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红一军团二师合影，右三为马兆祥（翻拍）
　　在世人的印象中，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队伍中有一名陕北人，他是去瑞金向中共汇报工作的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贾拓夫（神木人）同志。却很少有人知道这支队伍里还有一名陕北人，他就是安定县（今子长县）的儿童团长马兆祥同志。他是组织上为贾拓夫派去的随行人员，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他们历尽艰险找到中共中央，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马兆祥参加了东征、西征、三五九旅南下抗日、挺进大别山等重大战略行动。他多次负伤，出生入死，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 
　 

马兆祥： 一个参加过长征的子长人

　  一
　　1919年农历7月的一天，马兆祥生于安定县杨家园则下川的马家坪村。父亲马记融是忠厚务实的庄稼人，育有七子二女。马兆祥是家中老九，当时家境还算盈实，他七岁在村里读私塾，十一岁时先到瓦窑堡国立第二高小读书，又到清涧县城国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他接受了进步思想，目睹了劳苦大众的饥寒交迫，知道了谢子长、刘志丹闹红的事情。1931年9月，阎红彦、吴岱峰领导的晋西游击队受到围剿，西渡黄河回到安定，归入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红色武装，安定县成立了苏维埃政府。1932年4月初八，等不到高小毕业的马兆祥回到马家坪，要参加红军。他个子高，身体壮，手脚麻利，在几个哥哥的介绍下，加入了儿童团。由于表现突出，又有文化，半年后当上了苏维埃秀延县九区的儿童团长，后被派到县上受训学习了10天，又当了县儿童团的团长。因为工作出色，1933年1月，在呼振东、马振国的介绍下，入团转党（当时年龄不够，就先入团，待年龄够了自动转为共产党员）。秋天，谢子长指挥陕北红军攻打清涧河口镇时身负重伤，几次转移，最后到安定灯盏湾隐蔽养伤。组织上派马兆祥代表儿童团，跟随苏维埃县政府主席薛兰斌去看望谢子长同志。没有什么礼物可带，他用筐子挑了父亲储存的两个大西瓜。谢子长见到马兆祥很高兴，表扬说：“听说你这个娃娃头工作很努力。”并对在场的区委书记陈克功同志说：“要把这娃娃送到中共苏维埃去培养一下，回来跟我们打仗。”谢子长的话给了幼小的马兆祥很大鼓舞。
　　1934年春天，刘志丹带领贺晋年的红一团和吴岱峰的红三团，在马家坪打了一个大胜仗，俘虏白军400多人，缴获大量武器和财物。马兆祥率领的儿童团在支援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陕北红军士气大振。
　　马家坪战斗胜利后不久，马兆祥去县里开会。张汉武同志和九支队政委杨凤岐同志来找马兆祥，问他愿不愿意去大城市学习。他爽快地答应，“愿意去。”两位领导再三安顿，这件事要绝对保密，对家里人和亲戚朋友谁都不能讲。马兆祥保证：“请组织放心，绝不泄露党的秘密。”便回家等待通知。两天后的一个晌午，区委负责人马振国来到马兆祥家，让收拾一下跟他走。马兆祥拿了两件单衣，对母亲说，要到区上学习一段时间，家里不要找。
　　马兆祥赶到村头的关帝庙，张汉武、杨凤岐和一位头戴礼帽，身穿长衫，先生打扮的人已等在那里，地上放两个小筐和一条扁担，筐里放着衣物包袱和几本旧书。张汉武介绍说：“小马，这是关老师，带你去西安学习。你一路上要招呼好他，听他的话。”杨凤岐也说：“不要多说话，一定照顾好关老师。”关老师说：“小马，你是儿童团长，是个好娃。组织上派你跟我去西安，我很高兴。你就叫我老师。”
 　 二
　　告别了张汉武、杨凤岐，马兆祥跟着关老师经史家沟、杨家河，翻了几架山，天黑到了永坪镇，找了个小店住下。第二天早上花一块大洋雇了一匹骡子，关先生和他换着骑，两天后到了延安。休息一晚后花了5块大洋挤上了去往西安的马车，早走晚歇，七天后到了西安城郊。谢过脚夫，走街过巷一路打问，走了好久来到一个大门前。关老师让马兆祥在门外等，他先进去找人。马兆祥第一次见到楼房、电灯，好奇地四下张望。
