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谷溪是一部很厚重的大书,愈读愈耐读,越品越有味,似乎永远读不完,一直品不够!
正如我先前在《感恩谷溪》一文中所说,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就知道曹谷溪这个人,知道谷溪这个称谓,知道他是一个典型的从黄土地上走出来的作家,被文学界称为“老镢头”派诗人,并且还有幸读过他的一些诗作。
他赫赫有名、如雷贯耳的名字和他的那些字里行间处处充满着火一般热情且对陕北这块黄土地及其父老乡亲的大爱,对于我这个嗜好文学的热血青年来说,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仰慕和敬佩之情难以言表!但是,当时由于年龄的原因、水平的差异和工作条件的限制,特别是自卑和胆怯,使我与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师、兄长、长辈(曹老师比我整整年长18岁)失之交臂,擦肩而过,没有更多地走近他,更没有过多地与他交往。因而对他的认知感、认同感,特别是对他的身世、经历、为文为人,一知半解,甚至仅仅停留在一些支离破碎的表象上。
然而真正认识他、走近他、熟知他,以至志同道合,成了文学挚友,成为忘年之交,是在我渐渐步入政坛、叩开文学大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事。再确切点说,是在2006年7月以来我担任中共志丹县委书记、中共宝塔区委书记的八九年间的接触、交流、合作和交往。
关于这段情缘,我曾在《感恩谷溪》一文中详细地叙述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近一段时间以来,曹谷溪的影子不停地在我的脑海中萦来绕去,使我欲罢不能,挥之不去!谷溪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让我这样痴迷、这样尊敬?我认真思索,反复揣摩,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谷溪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学者和老师,更重要的是一个男人,一个地地道道、名副其实、代表陕北这方高天厚土且具有英雄气概、出生入死的真正男子汉。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五气”。
骨气。谷溪于1941年农历二月初一出生在陕北清涧县郝家墕乡郭家嘴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父母是地地道道、老实憨厚的庄稼人,可以说斗大的字不识半升,一辈子坚守农道,与世无争,煎熬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在陕北一带,清涧县算是最荒凉最苦焦的地方之一,而谷溪的家乡又地处黄河沿岸土石山区,更是不毛之地、入不敷出。在家兄妹7人中,他既是老大,又是唯一的一个男孩。长子和兄长的双重身份,使幼小的谷溪过早地担负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父母对他格外器重,在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将他早早送进学堂,盼望他多识几个字,日后有个大的出展,彻底改写家庭乃至祖宗的苦难命运。地位的卑微、出身的贫寒,并没有使小小的谷溪屈服、沦丧。他硬是憋着一口气,鼓着一把劲,在同学、在老师、在世人面前没有自卑,更没有低头,而是一方面刻苦学习,听从老师的教导;另一方面利用放学空闲时间,帮助父母砍柴、割草、拦牛、放羊,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尽可能地帮助家里减轻负担。在困难的年代里,吃糠咽菜、遭人白眼便是家常便饭,谷溪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样的背景下渐渐长大,坚持读完了小学、初中和高中,而且,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1962年,谷溪高中毕业。由于家庭生活的困难,使他失去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这成了他终生的一大憾事。
那阵儿,国家还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组织上大量精减干部,动员城里的市民和家属到乡下参加农业劳动。那年4月,他就领到了毕业证,在其他同学正复习功课,准备参加高考的时候,他已经有了延川县医院住院部炊事员的差事。其实当这个炊事员,也不容易。谷溪最早的爱好是绘画,1959年他已考入西安美院附中,但由于家庭贫困而放弃,不得已才上了高中。
