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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遥远的黄土地！
●资料配图 
●当年来延安的乘车证，唐琦民还保留着 
熊世昌 
唐琦民 把十几岁的青春放到六十多岁读，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是辗转半个世纪，让体内的余温再燃烧一把，还是让曾经的烈焰激情照亮人生这一度夕阳？
他们，都是1969年2月来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最小十四五岁、最大也不过二十岁的青春少年被摆渡到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远离城市，远离亲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油盐柴米萝卜白菜……一地鸡毛的日子，迅速围住这些懵懂的年轻人……
如今，他们都老了。风吹云流，时过境迁，那些热血沸腾的青春早已远去，可心底的声音却逐渐清晰起来。
花甲之年再读青春，艰难变成趣事，困苦成为笑谈。还好，让他们愈加刻骨铭心的，是留在青春记忆中的温情与阳光——
哦，我那遥远的黄土地！
熊世昌：最香的就是那碗和杂面
本报记者 牛敏
很明显，这是一个积极热情、感情丰富的人，年轻时激情澎湃的样子，也不难想象。
熊世昌1969年2月从北京到延安枣园公社庙沟生产队插队，当同来的女知青因为想家哭得惊天动地的时候，兴奋、活跃的他已经和当地的乡亲们处得如鱼得水。
熊世昌身上似乎天生有一股子热情，这让他在劳动中不认输，生活中不孤寂。
刚到庙沟时，知青劳动能力比较差，有村民抱怨：这些知青娃娃啥都干不了，净白白分咱们粮食！
虽初来乍到，但熊世昌觉得自己干活从不惜力气，总是想着法儿和年轻的村民看齐，村民的抱怨让他受不下，正准备争辩，平时和他要好的村民“喜子”倒是先开口了：自己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不一般齐呢，人家知青刚来，已经很卖力气了，都还是娃娃，你家娃娃倒能干个啥？
喜子仗义执言，熊世昌很感激，他也暗下决心决不给知青和朋友丢脸。插队头一年，每天6个工分，熊世昌一共挣了1500个工分，出工250天，最多的时候，曾连续出工12天，最长的时候，一天劳动14个小时，赶得上勤快的村民。
除了喜子，让熊世昌念念不忘的，还有“总给知青吃好的”那对邻居的大叔大婶。
他记得有一次半夜睡不着，听见隔壁“滋滋啦啦”的声响，熊世昌就对其他知青说：“邻家炸油馍馍了，信不信一会儿就给咱送？”果然，没多久就有敲门声：“睡了吗？”一听是邻居大婶，熊世昌一骨碌爬起来应声“还没呢”，赶紧把门打开……
邻家夫妻俩很勤快，孩子少，负担小，在村里生活相对好一点，而且女主人是个巧手婆姨，总能拿粗糙、简单的原料，做出各种花样的吃食。这夫妻俩很热心，总心疼“不在父母跟前的知青娃娃”，一有好吃的，就拿一些过来，给知青们加个餐。
熊世昌说，还有一次，他早起砍柴，半中午背了一大捆柴，走了十几里山路回来，又累又饿。这时候，邻居大婶正好端来一碗和杂面，“饿了吧，赶紧吃！”他惊喜地接过碗，一口气吃完。
“简直太好吃了！这辈子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杂面。那个面擀得薄薄的，半透明的感觉，汤清凌凌的，飘着一股子香气……”熊世昌一边回味，一边夸张地用手比划着，仿佛正捧着当年那个碗，让人忍不住咽口水。
乡亲们对他的好，他都放在心里。对熊世昌来说，乡情是他整个知青岁月里最大的眷恋。
2014年，熊世昌曾回过一次庙沟，让他意外的是，乡亲们老早就在村口迎他。当年村里同他要好的一个朋友临时外出，村主任一个电话打过去说：知青回来了，想见你。那朋友立刻动身赶回来，与熊世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一猜就是你！
