我想它肯定觉得很孤独，它的上一辈没了，下一代塌了、拆了。
　　记忆里，老宅很破败。陕北的砖窑顶上用黄土夯出一米厚的窑背，左右和后背也是用黄土夯成的，叫做窑邦。到我们记事时，老宅可能刚刚五十多岁，正当壮年，却已破败不堪。黄土夯起来的窑邦被雨水冲刷、风霜侵蚀得沟沟梁梁、纵横交错。特别刺眼的是正面窑口上面的窑背因黄土流失太多，已露出了一尺多的砖窑口。年复一年的荒草在窑顶上摇摇摆摆，透着荒凉。砖窑在修建时每家都会在窑背（顶）上放一个石碌碡。春天一场透雨过后，每家每户的壮年男人都会赶紧爬上窑背，把表层土用锄头刨松，把刚发芽的杂草锄掉，再刨匀土层，撒上麦壳。两人用木杠子拖着石碌碡来来回回反复碾压，直到蹍成四边渐高，中间缓低，平实光硬，寸草不生，石板一样。以后每到下雨，水流就会从窑顶正前上方安放的石槽中流走，才能保证窑洞长年不会渗水。
　　家里兄弟姊妹六个，我是老大。父亲是供销社职工，离家很远，一个月难得回来一次。母亲起早贪黑为多挣工分，多挣一点八口人的口粮。家里没劳力，就没人去压窑背，窑背上荒草有三尺高。后来长大些能上去窑背了，我才发现我们家的窑背上没有碌碡，这个原因我几十年都想不明白，几十年了也问不清楚。所以我们的老宅年年下雨即漏，窑顶上像筛子一样，滴滴答答不停地漏水，地上会砸出一个个的小水坑。有时外面雨都停了，它还在不紧不慢地滴答。
　　1982年我参加了高考，父亲看看六个孩子说，儿女都大了，祖上留下来的几眼窑破败成这样儿，不收拾一下，恐怕将来找媳妇都难，今年借钱借粮也要挂窑面子（正面用青砖从地面砌到高过窑背（顶）并在上面做些造型）。天天吃不饱、穿不暖，这可是父亲一生、全家人想都不敢想的大工程。好在当年，砖是自己烧的，和泥拉水、泡砖填土等杂活，都是家人自己干或者左邻右舍帮忙，叫做小工，主人只给他们吃饭喝水，发根烟就成。我和家人都觉得我高考考完了，恐怕学也上到头了，自觉当小工。一身泥、一身汗，干得欢实，也是想忘掉考上考不上的忐忑。大工是要靠技术的，所以管吃、管住，烟茶侍候着还要付钱，好在这位师傅与我们家有亲戚关系，很壮实、手艺好、干活扎实，钱也不多拿。现在想来，那时候的人，对亲戚邻里感情是多么的看重啊！正干着，邮递员送来一封给我的信，而且要我签名。我擦了擦眯眼的汗珠，甩了甩手上的泥水，战战兢兢填上自己的名字。邮递员一声大喊，“这娃考上大学咧”。然后拿出一挂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了，干活的人都愣住了，你看我，我看你，最后齐刷刷地眼睛都看着我。我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说不出，还是父亲，抖抖索索从我手中拿过信封，抽出一张纸，展开了“延安大学录取通知书”，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已开始了拆旧建新的盖房热。刚吃饱肚子，手里有点余钱，就想着每一辈农民一生最大的事，盖一院新窑洞。没有钱有劳力的也可凭工分分几孔大集体时修建的公窑，整修一下也蛮亮眼。还有先富起来的，或者有点权势的，一院不够盖几院，恨不得把两代人都没有修屋盖房的缺憾一夜都补上，把给儿子孙子的房子都盖够了。我们兄妹六人都在上学，也没有劳力挣工分，父母不敢有这种想法，一家人依旧住在老宅里，只是父母的话越来越少，叹气声越来越多，周围讥笑和疑惑的目光再次集中到了这座老宅上。
　　平静的生活水一般无声地滑过去两年。又是一个夏天，我们六个兄弟姊妹和父母一起挥汗如雨地收麦碾场锄玉米。大中午，累得爬都爬不动了。邮递员又来了，又是一声“这家娃考上大学咧”，鞭炮又响了，老宅里迎来了第二张大学录取通知书。这年春节，村上的、邻村的秧歌队到了老宅前，锣鼓、鞭炮、高跷、彩衣，这可能是我长了二十年老宅院子色彩最华丽的一天。乡亲的祝福声、秧歌声，孩子们的欢闹声，把老宅填得满满的。这时父母眼里已没了泪水，脸上笑开了花，不停地向乡亲们端茶点烟、打躬作揖。
　　2003年夏天，延安南部遭遇了连续三十多天的连阴雨，我陪市委领导到几个县去查看灾情。桥梁没了、农田淹了、道路断了，但最最让我流泪痛心的是八九十年代新修的窑洞，一排一排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得整整齐齐，无声无息。这些窑洞修建的年代，地分了，人心也生分了，各家关起门过自己的日子。修窑的人家太多，乡亲们也不再去相互帮忙，专门修窑的工队应运而生。这些新窑里面没有了乡亲之间的感情交流和相互依托，好像没有了筋骨，遇到这场灾害就全塌了。看到这些，我担心起我家的老宅来。这时候，老宅里的六个孩子都毕业了，工作了，父母年事渐高，也搬到县城去住了。“肯定塌了，肯定塌了。”我心里念叨着，却没有勇气去打问。正在内心不安的时候，弟弟打来了电话，说老宅窑里只是有些渗水，让我放心。他还说雨后要把老宅整修一下，盖坡屋顶，用砖石砌邦、背，让老宅永远都倒塌不了。听了这话，我心劲一松，眼泪夺眶而出。这一刻，我才突然发现那是一个让我怎样牵肠挂肚的地方。
　　我的老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