曾经一度,他想以画像、油漆为生,养家糊口。也就是因为这个爱好,他结识了县医院的领导,并感动了对方。听说县医院需要一个炊事员,谷溪喜出望外,在县医院领导的帮助下,经县长办公会议研究批准,谷溪才当上了这个炊事员。半年后,县民政局将他调到本县贺家湾公社当了炊事员兼管理员。由于当时他文化程度高,公社干部奇缺,他又被公社党委书记器重,兼职了文书。那时他还不是党员,却保管着党委和行政两枚“大印”,全机关的吃喝拉撒、写材料、刻蜡板、送信等差事全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一时间他成了公社的“红人”。
用著名作家陈忠实的话说,曹谷溪是一名抓着炒菜铲子起家的作家。事实正是如此。年轻气盛的曹谷溪晚上躺在土炕上,热血沸腾,思绪万千,夜不能寐,从心底里忍不住地迸发出一句陕北男人常有的豪言壮语:“难道老子一辈子就做这么个营生?”他觉得他的文采还不错,又有写作的天赋,何不在文学的道路上走一遭、闯一闯?说不定还能够真的杀出一条血路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于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拿起另一把“铲子”,不,是一支沉重如椽之笔,开始了写作生涯,走上了一条漫漫文学创作的不归之路。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2年的冬天,身为“伙夫”的他创作的秧歌小戏《脚印》和百十首秧歌词,出人意料地被《延安报》选载;他写的歌剧在乡上和县里演出受到好评;他的秧歌词,由县委宣传部油印发放各乡镇演唱。谷溪的作品终于第一次变成了铅字。这一小小的成绩极大地鼓舞和鞭策了曹谷溪。
他的写作热情更高了,作品更多了。1963年的春天,谷溪调到延川县委办公室当了“通讯员”。《延安报》又以来信的方式刊登了他的一篇表扬稿《一只手表》。之后,他利用下乡送信期间,又采写了关庄公社《贺家庄组织群众常年读报的经验》、长篇通讯《一支活跃在黄河畔上的红色放映队》等,分别发表在《延安报人》和《延安报》上。由于擅长写作、成绩突出,他被《延安报》聘为特邀通讯员。
1965年后,他担任了延川县贾家坪公社的团委书记,他的创作热情逐渐高涨,各类作品常常见诸省、市报刊杂志,也引起了地区和省里文艺界的注意。当年他又光荣地出席了“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72年5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他主编的诗集《延安山花》,国内外发行28.8万册,同年9月又创办了《山花文学报》。1979年春,曹谷溪调到县革委会通讯组,不久被提拔为通讯组长。从此,他和写作、文学事业结下了终生之缘。虽然谷溪当了“干部”当了“官”,但是由于家里人多,生活依然非常困难。
1977年,谷溪的父亲在山洪暴发中身亡。他一个人顶着一家四辈10口人的压力维持生计。当时,市民的供应粗粮比例很大,全家每月只能买一袋面粉,他全部送回清涧老家,让年迈的祖母、母亲和小女儿享用。他和在延安的姊妹、儿子全部吃粗粮。有人劝他,找个关系走“后门”买点面粉。他说:“这比战后的1948年好多了。那一年的春天,我们几乎吃不到一粒粮食!”当时,延安正刮一股“獭兔风”。市财政局一位文友说,送你两只獭兔去赚钱。他一笑谢绝……
1978年3月,一位朋友要举荐他到省委办公厅当秘书。好一个升迁的机遇。可他说:“我自由惯了,一开会就瞌睡。我还是专心去经营那一茬叫‘文学’的庄稼!”这就是我们的谷溪老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这辈子就没有顺当过,但也从来没有被什么困难所吓倒,我把艰难和坎坷当做一种动力,永远不畏难、不服输,我做成了我想要做的事!”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著名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这句话用在作家曹谷溪身上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他今天的功成名就与他的铮铮傲骨是分不开的。