“本来是想看看他们，没想到还给他们添麻烦了。”村民们又是请吃饭，又是送特产，熊世昌推都推不掉。还能说什么？40多年过去了，村子面貌变了，生活条件好了，但乡情还是那样的乡情。
都说知青岁月苦，但熊世昌觉得，如果人生是一场旅行，插队的日子就像是旅途中遇到的一场暴风雨，对弱者来说它是灾难，但对强者来说绝对是历练，而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淳朴的乡情是他青春最温暖的底色。
唐琦民：把他们写进《红色乡愁》
本报记者 班姣
“你好，请问川口公社陈家洼生产队怎么走？”
“害不哈。”
“问路害怕啥？”
“一满害不哈。”
这里的人说话像讲外语，实在听不懂——这是唐琦民对延安的第一印象。
49年前，唐琦民作为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北京知青来到延安，年仅17岁的他第一次摆脱家的束缚，感到一切都是好奇和新鲜的，担水、劈柴、砍树、生灶火、掏羊粪……这些从来没有干过的农活让这个北京娃充满了好奇。
“砍树的时候斜角45度下去最省力，把羊粪先送到驴背上，再扛到自己肩膀上，这样不至于直接扛而扛不动，生灶火的时候先要用纸点一把火，扔进烟道口，火就会噌噌往上蹿，犁地是最辛苦的事……”老唐至今清晰地记得干每一种农活的每一个细节。说话间，忍不住起身模仿。
“生活虽然乏味，与北京反差很大，但从来没觉得苦，好奇心占领了一切。”老唐坦言，他所有的生活技能都是在延安学会的，延安的老乡热情、朴实，手把手教会了初次离家的他一切生活中的常识和窍门，这些让他受益无穷。
老唐说，放羊的时候最想家。四处都是山，一座连着一座，永远望不到头，也不知道家的方向在哪里，就看着一群山羊，想家想得直冒鼻涕泡儿。也正是因为那时寂寞难耐的生活，让老唐一头扎进书的海洋中，《一层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都是那时候看的。细心的老唐至今都保存着这些书，封皮破损了，自己再包一层皮，写上书名。说话间，拿出翻拍的照片给我们看，一起翻出来的还有当年的剪报、乘车证、探亲车票、请假条、书信、入团志愿书、离团纪念证……这些被保留了近半个世纪的“老物件”都是老唐的宝贝，这次回延安，他打算把一部分老照片的“底片”捐赠给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老唐说，留下底片，心里就有了底！
在延安插队19个月后，老唐被分配到汉中380厂工作，月月有工资，生活不辛苦。比起在延安辛苦一年赚1600个工分，年底分到64块钱、两斗麦子、六斗谷子、二斤羊毛的艰苦岁月，老唐瞬间觉得进了天堂。随后几年，他辗转到过廊坊、长庆，最终回到北京，可是，在延安插队的日子却怎么也忘不了。
两年前，老唐又回来一次，看了看当年住过的窑洞和一起生活过的老乡，尝了尝日思夜想的油馍馍、荞面凉粉……他欣喜地发现，石窑上还留着当年离开时刻下的字：“再见了！永远不会忘记在这生活的岁月！”40多年了过去了，依然依稀可见。他还一眼认出当年坐在饸饹床子上压饸饹的俊女子——生产队会计侯贵清的老婆，村里的木匠申占皑。岁月在每个人的脸上都刻下了印记，但当年留下的情谊却丝毫没有随着岁月淡化。
时常想起，时常怀念，于是，老唐拿起笔，边回忆边记录，一写就是10年，写青春、写知青、写爱情、写命运……老唐要把在延安的岁月全都写出来。终于，60万字的小说《红色乡愁》在他的笔下诞生了。
这次回延安，老唐感慨：城市发展太快了，延安的变化太大了，虽然改变是好事儿，但当年的感觉没有了，心里总有一些不舒服，“乡愁”没了。采访中，老唐多次提到“乡愁”。他说，只有在延安，他才知道了什么是“乡愁”。
坐在我们眼前的老唐，北京腔中时而还会夹杂几句延安方言，他依然记得不舒服要说“难活了”，出发干活时老乡会喊一嗓子“娃娃们，咋午克了”，还知道“二球”是用来骂人的话。他也经常会在家里熬一锅玉米仁，告诉儿女们，这就是延安的味道。
现在，年近七旬的老唐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笔下的《红色乡愁》，了解知青，了解延安，了解那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刘世英 