　　刚过一会，关老师急匆匆地走出大门，拉了一把马兆祥，低声说：“快走。”两人转了几个拐巷，关老师缓了一口气，对马兆祥说：“我要找的人出事了，咱们要另去一个很远的地方。”他们快速来到火车站。车站上一片混乱，人声嘈杂。关老师让马兆祥站在一个路灯旁，打捆一下行李，他去买票。马兆祥将筐里的书一捆，和包袱搭在肩上。等关老师买票回来，他俩随着人流挤进车站。人们抢着上车，宪兵维持秩序，用皮带乱抽，黑色的闷罐车厢已挤不进去了。看见有人爬上车厢顶，关老师也爬了上去，把马兆祥拉了上来。关老师说，要抓住车顶边上的护栏，不敢睡觉，小心掉下去。关老师从怀里掏出两个“大黄馍”一人一个吃起来。饥饿的马兆祥边吃边对关老师说，“这个黄馍真好吃。”关老师说，“这叫面包。”马兆祥第一次吃上了洋面包，紧张、恐惧的心情已叫扑面的冷风刮走了。风吹、太阳晒，饥渴难耐，到了大站才敢下去买点吃喝。关老师心事重重，睡不着，让马兆祥眯一会。马兆祥只想要招呼好关老师，也睡不着。
　　熬到第二天晚上，总算到了汉口车站。下了火车，黑麻咕咚又来到一个地方，关老师买了两张票，上了一个“水上楼房。”他俩租了两块席子，在一个角落找了个空地铺开，马兆祥一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马兆祥醒了才知道这是一条大船。他问关老师：“这是在大海上？”关老师笑着说：“这是长江。”有钱人住的是船上的房子，甲板上还有一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马兆祥觉得一切都很新鲜，这下是见世面了。
　　两天后，天黑时船行到上海。上岸后，关老师领着马兆祥来到大街上。红红绿绿的灯光比西安明亮多了，警察、宪兵也多。马兆祥感到有些恐惧，他生怕跟关老师走丢了，背着包袱不敢东张西望。关老师看着街名路标，七弯八拐来到一个小巷的旅店前。关老师让马兆祥在外边等候，他先进店联系。一会，店里来人，将他俩领到店内阁楼上的一个小房间安顿下。第二天一早，关老师要出去办事，让马兆祥不要离开旅店，外地口音，怕惹麻烦。马兆祥就站在窗前看街上的热闹。
　　住了三天，关老师叫马兆祥收拾一下，晚上离开这里。天黑后俩人来到上海火车站上了火车。第二天晚上，火车行到一个小站，关老师说：“咱们就在这里下车。”下车后，关老师判别了一下方向，他们就朝着东南方向急行。直走到天亮，遇到村庄就绕开走小路。走到下午，他们被隐蔽的赤卫队员挡住了。经过一番盘查，关老师确认对方是赤卫队的人，才告诉，“我们是北方来送信的。”经过几道关口，他俩被带到中央苏维埃政府。马兆祥才知道这里是江西的瑞金苏区，总算放心了。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将关老师和马兆祥安排到招待所住下，关老师就去向中央汇报工作。
　　在招待所住了七天后，关老师将马兆祥叫到身边，亲切地说：“小马，你一路上跟着我受苦了。我现在告诉你，我的化名叫关峰，真名叫贾拓夫，是咱陕西省委负责人。咱们暂时回不去了。我要到中央联络部工作，组织上安排你去红军大学学习。”马兆祥一听要和关老师分开，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贾拓夫像兄长一样，抚摸着马兆祥的肩膀安慰说：“咱们红军都是一家人。你念过书，到红大好好学习，不要给咱陕北苏区丢脸。”并硬塞给马兆祥两块大洋，让困难时急用。
　　红军大学在瑞金之南约二三里的地方，有高干班和普通班，马兆祥在普通班插班学习。学员都是江西、湖南一带人，语言不通，交流很困难。同学们时常笑他说话，过了一段时间互相便熟悉了。大家知道他原来是住土窑、睡土炕、吃土豆、扛土枪的，都亲切地叫他“土包子”。马兆祥年龄小、个头大，身体壮实，又读过高小，军事课、政治理论课一样不差，特别是枪打得准，大家都说这个小“土包子”还真行！
　　红军大学学习三个多月后，马兆祥被分配到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当时军团长是林彪，政委聂荣臻；二师师长是彭绍辉，政委是肖华。二师也叫“共产国际师”，是模范师。到五团报到那天，团部的书记员胡耀邦同志将马兆祥领去见团长张振山和政委赖传珠。团长对马兆祥讲：“团里从苏区招来一百多名新战士和少先队，准备组建一个少年先锋连。你当过儿童团长，又经过红大学习，就去这个连担任指导员。”少年先锋连连长叫魏虎，是参加过宁都暴动的地下党员，有战斗经验，老家河南人，说话也能听懂。团长要求他配合好魏虎同志抓好训练、学习，随时准备打仗。　　