豪气。谷溪身材高大,敦实魁梧,虎背熊腰,气宇轩昂。他的脸膛宽阔,满面红光,浓眉大眼,目光深邃,留着大背头,戴着宽边大眼镜。站似一堵墙,坐若一盘钟,走起路来昂首挺胸,铿锵有力,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声音浑厚。他的相貌,他的性格,他的一言一行无不显露出陕北人那种行侠仗义、战无不胜的豪迈气概。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延安来了不少北京知青,这对从没有吃过苦、农村劳动和生活很是陌生的这些热血青年来讲,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乃至人生历练,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考验。这期间,谷溪由团委书记变成了知青专干。他马不停蹄跑到知青点上去看望他们。所有的知青厨房,没一个灶口是好的。灶火口一烂,吸劲小,必然满窑冒烟,不仅浪费柴炭,而且常常会使饭菜夹生。谷溪是炊事员出身,套灶火是一把好手。
他每到知青点上,第一件事就是看厨房,帮助知青套灶火。然后便动员他们洗衣服、打扫卫生、整理内务。北京知青都戏称谷溪是“曹阿姨”!谷溪对这些知青始终很是心疼,在工作、生活和为人处事,乃至解决具体困难和问题上,出了不少力,帮了不少忙,解了不少难,使许多知青非常感激,成了他的终生朋友。
陶正曾是北京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在校就是活跃分子,由于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下到延川插队还自带一台油印机,在延川县关庄公社鸭巷村创办了一份油印的《中国红卫兵报》,刊发了一些不便扩散的“内参”消息被上面追查。县革委会指派谷溪去调查此事,如果上纲上线,陶正很可能就要出事,受到严肃处理。但是,谷溪见到陶正后,感到他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而且很有才气。
视才如命的谷溪说明了利害关系,教育引导陶正一定注意自己的言行,以防引来横祸,从暗地里保护了陶正。谷溪对陶正说:“咱停了油印的小报,到县上去办铅印的《山花》文学报!”在当时中国文坛“万马齐喑”的局面下,曹谷溪集聚了路遥、荆竹、陶正、白军民等一大批文学青年,他们的作品引起了文学界的不小轰动,延川县的群众文化创作开始引人注目,《陕西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都用较大篇幅高度报道评价了延川县的文化艺术现象。
1975年夏天,谷溪由延川县调到延安工作,先在延安地委通讯组工作,后又调到延安文艺创作研究室工作,担任副主任。1984年冬,谷溪又担任了延安首届文联党组成员、常务副主席,并兼任了《延安文学》副主编。1992年春至2002年10月,正式担任了《延安文学》主编,一干就是整整十年。此时,他虽然年过半百,但依然意气风发、宝刀不老,和同事们一道,把《延安文学》由内部发行的刊物办成了发行全国的纯文学杂志;由80页扩充到240页。跻身于全国十大纯文学杂志行列,荣获陕西省一级社科期刊和全国精品期刊的殊荣。
大气。谷溪虚怀若谷,胸襟开阔,不计前嫌,落落大方。他对朋友、对同事、对家人无不充满着真情,体现出诚意。与他交往,使人诚心放心舒心,敢于敞开心扉,无所拘束,没有后顾之忧。
众所周知,路遥和谷溪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在人生态度和文学创作的共同志向中,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可以说,路遥闯入文学大门,以及后来的成长进步、家庭生活,以至《平凡的世界》这部巨著的诞生,包括路遥创作遇到的困惑、体况下降和生病住院,谷溪都帮过不少的忙。前不久,我在著名作家梁向阳先生一篇文章中披露的路遥生前写给谷溪的6封书信中不难看出一些端倪。
在深夜我静静地倚在床头上,认真拜读了向阳先生的这篇文章和路遥给谷溪的6封信,每封信都流露出路遥对谷溪的信任、感激和希望。看来路遥虽然天赋过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巨匠,但人际关系处理得并不怎样,办一些具体事情就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甚至有些木讷。
尤其是他弟弟王天乐的工作安排问题,让他十分迫切和纠结。于是他就接二连三地给谷溪写信,央告谷溪利用延安的人际关系,想办法串通当时市里的“头号”人物,将王天乐的工作安排了。从信中看,大半年了,王天乐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以致好胜心极强的路遥到最后的信中竟然言过其实,埋怨起谷溪来,言下之意是谷溪竟连这么一件事都办不成。而谷溪究竟是否上心,是否真正跑过,从路遥给谷溪的这6封信中没有看出,也没有发现谷溪给路遥回信解释详情,更没有听谷溪给我讲过。我甚至真的不知道谷溪最终给王天乐办成此事没有?王天乐后来是怎么参加工作的?怎么成为一名陕报的著名记者?
