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携手抗日，共赴国难。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后称第十八集团军），作为正副总指挥的朱德与彭德怀及一大批高级将领随军奔赴抗日前线，而作为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却留在了延安八路军总部。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初期，叶剑英同志先后赴南京、奔武汉、走长沙、到重庆，他积极参加党的领导工作，坚持党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回到延安军委总部后，他协助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我军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协助周恩来同志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随后，他领导中共代表团在北平进行军事调处，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国民党当局破坏停战、发动内战的真实面目。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晋西北领导中央后方委员会的工作，有力地保证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转战陕北、指挥全军作战，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叶剑英，1897年生于广东梅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赴苏联学习，1931年回国后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长，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西北军委会参谋长兼红一方面军参谋长，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区司令，闽赣及福建军区司令员。在中央苏区，他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参与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指挥，为红军建设作出重要贡献。长征途中，他坚决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机智勇敢地同张国焘分裂红军、危害党中央的阴谋作斗争，并将这一重大情况及时汇报给党中央，为党中央和红军胜利北上立了大功。毛泽东同志后来曾多次称赞叶剑英同志在这一关键时刻“救了党，救了红军”。西安事变以后，他协助周恩来同志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红军改编后，被任命为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虽没有同朱德、彭德怀等人亲临抗日战场，却并没有留在延安享受虽然艰苦但相对安全的生活，而是同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奔赴南京开展工作，同破坏抗战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就南方游击队改变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国民党当局最终同意将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并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
　　从抗战开始伊始至1938年年底的这段时间，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蜜月期，国民党不仅能够积极抗日，而且和共产党相处得也比较融洽，叶剑英利用这一有利时期，想方设法地宣传中共中央的抗日策略，扩大共产党的影响，还去了国民党在武昌珞珈山主办的短训班、冯玉祥在武昌的手枪营主讲《论持久战》和游击战术的课程，对官兵和青年学生们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教育。
　　叶剑英在武汉期间，同各方面的接触很多，他不但派干部到新四军中动员一些青年学生去解放区，利用各种机会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还要做海外华侨的工作，与宋庆龄、何香凝密切交往。抗战当中，海外华侨捐献了大批钱物，这与叶剑英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为了扩大共产党和八路军坚持抗战的影响，叶剑英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和演讲，宣传和介绍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
　　1938年10月下旬，日寇占领广州后，国民党下令武汉紧急撤离，叶剑英和周恩来等人不得不离开武汉来到长沙。在长沙，叶剑英和周恩来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召开的军事会议，接触各界友好人士商谈抗战救国事宜，致信香港救国时报控诉日军侵略暴行，宣传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动员广大华侨支援抗战。然而时间不长，长沙大火致使叶剑英他们的不得不迅速离开长沙。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不仅在军事区域摩擦不断，就连国民党高层内也有不少人开始向共产党发难，提出一些难以接受的条件，叶剑英均给予有力的还击。1940年3月，叶剑英带病出席了蒋介石召开的各战区军以上的参谋长会议。会议刚开始，蒋介石就指责八路军的种种不是，其他人更是黑白颠倒地污蔑八路军、新四军及他们的抗战成果。叶剑英逐一驳斥了他们不合事实的污蔑，用翔实的数据列举了八路军及新四军对日作战的次数、歼敌人数和八路军、新四军自身损耗人数，并用物证说出了国民党将领勾结日军残害八路军的事实，使蒋介石十分尴尬。
　　叶剑英同志虽是八路军参谋长，但身在虎穴，人身极不安全，时时处处受到特务的跟踪和盯梢。面对这种情况，叶剑英坚定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天不怕、地不怕，要沉着应付，处于虎口，稳如泰山。”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驻渝干部要尽量减少的指示，1941年2月1日，叶剑英奉命从重庆飞返延安。为了便于工作，他住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北边的小山峁上。
　　设在延安城西北王家坪的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指挥抗战的大本营，从这里发出的每一项指示，下达的每一个号令无不牵动着各抗日根据地乃至全国的神经。叶剑英作为军委参谋长，深知自己肩上的分量，他日夜思虑着如何给中央，军委当好参谋。他经常对参谋部的同志说：参谋部的工作非常重要，处理问题要特别谨慎，要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意图办事，照顾好上下左右关系，尤其要多考虑到下边部队的困难。他以身作则，带头学习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细致、周密地处理问题。那时军委总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一切工作节奏随着毛泽东转。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叶剑英也通宵达旦地坚守在岗位上，他的工作十分忙碌，每天要办理几十件以至上百件中央军委上呈下达的文电，凡军委机要处来的电报，送谁，抄谁，都要经过他批发，急件随到随办。为了给党中央和军委当好参谋！更有成效地指挥抗日战争，叶剑英十分重视从政治上、组织上和业务上加强参谋部的建设。原来军委只设一、二、三局，后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他亲自主持成立了四局，主管教育和行政，同时在各局实行精兵简政，提高了工作效率。叶剑英经常教育总参谋部的同志要善于根据战争风云的变化，客观地观察形势，认识战争的发展趋势，正确地指导战争。他特意在一局作战室组成了一个研究时局和战略的班子，对国际国内敌、我、友各个方面的态势进行专门的研究，随时了解和掌握情况，并定期组织参谋人员综合分析各战区的情况，整理成《作战周报》，供军委首长参阅。他还经常邀请中央和各根据地、各战区的领导同志前来王家坪参加参谋部分析研究敌情和研讨战略的会议，为军委制定战略和策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及时反映敌、伪、友、我的军事动向和各方面情况，叶剑英组织总参谋部人员成立了总参通讯处，汇编《军委战况通报》《作战室周报》，负责收集《国际资料》等刊物，整理各交战国的战况，研究外国军事动态和军事著作。毛泽东看了这些材料后很高兴，说这样做大有帮助。总部的通信工作受到各战区的赞扬。
　　1943年，国民党趁着共产国际解散之际，一面叫嚣着要解散共产党，一面准备闪击延安。面对敌人大兵压境的态势，叶剑英异常冷静，想出了一个类似诸葛亮唱空城计的作战方案，破例使用中共内线所掌握的敌情，公开揭露国民党的进攻阴谋，发动全解放区军民以至全国进步力量，奋起反对和制止反动派破坏抗日，挑起内战的罪行。蒋介石见事情已经败露，只能命令胡宗南撤兵。国民党的这次反共高潮就这样被打退了。
　　1945年4月，中共中央在杨家岭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叶剑英被选为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参加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停战谈判，出席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
　　1947年2月，叶剑英返回延安后，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军委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参与领导全国范围的人民解放战争。3月，在国民党胡宗南进攻延安前夕，叶剑英同志离开延安前往华北。
　　（供稿：冉春曼闫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