　 三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934年10月10日晚，红一军团二师奉命掩护中央机关战略转移，少年先锋连一百二十多名战士紧随中央机关急行军。机关的物资多，一方面要掩护打仗，一方面还要负责抬东西。二师阻击敌人掩护中央机关到达湘江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封锁了湘江。二师接到命令，组织强渡湘江，少年先锋连牺牲了近一半，只剩60多名战士了。
　　经过几个月的转战，1935年1月红军占领了贵州遵义。遵义会议召开期间，马兆祥所在的少年先锋连担任警卫任务。会后，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继续北上。部队来到夹金山，翻过雪山后，又一部分战友长眠在雪山上。最艰难的是过草地，行军10多天没干粮吃，挖不到草根，水又有毒，一喝肚子就疼，伤病员越来越多。战士们看见骡马撒尿就用搪瓷缸子接住，晾凉沉淀后分着喝。捡到兽皮，就赶快把毛烧掉煮着吃，连皮带也吃光了。党员、连排长搀扶伤病员，帮助战士背枪支和弹药。连里本来有四挺轻机枪，为减轻负担，其中三挺在途中被迫扔掉，留下的唯一一挺，连长魏虎说什么也不肯丢弃，要坚持自己背着。一天早晨醒来，马兆祥用胳膊肘顶了顶身后的魏虎说：“连长快起来，要赶路了。”背后却没有反应。转身一看，连长没了气息。
　　马兆祥抱着魏虎的遗体痛不欲生，全连的小战士们围在一起失声痛哭。这时候，过来一个留胡子的大个子，蹲在马兆祥的身旁说：“不要哭了，咱把战友掩埋一下，再出发吧。”马兆祥觉得这个人很面熟，一想，是红五军团的肖劲光司令员。他急忙敬了一个军礼，叫了一声“肖司令员！”肖劲光和蔼地说：“现在不是司令员，和你们一样，是普通战士。”原来，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肖劲光被撤职，自己背着行李随队行军。
　　肖劲光向马兆祥询问了连里的情况，对马兆祥说：“我跟你们一起走吧。”肖劲光出主意，挑选几个枪法好的战士，打些野牦牛、黄羊或其他野兽，让大家充饥。一天下来就打了几头野牦牛和黄羊。战士们连皮都没剥，就架起火烧烤，半生不熟就用刺刀割开饱餐一顿。再将剩下的肉都烤干，分开作为干粮。晚上宿营，肖劲光教战士们把泥挖起来，堆成一个垄梁，让水空干，再铺上草，睡上去差潮湿。大家都说：“肖司令的办法好，救了我们。”
　　跟着肖司令行军，马兆祥有了主心骨，有事就请教。肖司令叫大家“小鬼”，叫马兆祥“小马”。过了几天大家都熟悉了，肖司令就给大家讲故事，和同志们开玩笑，鼓舞士气。一天，肖司令对马兆祥说：“干脆，你就当我的干儿子吧。”马兆祥说：“太好了，我有干大了。”小战士们都表示祝贺。从此，少年先锋连和肖司令结下了生死患难情谊。走出草地，进入甘南，总算看到了人烟，有了粮食和盐。少年先锋连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肖司令。红军突破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榜罗镇。一天早上，在一个小学门前的打麦场上召开连以上军政干部大会。毛泽东主席、彭德怀司令先后动员讲话，讲到红军要向东转战，到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和徐海东的二十五军会合。会场上群情激奋。马兆祥一听要回陕北，要回老家了，高兴得流下热泪。
　  四
　　1935年10月19日下午，红军先头部队和中央机关到达陕北吴起镇。马兆祥的少年先锋连和中央警卫部队一同到达，他高兴地说：“到家了，到家了。”可是全连只剩下20多个战士，这又使他很伤感，如果连长和战友们都能到这里来，那该多好啊！
　　中央机关到达陕北后，东北军的骑兵师和马鸿宾的骑兵部队也紧紧随后追了过来。毛主席说，不能把敌人带进陕北根据地，这个尾巴要切掉。红军开始在通往吴起的川道设置埋伏，一举消灭追来的敌军。
　　10月21日早晨，马兆祥的少年先锋连和总部通讯连，在吴起对面山上一颗杜梨树下的指挥所周围担任警戒任务。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几位首长在指挥部署战斗，等待敌人进入埋伏区。毛主席对警卫部队讲：“我要困个觉，枪打得紧了，你们不要叫我，枪打的稀疏了再叫醒我。”