但凭我对谷溪的理解和对他助人为乐的真诚态度,以及对朋友的满腔热忱,我断定他一定将此事放在心上,而且一定跑过,甚至跑过无数次,也游说了无数次,动用了不少人脉资源。可是路遥兄呀,岂知我们的谷溪同志由县里调到地区工作时间也并不很长,作为贫困潦倒的一介书生,毕竟人脉资源有限,能耐有限,加之那时的人很是正统,政策原则性很强,不符合条件的绝对不会轻易开“后门”的。
相信谷溪也实属无奈,跑了不少的路,磨了不少的嘴,吃了不少的闭门羹,遭了不少白眼。但是为了朋友托付的事情,他还能说什么呢?只能保持沉默。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品读到路遥写给谷溪的6封信,却看不到谷溪给路遥的半封信。后来,我听谷溪老师讲,他为了落实路遥的“指示”,把王天乐的事情办好,竟然忍痛割爱,把一领质地非常好的羊羔皮筒子(即挂了蓝咔叽布料面子的羊羔皮大氅)送了人。
一句话说得我热泪涟涟。再看谷溪,他的脸颊涨得通红,一双智慧的眼睛喷着火光。更使人感动的是,路遥去世,谷溪不是“人走茶凉”,而是对路遥更一往情深。他曾跑到乡下看望过路遥的生母,张罗着成立“路遥研究会”和创建“路遥文学馆”,亲自主编了《路遥研究》杂志,继续传播着路遥的思想、路遥的精神。在路遥的墓前,他曾无数次痛哭流涕,深深地表达对路遥的怀念之情。
他说,路遥是一头名副其实的老黄牛,倒毙在辛勤耕耘的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他的精神不朽!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当我叙述到上面这些故事的时候,您曾是否知道,谷溪与路遥在那个失去理智的年代里,曾经是“对头”和“仇人”。
在路遥沉沦的紧要关头,谷溪对自己这个“对手”并没有落井下石,而是用宽厚的臂膀和温暖的胸膛接纳了他,安抚了他,给了年轻的路遥无比的温情和慰藉,使他最终没有丧志,没有沉沦,重新点燃起了昂扬向上的思想火花,校正了人生的坐标,并且为之奋斗……可见谷溪“有容乃大”的博大胸襟。
同时,他光明磊落,心底无私,与人为善,宽以待人。有一次,一位编辑和曹谷溪套近乎,他说:“老曹,有人告了你的状。”曹谷溪说:“不会有人告我。”“我也见了状子,八个问题。”谷溪坦然地说:“没事,组织上不会查的。”“为什么?”谷溪说:“一查就把我查成了先进人物了。”
谷溪的大气还体现在他不计名利和个人得失,把荣誉让给别人,自己甘当幕后英雄。对于这一点,我深有体会。志丹文化积淀厚重,各种版本的县志、文史资料,在一些年代、称谓和提法上,口径不一,而且四处散落,很不完整。所以,组织人力搜集、校正、整理、编辑、出版一套大型《志丹书库》系列丛书,意义重大,势在必行。
可是,当我的提议得到县委常委会议通过后,由谁来牵头承担这一艰巨而光荣的历史重任呢?于是我想起了我的老乡、朋友、同事、才子及偶像,时任绥德县委书记的曹世玉。他在绥德主政期间,政绩辉煌,民心所向,曾搞了一套传世大书——《绥德文库》。
这对我启发很大。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在电话上征询了曹世玉的意见,得到了世玉的赞同。世玉直言不讳地向我举荐让曾执掌编纂过《绥德文库》的曹谷溪老师担当此任。并一再向我保证,相信老汉一定能够胜任此项工作,要我在待遇报酬上不要亏待老汉。放下电话后,紧接着我便联系上了谷溪老师。
那时,他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身体又不怎么好,几次住院治疗,我唯恐他力不从心、推托不干。可是,当我把我的想法和世玉的意见向这个“陕北老汉”说明之后,没有想到谷溪很爽快地一口答应了。说起条件和报酬,他在电话那头笑呵呵地说,只要有桌子、有饭吃、有床睡,再有几个助手,就够了,其余一切都好办。
说干就干,按照编委会和我的要求,县上很快组建起了具体编纂班子和人员。谷溪老师老当益壮,赤膊上阵,从编纂大纲的制定、各卷编写的内容和分工、每卷每篇字斟句酌的校核与审定、封面的设计、出版社的联系、装帧和印刷等,每个环节、每道工序他都严格把关,毫不马虎。用呕心沥血、废寝忘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来评价,一点也不夸张!
