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说，中国在二十多年前，是非常贫穷的，是世界上有名的贫穷国家。但这么贫穷的生活，却给了我们这代人的是很多富有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故事的富矿，能够开采出很多故事来。我的父亲是一个作家，我的爷爷曾经是个作家，我觉得出生在我这样一个家庭里，所以如果不做作家，倒是也奇怪了。我的父亲跟我说，你是为文学生的。人家问他，你这辈子最好的作品是什么，他就回答了一句，“我的一生最好的作品是我女儿。”他就是《铁梨花》的原作者，他叫肖马，后来他说“我最近改名字了，改成‘肖也是’”，人家说“你为什么改成‘肖也是’呢”，他说，“人家介绍我都说了，‘这是严歌苓，这是肖马先生，也是作家’。”他说“我就是肖也是”。就是这么个老爷子，特别好玩。他去年去世了，所以我今天的讲话，也是为了纪念他。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拉小提琴拉得挺好的，画油画也画得很好，他的写作也写得很好，所以他是非常多才多艺的。每次从外面回来到家里，拉的第一个曲子就是一个梦幻曲，所以我爸爸这一辈子就是活在梦幻曲当中的这么一个人。我爸爸的图书室呢，全世界的经典都有。我爸爸对我的态度就是你爱看什么看什么，那我妈妈就说，你要看看女儿在干些什么，整天都在看些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我爸爸就说，孩子要看什么就看什么。我最爱看的是《唐璜》《战争与和平》，当然《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小说我只看和平不看战争，就是看他们谈恋爱的这些地方。《唐璜》是非常好看的，又有历险，又有爱情。后来我跟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时候，我连没看的地方都把它都给加上了，让那故事连起来，所以那是我开始创作的最初期。我妈妈是个话剧演员，我就记得小时候，她就给我背莎士比亚、罗密欧什么的，在哄我睡觉的时候。但实际上他们没有打算让我做作家。
　　小的时候大家都说，你的条件很好，你可以去唱歌、可以去跳舞，我就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应该在舞台上过完一生的人。后来发现跳舞也不行，唱歌也不灵，突然有一天就发现我可以写作，那是在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到二十岁吧，我就说我要到前线去，当然那时候女兵不能到前线，那就到前线的包扎所吧！然后我就去了，在那里看了一千多个伤兵，一天晚上抬下来，所以这种时候对我催化的那种成熟一下子就发生了。战争胜利了以后，我就觉得跳舞这种东西已经不足以表达我自己，我一定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那么用什么样的方式呢？那就是写作。当时这种特派记者到前线去，要写一些小报道，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记者，就那么一个突然的转折，使我成了一个部队的创作员。
　　后来到了1989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有另外一个地平线，来开始作为作家的新的一个起跑点。当时我要考托福，要知道当时我的英文只会ABC，根本不能达到要求，出国是不可能的事。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拿了三本《新概念英语》，我每一本都背下来了，胳膊上都写满了单词，然后在餐馆里打工的时候看一眼这，看一眼那，单词就这么背下来了。到了美国我第一次考试，我记得人家说你能考过500分就不错了，就你这样学英文。后来，我第一次考了540分，当时的研究生要550分最低线。后来我就上了个强化班，看看能不能弄到600分，因为如果我今年考不上奖学金，那就意味着这一年我还得学英文。托福在同一个时期，每个城市都有考场，我在Buffalo考完一场以后，又飞到纽约考一场，然后再飞到芝加哥考一场，这样的话，这三个考场里，我可以拿到一个最高的分数。这样的话，我就考了一个577分，我就拿到了全奖学金，真是没白吃苦。