　　一会战斗打响了。枪声、手榴弹声、炮声混成一片。少年先锋连的战士看见乱窜的敌人，急得直喊叫。这时，毛主席走出指挥所，高兴地说：“少年先锋连，不要在这里看热闹了，娃娃们跑得快，冲上去打！”马兆祥见毛主席下命了，大喊“先锋连，冲啊！”率领战士冲向敌人。追击敌人一个多小时后，有人喊：“指导员！你受伤了！”马兆祥回头一看，左臂上的血把袖子湿透了，这才感到火辣辣的。张振山团长看见马兆祥负伤了，用命令的口气大声喊：“小马，不要追了，快向后撤。”这时，战斗也到了尾声。
　　战斗胜利了，歼灭了东北军两个骑兵团，马鸿宾两个骑兵团，缴获了许多战马和好枪，红军士气高涨。部队在吴起镇休整。卫生队给马兆祥包扎好伤口，让他好好休息，不能乱动。休整到第三天，中央红军和陕北苏区军民召开祝捷大会。战友们不让马兆祥去开会，叫他躺着养伤。马兆祥坚决要去，战友们用担架把他抬到会场，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
　　肖劲光同志特意来到少年先锋连看望大家，一来就大声问：“我干儿子在哪里？”战士们说：“指导员负伤了。”肖劲光来到马兆祥身边，安慰说：“还活着就好，还活着就好哇！”他询问了伤情，用慈父般的口吻对马兆祥说：“要听话，好好养伤，伤好了才能打仗。”
　　吴起镇休整五天后，中央机关和红军出发，沿洛河川南下，两天行军来到甘泉县下寺湾，同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整编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这时，蒋介石乘红军立足未稳，命令“西北剿总”联合东北军、西北军、西路军和反动地方武装近十个师的兵力，企图一举围歼红军。中央决定诱敌在直罗镇一带打伏击战，粉碎敌人进攻。马兆祥所在的红一军团二师奉命在直罗镇以北的魏家河、姜家川一带隐蔽设伏。红十五军团在直罗镇以南设伏。
　　11月20日上午，东北军109师在几架飞机的掩护下进入红军的“口袋阵。”21日凌晨总攻打响。马兆祥左臂上的伤还没有全好，团长不让他上前线。他还是带领先锋连的战士投入了战斗。第二天，五团在卧牛湾围歼牛元峰师部的残敌时，一颗子弹穿过马兆祥的前裆，打入左腿，血流得很厉害。卫生员拉住马兆祥，赶紧包扎止血，叫来担架将他抬下战场。马兆祥口渴得不行，要喝水，卫生员坚决不允许。说负伤出血后，喝了生水要死人的。直罗战役大获全胜，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是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奠基礼。”马兆祥和直罗战役受伤的战友们，由老乡的担架队抬着，在卫生队的护理下，经过三天两夜的艰难行程，来到延川县永坪镇冯家坪的红军野战医院，立即进行手术，取出了留在左大腿中的子弹。回到老家的喜悦让他减轻了许多疼痛，但他却躺在医院动弹不得。
　　五
　　马兆祥的伤情恢复得很快，二十多天后他硬要求去瓦窑堡归队。回到团里，组织上安排他到中央党校和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班学习。上午是红大的军事课，下午是党校的政治理论课。正赶上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叫“瓦窑堡十二月会议”党校的学员也学习了会议精神。三个月学习期满后，马兆祥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总部干部集训队，有300多人，他担任二排党支部委员。
　　1936年1月2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率红军离开瓦窑堡，开始东征。干部集训队随总部机关经延长，到清涧县袁家沟、河口黄河岸边，准备抢渡黄河。农历二月初三夜里总攻开始，一举突破阎锡山的黄河防线，迅速占领了中阳、孝义、石楼、永和等县。总部在孝义县水头镇东南的一个村子里修整两天后，毛泽东接见了干部集训队，总结战斗，鼓舞士气。之后集训队人员被分配到各部队。马兆祥被分回红二师五团，继续担任少年先锋连指导员。新任连长是刘俊，这时连队又发展到一百多人，武器装备改善了，长征过来的战士都成了班排骨干，他们高兴地给马兆祥开了个欢迎会。