在他和所有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终成大卷。可是最后在主编的冠名上,却迟迟定不下来。我认为,由曹老师来挂名,天经地义,顺理成章,他是实际负责人,的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耗费了很大心血,立了大功,理应冠名于他。而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县委书记,没有参与具体工作,只是个决策者、组织者和支持者的我,并没有出力流汗,决不能抢这个头功!
可曹老师说什么也不肯,硬是将主编冠名于我,让自己只挂了个执行主编。曹老师的这一大气举动,又一次感染和教育了我,使我这个徒有虚名的主编,自愧不如,羞愧难当!2011年7月,我“二返长安”,重回宝塔区工作,担任了区委书记,倡导和决定编纂《宝塔文典》。已成忘年之交、合作伙伴、文学挚友的曹谷溪老师,临危受命,又担当起了组织编纂《宝塔文典》的大任。一年多后,20卷21册1200多万字的系列大书业已成稿,正在付梓出版,而冠名的主编又是我这个只挂名、不出征的“空头司令”,曹谷溪老师又一次当了配角。这叫我如何是好呢?
勇气。有胆有识、志存高远、百折不挠、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是曹谷溪老师的又一特点。通过这些年来与谷溪老师的接触,我深切地感受到,他想要做的事情,而且认准的事情,必将身体力行,认真去做。不,是用心去做,谁都管不了、拦不住,并且发誓一定要做得更好。
此时此刻,我又想起了清代知县、著名画家、文学家,也是“扬州八怪”的郑板桥的一首《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主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是赞美生长在岩石上的竹笋的一首诗,在这里用到谷溪身上是最恰当不过了。是的,谷溪是一棵竹笋,而且是生长在悬崖峭壁上的一棵劲竹,虽然土质稀缺,少雨干涸,风吹霜打,历经磨难,但它不屑一顾,无所畏惧,吸吮着瞬间些许雨水,借着山崖巨石间的缝隙,伤经痛骨,将生命之根、文学之根悄然而坚定地深深扎入广袤而肥沃的土地里,尽情而贪婪地吮吸着大地母亲的乳汁营养,进而滋润着自己蓬蓬勃勃地生长。
正因为如此,他决定从文、投笔创作的那一天起,就立志献身神圣的文学事业,历经坎坷,而且痴心不改,矢志不移,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几十年来,谷溪先生创作颇丰,成果显著,先后结集出版了诗歌集《延安山花》《第一万零一次希望》《我的陕北》,文论集《与文学朋友谈创作》;主编出版了《新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西北作家文丛》,大型系列文化丛书《绥德文库》《志丹书库》《延川文典》《宝塔文典》,纪实文学集《追思集》《高天厚土》《大山之子》《奉献树》和《人民记者冯森龄》等。
1999年荣获陕西省人民政府“1949年-1999年首届炎黄优秀文学编辑奖”和陕西省作家协会“双五文学奖”等。
2002年10月退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任陕西省作协主席团顾问、延安市作家协会顾问、路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华西大学路遥文学院院长等职。眼下,他虽然已是74岁高龄的老人了,但是他依然永不止步,匆匆忙忙笔耕不辍,正在抓紧整理自己的文稿,准备编辑出版自己的诗集、纪实文学集和民歌民俗研究方面的六七本专著。
与此同时,他还不忘培养文学新人,壮大延安乃至陕西文学队伍,繁荣文学事业,讲学授课,指导年轻人写作,帮助和协调解决当地文学组织工作中的疑难问题。在一次交谈中,谷溪不无感慨地对我说:“如果阎王爷手下留情,再给我10年时间,我就把我手头的事情做完了,进而也达到了最终目标。届时我将死而无憾,含笑九泉!”
