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婷婷
　　1944年秋，在陕甘宁边区医疗条件落后，特别是药品奇缺的情况下，陕甘宁边区又出现了一名医术精湛、救死扶伤的国际医生，他在延安研制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初制青霉素，拯救了无数战士和伤病员的生命，为支援抗日和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大家亲切地把他称为“活着的白求恩”，他就是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理查德·傅莱医生。
　　傅莱，原名理查德·石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在这座音乐之都，他度过了自己的幸福童年。为了实现当医生的梦想，他中学时期就利用课外时间参加了医学知识的培训，同时秘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还经常参加奥地利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和各种青少年进步活动。1938年3月，奥地利被德国法西斯吞并，为了逃避德国纳粹的追捕，未满19岁的理查德，在奥地利共产党和父亲的帮助下登上了远洋客轮，辗转颠簸近一个月，终于来到了上海。因为他听说，当时的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中国有一支反对法西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队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抵达中国后他先后在上海虹口难民传染病隔离医院、天津德美医院、北京道济医院、顺德府福音医院、天津马大夫医院等处工作。经过不懈的秘密寻找，傅莱终于与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联系。1941年秋，北平中共地下党通知他从天津赶到北平，而后秘密将他送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到达八路军总部后，聂荣臻司令非常喜欢这个身高192厘米的“洋战士”，并根据他母语的发音，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傅莱，意思是“自由”。聂荣臻司令意味深长地说：“你从法西斯铁蹄践踏下的祖国来到中国参加我们的八路军，从而获得了自由，这个名字很好。”从此傅莱这个名字成为理查德的骄傲，一直使用到他去世。
　　聂荣臻司令考虑到傅莱在医学方面的特长，安排他到白求恩学校当了一名教师。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白求恩学校的教学工作及其困难，傅莱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还经常奔赴战地，执行救护任务。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抢救火线上受伤的战士，傅莱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到了最前线，当他看到伤员被炮弹炸起的土石深深的掩埋住了时，情急之下的傅莱就用双手拼命地刨，土石把他的双手上皮肉都被磨烂了，鲜血淋漓，但他仍不肯停止。1943年，晋察冀边区流行麻疹和疟疾，由于日本侵略军的军事封锁，前线的药品非常缺乏。傅莱通过向当地老中医请教，找到了用针灸治疗疟疾的方法，并亲自到作战部队去进行实验和推广，从而有效地控制了病情的蔓延，取得了边区根据地战胜疟疾流行病的胜利。为此傅莱受到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司令员的赞扬，八路军总部通报全军表扬了他。1944年11月，经聂荣臻司令员介绍，傅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4年秋，傅莱受组织派遣去陕甘宁边区，他终于来到革命的大后方——延安。到延安后他被安排在中国医科大学进行教学和医疗工作。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医疗条件落后，特别是药品奇缺。其实在傅莱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时，他就经常随军区卫生部检查团，下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两年时间里，他几乎走遍了边区大部分地方和部队野战医院、后方医院、急救手术站、休养所和卫生队，亲眼看到和感受到敌后边区缺医少药的严重程度，他暗下决心，要尽全力改变这一状况。
　　当时的战场卫生条件很差，大部分伤员被转到野战手术点时，已经被病菌感染。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经扩创缝合的伤员也出现继发性感染。大批痛苦难耐、渴望生存的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不少人致死致残。傅莱决定要尽快弄到高效低毒、救命的抗菌药。在得知医治战伤和多种感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于1941年在英国用于临床，1943年美制青霉素已大量用在盟军各地战场的消息后，傅莱决定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在边区把青霉素研制出来。1944年夏，傅莱医生以救济中国总会晋察冀代表的身份，请美国援华委员会帮助，向英美有关部门索取青霉菌菌种和相关资料。1945年初，傅莱收到寄来的青霉菌菌种和早期学术研究资料，参阅相关文献，他迅速地制订出了初制青霉素开发研制计划，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立项后，就带领王学礼、宋同珍两位助手开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大内，自己动手建立起生化研究室开始研制。说是研究室其实就是陕北普普通通的几间土窑洞。刚刚问世的青霉素是当时医治许多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价贵如金，美国生产厂商为了赚取高额的利润，制造工艺严加保密，不但生产场所谢绝参观，就连一张照片也看不到。当时寄给傅莱医生的仅仅是英国学者早期研究青霉菌的学术资料，完全没有涉及青霉素的生产工艺。于是傅莱就带领助手开动脑筋想办法，既当工程师又当生产工人。从菌种斜面到种子扩培、青霉素发酵合成，从摇瓶研究到小发酵罐试验，到较大发酵罐试验逐级放大都亲自动手。没有温控设备，傅莱就自己设计，自己制造，他和助手一道建造了一台用陕北土炕来进行温控的“特大型土制恒温培养箱”；没有杀菌消毒室就用仅有的材料把窑洞隔开自制除菌消毒设施、无菌通道、无菌室；没有功能齐全的不锈钢发酵罐，就用1升、2升、5升、10升及20升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他们就定时进入恒温培养间，用人抱着发酵瓶振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在经历了50多次失败后，傅莱和他的两位助手终于研制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初制青霉素。
　　1945年抗战胜利后，傅莱奉命随中国医科大学北上，到达张家口，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解放战争时期，傅莱又参加了解放太原和天津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
　　1953年4月3日，傅莱加入了中国国籍，从一位中国人民的友人，成为了中国人民的一份子。傅莱自豪地说：“中国是我的第二祖国！”他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人民的命运完全融为一体。
　　解放后傅莱在重庆、北京等地担任卫生部门领导和顾问工作为中国医学信息事业倾注了大半生心血。他开创性地建立了我国医学信息网络，建成我国第一个大型医学文献计算机检索系统，为我国的医学检索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985年起，傅莱历任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为祖国医疗事业建言献策。
　　2004年11月，傅莱在北京逝世，享年84岁。人们遵照他的遗愿将遗体捐献给医疗科研使用，火化后骨灰撒在河北唐县葛洪村的田野之中，因为那里曾是他和战友们共同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在那里他与另外战友白求恩、柯棣华一起长眠。傅莱在遗嘱中这样写道：“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深深眷恋中国这片伟大的土地，并非常怀念淳朴无私的中国人民。”
　　（作者单位：延安革命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