孙铁民 
巩捷 刘世英：四季离不开“破棉袄”
本报记者 牛敏
“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插队的日子），年纪越大越想得厉害。”
所以今年，他又带着妻子回来了。
再把插队的地方好好看一遍！这次和他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当年同一批来、同一批走的30多个知青。
刘世英说他是一个简单的人，平时话不多，不活跃，年轻时候也一样。1969年2月来延安柳林公社马不踏河生产队（今飞马河）插队时，他18岁。
“很苦吧？”
“确实苦。”刘世英淡淡地回答，并没有展开描述。
粮食少、跳蚤多、劳动苦、想家苦……这些知青们共同的辛酸，刘世英一个也没有细说。也许是不善言辞，也或者在他心里，这些“苦”已经不是最深刻的记忆了。
刘世英父母都是工人，在北京家庭条件一般，虽然从小也没吃过什么苦，但性格内敛，适应能力很强。一起插队的知青中，他并不出众，既没有挑灯夜读的积极勤奋，也没有大干一番的独特想法，和大多数普通的年轻人一样，他朴素、踏实，在时代的裹挟下，能很快自我调整，慢慢适应并融入现实。
在柳林马不踏河大队（今飞马河）插队差不多两年时间，他不声不响，一门心思跟着乡亲干农活，从一个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北京城里娃，蜕变成轻松扛起一口袋粮食（约200斤）的精壮后生。
在刘世英的描述里，我感知他的知青岁月几乎波澜不惊。而他自己也说确实如此，劳动是唯一的主题，这主要还是他“想法少”。
“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晚上回到窑洞里倒头就睡，什么跳蚤、虱子咬都咬不醒，也没有时间胡思乱想！”
那段日子里记忆最深的一件事，也是和劳动有关。
刚到柳林时，老乡告诉他：在这里，一年四季都离不开破棉袄。他以为是句夸张的玩笑话。
“冬天肯定都得穿棉袄，春秋两季陕北温差大，下地干活早出晚归，备一件棉袄也能理解，但夏天总不至于冷到穿棉袄吧？”刘世英说，过了一个夏天他才领会老乡的意思。我同样不解地问：啥意思？
刘世英伸出两条晒得起皮的胳膊给我看：“最近跑了两天就这样了。那时候天天在大太阳底下干活，看老乡披一件破棉袄，自己觉得太夸张，第一年夏天被晒得脱了几层皮，到现在皮肤都禁不住晒。”
为什么要是破棉袄？新的哪舍得干活穿！都是用旧棉袄改的，比冬天的棉袄薄，因为是旧的，也不怕弄脏，不必经常拆洗，就成了出工的标准装备。拿现在的话说，这个破棉袄的功能太强大了，早晚当外套可以保暖，中午披着就是遮阳斗篷，不仅防晒还降温、吸汗。
说完，刘世英呵呵地笑着。当年的苦，如今倒成了记忆中有趣的事。
刘世英觉得，知青岁月是他人生中最光荣的历程。他对“光荣”二字的解说是：独特而宝贵。
“再没有哪一代人有我们这样的插队经历，苦是苦了些，但这段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它带给我许多可贵的品质，比如能吃苦、看得开。”
我想，这大概就是他对知青岁月怀念的根本。
孙铁民：一盆猪油让狗吃了
本报记者 马政
1969年2月，孙铁民告别生活了十六年的北京，奔赴延安插队。迎接他们的是热情的老乡和从未见过的架子车。“那18里山路至今让我记忆犹新，以前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到目的地时感觉脚都不是自己的了，可这只是以后漫长的‘吃苦岁月’的开端。”
孙铁民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打柴。“以前都是烧煤，不知道做饭还要打柴。第一次出门打柴，一看都是悬崖峭壁，还有带刺的酸枣枝，把衣服和手都被划破了。”孙铁民回忆道。好不容易打到一堆柴，怎么往回带又成了问题。当时身体瘦弱的孙铁民根本背不动柴禾，而且山路狭窄，只能侧着身子走，他和同伴们只能硬着头皮一路跌跌撞撞往回背。“有时摔倒柴禾掉到了山沟里，连滚带爬地下去找，回到家天都黑了。”