写到这里,我想将他的诗作《高原的儿子》其中的一段话摘录送给大家:“我老了/也许明天就告别了这个世界/我不希望/但,绝不悲伤!/请把我埋葬在养育过我的/万山丛中吧!/活着,要做您忠诚的儿子/死了,也要肥一片/您贫瘠的土壤!”看,这是多么从容、多么淡定的人生态度呀,又是多么勇敢、多么坚强、多么雄壮的人生乐章!细细品读,慢慢咀嚼,不禁发人深省,肃然起敬!
义气。谷溪是一个重情重义之人。也许是与他的出身、经历有关,或是因为他的为人处事之道。他扶贫济困,同情弱者,对同志对朋友一往情深,真诚相待,而且表里如一,心心相印,光明磊落。
他一生做过的善事、好事不计其数,那些感人肺腑的事例举不胜举。当年在延川插队的北京知青、下身瘫痪、体弱多病、《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我与地坛》《病隙碎笔》的作者、著名作家史铁生,是谷溪的朋友,也是文学挚友。
1984年夏天,史铁生随北京作家代表团访问延安。谷溪陪着他看望了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的父老乡亲,那里正是他的获奖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创作基地;当他陪同代表团参观壶口瀑布时,汽车到不了观看瀑布的最佳位置,史铁生正在为难,谷溪一把把他从轮椅上拉了起来,背着史铁生飞快地到了黄河岸边。在史铁生去世前夕,谷溪专程跑到北京,来到铁生的病榻前,去看望他,慰藉他,久久地握着他的手,万语千言,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史铁生去世后,他又专程前往吊唁。之后,还为其写了一首《留给世界的礼物》,以此来表达他对史铁生的悼念和怀念之情。
2009年冬,我85岁高龄的老母在子长偏远乡下老家病逝。曹谷溪老师冒着严寒,专程前来吊唁。最使我感动的是,他也是一位老人,且年逾七旬,在我的母亲灵前,我说鞠个躬就行了,可谷溪老师深切地说“先走的为大!”。他拖着臃肿的身子硬是跪倒在地,烧纸、叩首、作揖……一切按陕北的乡俗行了大礼,感动得我和家人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
曹谷溪老师经常对人讲起他的人生格言:“出凡入俗通三界,来风去雨兼自然。”他从事文学艺术活动长达五十多年,培养和扶持了许多文学后起之秀,比如阎安、成路,比如高安侠、倪泓,比如李玉胜、孙文芳……这些同志在他身上汲取了丰富的营养智慧,茁壮成长。
孙文芳对谷溪老师的评价是“曹老师扶持文学新人不仅像老师,更像父亲一样,像老农一样,只要他发现你是一棵苗苗,就恨不得一手把你扶成一棵参天大树!抛开曹老师个人文学创作的成就不谈,单就扶持陕北文学新人这一点,曹老师就应该被载入史册!”为了帮助前来求教的文学青年,谷溪不仅帮他们改稿,管他们吃饭,还把自己的办公室腾出来给基层的同志住。
曹谷溪曾把自己比作老枣树。他说:“陕北有一句农谚‘栽枣树不如砍枣树’,砍倒一棵老枣树,就在倒下的地方,会茂盛生长出一大片嫩枣林!”是的,他是一个真正具有枣树精神的人。
多少年来,他扎根在陕北贫瘠的土地上,播撒着文学的种子,甜美的果实丰盈着人们的精神。就连曹谷溪老师本人也讲:“自己只要有点本事,恨不得把自己的肚子剖开给他。”