　　晚饭后，团里接到战斗命令，部队到观上村集合，包围了阎锡山部的一个旅部和一个团。刘亚楼师长和肖华政委命令五团担任主攻。第二天凌晨总攻开始，到晚上，敌旅长突围，其余一千二百多人被歼、被俘，战利品很多，红军士气大振。紧接着二师又投入了由彭德怀亲自指挥的兑九峪战斗。这次战斗打了三天三夜，歼敌三千多人。红军伤亡也近千人。马兆祥两次受伤，一次是子弹打在帽檐上，右眉上方溜了一道口子。他有些后怕，差点光荣了。马兆祥继续冲在前边，又一枪打在他的左小腿上。好在没有伤着筋骨，战友们用担架将他抬下战场。
　　红一军团作为右路军，在晋中、晋西转战两个多月，将十多个县的反动武装一扫而光。这时，马兆祥伤已养好归队。少年先锋连在攻克乡宁县城后，缴获了大量物资，将东西分发给贫苦群众，宣传抗日主张，还抓到一个大土豪，搞到800多块大洋。师部在总结表彰大会上，奖给马兆祥一支勃朗宁手枪和两块大洋。肖华政委在讲话中开玩笑说：“你们常叫马兆祥同志土包子。他不土，打仗勇敢，有文化，打完仗还能写个总结。再不要叫他土包子了。”政委的话把战友们都逗笑了。
　　六
　　东征历时75天，5月上旬红军会师延川，中央在太相寺召开了会议，总结东征，布置西征。五月下旬红一军团作为右路军，从延川出发来到甘肃庆阳、环县一带，包围了曲子镇。
　　曲子镇商业发达，是敌人的一个兵站，有大量装备和粮食，由马鸿宾的一个骑兵旅驻守。第二天凌晨，总攻开始。敌人没有防备，很快进入巷战。敌人利用高墙工事顽抗，一个巷道几次冲锋攻不下来。左权代军长和聂荣臻政委商量后，命令：“娃娃连勇敢、灵活，娃娃连上！”在火力掩护下，先锋连新任连长贺占凯和马兆祥带领全连战士勇敢地冲入巷口，用手榴弹将敌人的火力压了下去。敌人开始溃退，后续部队也冲了上来，一同追击敌人。突然一颗老毛瑟枪的子弹击中了马兆祥的肚皮，炸开了一个口子，鲜血和肠子一起流了出来。马兆祥将肠子塞进肚子，手捂着，准备再冲。这时救护队上来了，赶快给他包扎后送往环县木鉢镇红军野战医院。这是马兆祥负伤最厉害的一次，伤口感染了。
　　曲子镇战斗是西征首战告捷。十多天后，新编红二十九军军长肖劲光来到野战医院慰问伤员，看到了马兆祥。这位长征途中忘年患难之交的大首长，心疼地说：“我的干儿子，怎么又伤成这样？”马兆祥像见到了久别的慈父，只是流眼泪。肖劲光军长问了吴起镇分别后的情况，再三嘱咐马兆祥：“好好养伤，伤好后来二十九军报到。”马兆祥问：“我不回本部行吗？”肖军长说：“你们部队那里由我去说，你来就是了。”
　　又过了二十多天，马兆祥的伤口治好了，他走了大半天，找到红二十九军军部。肖劲光军长高兴地领马兆祥去见赖传珠参谋长和组织部长蔡畅同志。介绍说：“这就是小马同志。”几位首长询问了马兆祥伤势恢复情况，夸奖他“真是个好娃子呀！”蔡畅部长说：“小马，你的组织关系我们已从红一军团二师转过来了。二十九军都是南方人，进入甘肃语言不通，群众工作很难开展。你讲话当地人能听懂，就在军部当青年科长，兼任八珠区工委书记怎样？”马兆祥一个立正敬了军礼：“报告首长，服从命令。”之后，马兆祥的群众宣传工作很出色，迅速打开了工作局面。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和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宣告了长征的最后胜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从东北军手中接管了庆阳府。蔡畅同志担任了中共陕甘宁省庆阳县委书记，马兆祥任县青年团书记、兼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1937年底调任西峰八路军办事处秘书长，兼任驿马关县党工委书记。1939年8月调任中共固原地区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宣传部长。土改工作和统战工作搞得有声有色。 
　 七
