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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与陕甘宁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在西北地区组建的第一支正规的红军队伍，曾多次粉碎了国民党的“围剿”，为建立、巩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出了不朽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西北地区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武装暴动，此后又搞了三年“兵运”工作，组织了数十次兵变、暴动，均未能取得成功。失败的沉痛教训，使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他们不屈不挠，艰苦探索。陕甘边地区党和群众的条件比较好，于是他们就决定首先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夺取保安县民团领导权、三道川建军、太白起义等，到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倒水湾将杨培盛、赵连壁、贾生财三支农民武装整编成南梁游击队，终于创建了陕甘边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9月上旬，为了摆脱强敌“围剿”，晋西游击队在拓克宽、阎红彦等领导下，西渡黄河，来到陕北，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10月下旬，在阎红彦、杨重远率领下，陕北游击支队按照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到达甘肃合水林锦庙一带，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1月中旬，在甘肃平凉搞“兵运”工作的谢子长也来到南梁。12月下旬，两支部队在合水县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为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1932年2月12日，在正宁县三嘉塬，西北反帝同盟军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下设四个大队，正式打出工农革命旗帜，公开了陕甘游击队的身份，使陕甘边地区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有力的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红军”，并强调“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6月下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的联席会议。会议在讨论建立北方苏区议题时，专门研究了陕西工作，确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任命杜衡为军政委。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王世泰。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创建了照金根据地。1933年3月，陕西省委派金理科、秦武山、习仲勋等到照金根据地，筹建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陕甘边后方游击队指挥部。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后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吴岱峰先后任总指挥，张秀山为政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建立了23个游击支队，使这里的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壮大。4月5日，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薛家寨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农民代表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使照金根据地出现了新的局面。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附近的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在三原、富平、耀县、宜君等地的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等。
到1933年3、4月间，红二团在战斗中连连取胜，群众斗争蓬勃发展，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先后建立。但是，由于杜衡坚持错误路线，于1933年6月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结果遭到数十倍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几乎全军覆没。红军主力南下后，照金苏区失去了坚强支柱，在强敌进攻面前，处境危急。10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以4个正规团和6个地方民团共6000余人，向照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边区党、政、军领导人果断作出保存实力，分路突围的决策，撤出薛家寨，北上南梁。照金根据地丢失。
薛家寨失守，照金苏区丧失，红军失去后方依托，生存和发展遇到了极大困难。刘志丹根据陕甘边革命形势的客观实际，主动与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特委领导交换意见，提出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决策。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特委、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克服了“左”倾路线对陕甘边革命的干扰，确定了刘志丹数次提出的以南梁为陕甘边区革命活动中心等建党、建军、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方针，是陕甘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恢复后，随即开赴南梁地区，主动出击，寻机歼敌，配合各游击队，扩大游击区，投入到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到1935年2月，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日益巩固，红二十六军已拥有4个正规团，1000余人，游击队也发展到了1500余人。先后建立了华池、赤安、庆阳、甘洛、合水5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并开展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
1934年2月下旬，在南梁地区小河沟四合台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红色政权机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使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有了统一领导。1934年春，红二十六军派一批战斗骨干，前往庆阳以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开辟了南梁根据地西北苏区。1934年10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关中苏区得到了恢复和巩固。到年底，红二十六军和边区游击队、赤卫队共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的五次较大的“围剿”。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召开。大会根据中华苏维埃选举法，选举产生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当时习仲勋只有21岁。政府下辖土地、劳动、财政、粮秣、文化等部门，还有监察委员会，这些部门的领导，都比他年长。习仲勋在担任陕甘边政府主席期间，发行边币，创建学校，还创办了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报》，制订的各项政策也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因此，边区群众都亲切地叫他“娃娃主席”。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评价他“年轻有为”“能负重任”，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前后经历了寺村原、照金和南梁三个阶段，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命运息息相关。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与发展，是根据地得以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同时，根据地的发展又为红二十六军的壮大，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和后盾。
1935年2月5日，陕甘、陕北两个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和军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统一了两个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刘志丹、谢子长提出的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案，为进一步扩大西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并且合编组建为红军第十五军团。红二十六军在编入红15军团后，变为78师，相继参加劳山、榆林桥战役，给进犯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以战斗的胜利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陕北。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11月，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会师甘泉，并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长征胜利结束。