　　那个时候，特别逗的是我要给人家当佣人，因为学校的奖学金只包括学校的用费、学费什么的。我没有钱生活，要吃要住，我就给人家当保姆。记得是台湾一个挺有钱的人家，他们家有个小男孩才2岁，那小孩很皮。我第一天去就给他拖地板，一拖，那小男孩穿着刚给他换的白袜子，“砰”地就跳上来了，然后一看那白袜子全是水，给他换下来，然后又拖地板，一动他就跳，然后那袜子又湿了。有一次他一跳，我赶快一抽，就听见“砰”的一声，一看坏了，整个天花板裂了。我一想，完了，我说我这挣一个月的钱，肯定不够赔天花板的，对吧。怎么办呢，等女主人、男主人从外面回来，我想说天花板被我弄碎了，对不起，但每天都是不敢说。但是他们也不找我说这事。我就一天天开始想往下混，有一天他说我们家要来客人了，你要给我们做一条松鼠桂鱼。我说好吧，我凑合看看怎么做的。那鱼一放进去就沾底了，怎么办，我“哗哗”一晃那个锅，“哗”那油就全溅起来了，我满脸都是油，全部烫伤了。然后那女主人就赶快拿出冰，放在我的脸上、脖子上。后来我心想我可以走了，但是我告诉主人，你也别给我钱了，这个天花板被我弄坏了。后来那个女主人说，我们刚搬进来天花板就破了，我们一直想修，但一直没修。哎哟，我才知道，这天花板不是我弄破的，人家搬进来就是一个破的。后来我想，我辛辛苦苦，天天给你们做啊做啊，然后就是希望到我走的时候，你们不要跟我说这天花板，别骂我就行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从一个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两本小说都得了奖的一个年轻女作家到国外，就能够有这么大的落差，就是为了挣钱，能够养活自己，做一个独立的学生，然后把功课学好。但在美国那个阶段，我觉得每天就像竹子一样拔节，很快！等我拿到了MFA的时候，我就觉得最痛苦的、最最难熬的日子结束了。
　　还忘了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一个幼儿园的好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位男朋友，他是美国的一个外交官。到了年底，这个美国外交官要汇报他结交的人，然后他就填了一个“认识一个中国女孩”，这个性质是什么，也有个ABC的选择，然后就勾了一个“结婚对象”，要跟我结婚的。填了这个表一递上去，好了，美国的FBI，我功课那么忙，每个星期都要跟他们谈话。你小时候干嘛的，你爸妈干嘛的，谁给你介绍这个人的……然后这个都弄完了，可是他们还是对我耿耿于怀，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就跟我说，我们决定要对你进行一个测谎试验，我老公一听就炸了，他说这绝对是一个侮辱，他就不做了。把这个外交官的牌子，进国务院大门的那个，剪成四半，放在一个信封里，放桌子上走了。我说，哎哟，你怎么让我失去一个这么好的体验机会，我特想知道他到底测不测得出来谎啊，我说这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经验。我老公说，你的生活还不够有意思的？这就是我在美国的第二个特别有趣的阶段。
　　1992年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我是导演《喜宴》的李安，我想跟你买一部小说的版权，《少女小渔》。当时我觉得那一笔钱是好大的数目，可以让我挺无聊的写好长时间的小说，是吧。同一年就有三个人来买我的版权，一个叫李翰祥，香港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朱延平，是一个台湾导演。所以在同一年，我有三个剧本版权卖出去了。这样子的话，我在海外就变成了一个应该讲就是专业的作家吧。
　　而每到一个地方，接触每一种文化、每一种语言，就使你不断地来感受中国语言，就会觉得这个华语确实是人类最美丽的一种语言。所有语言都是听的，只有华语是图像的，它从最开始的象形发展出来，所以我们的语言是看的，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们学校教俄国文学经典的一个俄国老师说，世界上有三本小说一定要读，当中第一本他提到就是《红楼梦》，第二本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然后第三本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可是我就觉得，看完了《红楼梦》的翻译以后，我就觉得那人家怎么能够把曹雪芹的那种禅机、禅意，再加上他吃喝玩乐的描述以及中国文学里的思想，翻译到去让西方人欣赏，我就觉得这真是太难了。
　　我自己用英文写小说，也把自己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在翻译过程中，它必定要失去那么多，所以我就觉得，我的余生，希望能够做一个哪怕是一个独木桥，在这两种文化之间，能够起那么一点点作用。当然我知道真的是太难了，中国语言确实是太棒了！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就需要一种浓烈度，只有写作能够给我，就是你不求后果，你不求一种利益，不会使你烦恼，所以写作是给你这样一个世界。你可以让你的人物来宣泄的你最秘密的情感。当然最最根本的一点是，我想把中文写成一个能够通过我的手来创造的、很有严歌苓风格的中文。 （根据严歌苓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