　　1942年元月马兆祥回到延安，在中共党校二部培训，参加了整风运动。之后，分配到三五九旅，参加了大生产运动。1944年11月随南下支队，与新四军五师会师后，转战鄂豫皖。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政委。后任华北野战军十二纵队直属炮团政委，挺进大别山。后接受开辟襄阳、枣阳、宜城新区，开展剿匪和建立基层政权土地改革工作，任中共江汉一分区地委秘书长兼专员。1949年春天，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肖劲光率军南下，筹划渡江作战，找到了马兆祥。他高兴地说：“我干儿子出息了，当专员了。这回要你组织地方力量，支援大军渡江作战。”马兆祥担任了渡江作战支前司令，组织船只，筹集军粮，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马兆祥担任湖北省孝感专区副专员。1954年三门峡电站工程筹建，调任工程局副局长、副指挥。1959年春夏之交，三门峡电站工程接近尾声，经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协调，点名要马兆祥回湖北，担任丹江口水电站工程副总指挥（总指挥由王任重同志兼任）。1961年丹江口电站大坝提前竣工，马兆祥调任湖北省计经委副主任。1963年6月，组织上调马兆祥回北京，到全国合作总社工作，任供销局局长。
　　八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马兆祥被打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由于马兆祥的“陕北硬汉”性格，一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二不揭发诬陷老上级、老战友，他被列为“死硬分子”，受尽摧残折磨。1969年初被送到二轻部江西分宜“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劳动强度大，马兆祥身上有几处枪伤，病得不行，也不准休息，晚上还要写交代材料。1972年初，时任江西省委书记的白栋才得知马兆祥在干校病重，经多方协调，才批准马兆祥回京治病。
　　1977年春的一天，马兆祥挤上一辆公共汽车，他看到有个鸭舌帽戴得很低的人很面熟。啊，原来是中组部长胡耀邦同志。他挪动到跟前确认了一下，然后低声说：“小胡？”那人抬头一看，愣了一下，高兴地说：“小马？是你。”两个老战友都用了长征时的称呼。当时胡耀邦是红一军团二师五团的书记员，马兆祥是少年先锋连的指导员，经常开玩笑。马兆祥小声说：“你也不叫个车，是体察民情哩？”胡耀邦说：“你也不挤这个车嘛。你现在在哪里工作？”“我还挂着哩，游民一个。”听了马兆祥的回答，胡耀邦惊讶地说：“怎么这样？这里讲话不方便，晚上来我家，咱们好好聊聊。”
　　晚上，马兆祥来到胡耀邦家中，两个老战友回忆了好多往事。马兆祥说：“组织上至今还没给我作个结论。”胡耀邦说：“组织上是了解你的，你还要那个结论干嘛。马上给你工作。”后来组织部门安排马兆祥到教育部工作，任教育部副部长兼办公厅主任。
　　1983年，马兆祥同志离休之后，仍然参加陕北老区发展促进会、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大学校友基金会等社会工作。1984年以来，为争取西延铁路的复工北上、延安热电厂的建设，延安的领导带领有关部门多次上北京汇报，找有关部委衔接工作。马老几乎每次都利用他在国家部委的人际关系，为我们找人，电话联系预约，不辞劳苦。他对家乡建设的关心，令人敬佩。
　　马兆祥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坎坷的一生。但他矢志不移，百折不回。谈到文化革命挨整，他没有怨恨。他说，比我功劳大的人也挨整，我比牺牲了的战友幸运多了，我还能挨整就不错，能享受新社会的幸福生活，能看到国家的繁荣富强，很知足。这是他的宽大胸怀，高风亮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生有几件最遗憾的事：一是父母去世他不在身边；二是贾拓夫老领导被造反派打死，他也正在挨批斗，没能见上最后一面；三是肖劲光老首长逝世他也没能送上一程。
　　马兆祥老前辈于2014年9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拜读他的回忆录《岁月如流》，他的音容笑貌、可歌可泣的故事，仍然历历在目。他是党和国家的功臣，延安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