2006年10月1日晚上,谷溪突然口腔和鼻腔出血,独自用凉水洗了洗,然后塞上药棉入睡。第二天早晨,他没有吃早饭,就叫了外甥刘媛媛去医院检查。化验结果诊断是肺部出血,需要立即住院,便住进了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呼吸科。从礼拜一住院到礼拜五,医生只给他消炎和止血的药,却忽略了他的血小板严重减少的问题。正常人的血小板是10万到30万之间,3万为“警戒线”,礼拜一入院时他的血小板为1.6万,到礼拜五血小板完全消失了。医生忽然惊觉误诊。中午12点,连输液瓶都没有拔下,便直接推到了血液科的急诊室抢救。那天下午,一位狂热诗人前来医院找他,要求曹老师看他的诗稿,谷溪的三儿子拦在门口:“你看我大病成啥样子了,你还找他看诗!”没有想到这位执着的诗人说:“昨天我和他联系过。”谷溪听到后对儿子说:“让他进来吧,他家住得远,又从呼吸科跑到急诊科,不容易啊!”谷溪接过来诗稿看了,就给改了几个字,让他找宝塔区文联主席李玉胜,在《宝塔山》杂志发表。儿子冲他说:“你不要命了?人家医生抢救呢,你还给他看诗!”可曹谷溪不以为然。
2005年12月中旬,“陕西省重点中学校长现场会”在延安中学召开。20天前,延安市文化局局长和市政府主管市长商定,由曹谷溪老师给这个会议作演讲,并确定了演讲的内容。当月17日,老伴病故。21日下午1点钟,延中派人来接谷溪,来人得知谷溪的老伴几天前去世,三天后下葬;亲友送的花圈,从文联大门到灵堂,密密地摆了三层。烧纸的、哭泣的乱成一团……一见这阵势,来人不好意思地说:“曹老师,你就别去了。”可他说:“我不去,几百人坐在大礼堂等我,还会说‘这个作报告的人死了老伴,这个会不开了’。一个人,一旦成了公众人物,他就失去了自由;在某些时候,一个共产党员的生命也不完全属于他自己。既然答应了的事情就要说到做到。”于是,对接人的说:“走!”他硬是将悲痛压在心底,来到学校做起了精彩的演讲,台下一次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可几百个听众,有谁能知道台上这个作报告的人,病逝的老伴的尸体还停在家中,此时此刻他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这是何等高大、坚强和义气的人啊!
谷溪,一个多么亲切而又多么富有诗情画意的名字!谷溪,山谷里的小溪,纯洁、清澈、甘冽,自由自在地在千沟万壑间涓涓流淌,叮咚作响。它貌似渺小,低调不张扬,往往引不起人们的注意,可细细观察、欣赏、研究、品味,它是那么正直、那么勇敢、那么高大,不管前进的道路上遇到多大的困难,多大的阻力,它总是千回百转,千方百计冲破万难险阻,坚定不移地向着既定的目标——大海奔去。是的,“水流千里归大海”“为有源头活水来”。
曹谷溪将谷溪既作为自己的本名,又作为笔名,而且一用就是一辈子,这充分说明他对“谷溪”二字的深切理解和感悟。难怪,他一生那么骨气、豪气、大气、勇气和义气!我对他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升华。
是啊,谷溪就是我国文学队伍、我们亿万中华民族这个汪洋大海中的一条涓涓细流,昼夜不息地奔流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辛勤浇灌滋润着文学这个神圣的事业,浇灌滋润着祖国的各项建设大业,浇灌滋润着昨天、今天和明天,浇灌滋润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