（作者单位：延安革命纪念馆）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在西北地区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武装暴动，此后又搞了三年“兵运”工作，组织了数十次兵变、暴动，均未能取得成功。失败的沉痛教训，使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识到，要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他们不屈不挠，艰苦探索。陕甘边地区党和群众的条件比较好，于是他们就决定首先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夺取保安县民团领导权、三道川建军、太白起义等，到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倒水湾将杨培盛、赵连壁、贾生财三支农民武装整编成南梁游击队，终于创建了陕甘边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9月上旬，为了摆脱强敌“围剿”，晋西游击队在拓克宽、阎红彦等领导下，西渡黄河，来到陕北，改编为陕北游击支队。10月下旬，在阎红彦、杨重远率领下，陕北游击支队按照中共陕北特委的指示，到达甘肃合水林锦庙一带，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1月中旬，在甘肃平凉搞“兵运”工作的谢子长也来到南梁。12月下旬，两支部队在合水县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为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1932年2月12日，在正宁县三嘉塬，西北反帝同盟军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下设四个大队，正式打出工农革命旗帜，公开了陕甘游击队的身份，使陕甘边地区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有力的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红军”，并强调“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6月下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的联席会议。会议在讨论建立北方苏区议题时，专门研究了陕西工作，确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任命杜衡为军政委。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王世泰。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根据陕西省委指示，创建了照金根据地。1933年3月，陕西省委派金理科、秦武山、习仲勋等到照金根据地，筹建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陕甘边后方游击队指挥部。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后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吴岱峰先后任总指挥，张秀山为政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建立了23个游击支队，使这里的革命武装力量迅速壮大。4月5日，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薛家寨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农民代表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使照金根据地出现了新的局面。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附近的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在三原、富平、耀县、宜君等地的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等。
到1933年3、4月间，红二团在战斗中连连取胜，群众斗争蓬勃发展，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先后建立。但是，由于杜衡坚持错误路线，于1933年6月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结果遭到数十倍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几乎全军覆没。红军主力南下后，照金苏区失去了坚强支柱，在强敌进攻面前，处境危急。10月中旬，国民党军队以4个正规团和6个地方民团共6000余人，向照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边区党、政、军领导人果断作出保存实力，分路突围的决策，撤出薛家寨，北上南梁。照金根据地丢失。
薛家寨失守，照金苏区丧失，红军失去后方依托，生存和发展遇到了极大困难。刘志丹根据陕甘边革命形势的客观实际，主动与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特委领导交换意见，提出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决策。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特委、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克服了“左”倾路线对陕甘边革命的干扰，确定了刘志丹数次提出的以南梁为陕甘边区革命活动中心等建党、建军、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正确战略方针，是陕甘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恢复后，随即开赴南梁地区，主动出击，寻机歼敌，配合各游击队，扩大游击区，投入到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到1935年2月，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日益巩固，红二十六军已拥有4个正规团，1000余人，游击队也发展到了1500余人。先后建立了华池、赤安、庆阳、甘洛、合水5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并开展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
1934年2月下旬，在南梁地区小河沟四合台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红色政权机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使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有了统一领导。1934年春，红二十六军派一批战斗骨干，前往庆阳以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开辟了南梁根据地西北苏区。1934年10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关中苏区得到了恢复和巩固。到年底，红二十六军和边区游击队、赤卫队共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的五次较大的“围剿”。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召开。大会根据中华苏维埃选举法，选举产生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当时习仲勋只有21岁。政府下辖土地、劳动、财政、粮秣、文化等部门，还有监察委员会，这些部门的领导，都比他年长。习仲勋在担任陕甘边政府主席期间，发行边币，创建学校，还创办了政府机关报《红色西北报》，制订的各项政策也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因此，边区群众都亲切地叫他“娃娃主席”。后来，毛泽东曾多次评价他“年轻有为”“能负重任”，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前后经历了寺村原、照金和南梁三个阶段，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命运息息相关。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与发展，是根据地得以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同时，根据地的发展又为红二十六军的壮大，奠定了基础，提供了保障和后盾。
1935年2月5日，陕甘、陕北两个特委在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和军队。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统一了两个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刘志丹、谢子长提出的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案，为进一步扩大西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延川县永坪镇与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并且合编组建为红军第十五军团。红二十六军在编入红15军团后，变为78师，相继参加劳山、榆林桥战役，给进犯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以战斗的胜利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陕北。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11月，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会师甘泉，并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西北，长征胜利结束。
（作者单位：延安革命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