还有翻地和送饭。“撅头本身就挺沉，我力气小，一撅下去也翻不起来多少土，不行又得重新翻，一天根本翻不了多少地。”孙铁民说。
而简单的送饭，对他来说也是莫大的考验。那时盛饭用的是瓦罐，里面装的是米汤，山路不平，挑在肩上就不能往下放，地里离家又远，一趟下来肩膀酸痛，还只能硬撑着。
关于吃的记忆，孙铁民想到了许多趣事。那时知青的供应粮只有玉米面，平时他们主要吃窝头。由于不会种菜，缺乏调剂，老乡家的咸菜和小米饭、荞面、黄米馍馍等杂粮便是他们眼中的美味佳肴。
那时知青喂了一头猪，还没养肥，大家就嚷嚷着要吃肉。猪杀了，炖肉熬了一盆猪油，本想留着以后吃饭就有油星了。不曾想，他们下地时，队长家的狗闻着味儿进屋把猪油舔完了。知青心疼地跑去队长家闹，队长无奈地说：“你们把狗打死吃了吧。”一群人就真的去打狗。狗哪有那么好打，折腾了半天最后不了了之。
1970年9月孙铁民通过招工离开了柳树巷，可他与村民的感情却并未中断。之后的几年里，他还经常把省下来的粮票寄给村民。
孙铁民回到北京后进入石油系统，1996年、1999年、2004年、2015年，他都因为工作出差到延安，每次都借机回到插队的村子看看。孙铁民也邀请过柳树巷的村民去北京到他家做客，他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每次回来看到这里的变化我都打心眼里高兴，虽然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可看到每个人都倍感亲切。这次带婆姨过来，村里的老人拉着她的手说个没完，虽然很多方言她听不懂，但能感受到老乡们的质朴和热情，就像亲人一样。”孙铁民说。
巩捷：就想再见宝塔山
本报记者 忽弋琛
她还记得1969年作为北京知青插队第一次来到延安时的场景。那时候巩捷只有18岁，刚刚初中毕业，她和同学一起从北京坐火车在铜川倒汽车来到延安，一大早出发，到了延安时已经是傍晚了，一路的奔波加上晕车使得巩捷的意识已经有些模糊，可是不知是谁喊了一嗓子，快看，是宝塔山呀！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她兴奋地跳了起来，终于看到了日夜盼望的宝塔山了！巩捷的祖父巩天民曾经参加过抗日，是著名的“沈阳九君子”之一，她父母亲单位的同事很多都是从延安过去的老革命，所以延安革命根据地和宝塔山对于巩捷来说无比神圣，她如今终于见到了。
因为报名插队积极，巩捷被分配到了离城区较近的枣园公社裴庄大队，他们所在的大队因为离河边近，又有果园、蔬菜地，所以在当时来说算是条件很好的大队了。可即便是这样，这些城里的孩子还是遇到了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那个时候的巩捷想，自己既然来到了延安，就要在这里扎下根，于是她很积极地跟着老乡学做农活，学生活技能。巩捷个子高，干活也不惜力气，一个人赚的工分抵得上一个男社员。插队的第二年巩捷就被推举担任村里的妇女队长，因为表现优秀，1970年9月，她被抽调到了汉中的机部件工厂，结束了一年零九个月的插队生涯。
如今的巩捷和家人在德国生活了近三十年，巩捷说，在国外除了思念自己的家乡外，想得最多的就是延安。所以，当她得知当年的知青朋友们要在延安相聚的时候，不远万里从德国飞回来参加。这次回来，她本不想打扰老乡，只想安静地沿着当年的道路追寻自己的记忆，却在路边巧遇到裴庄的乡亲们，当年和她一起劳动的书记、支书、会计、卫生员竟然都在，巩捷连连感叹“奇迹”。
岁月改变了大家的面容，可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之间的情感，年过八旬的卫生员拉着巩捷的手说，“娃娃，你们当年吃苦了，现在条件好了，一定要多回来看看！”在巩捷看来，那时候吃的苦却是她一生的财富，“在延安看到老乡们的生活，他们脚踏实地地付出，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我学到了让我一辈子都值得珍惜的东西，那就是用良好的心态迎接一切、脚踏实地地去努力奋斗，无论我做工人、做文员、上大学，还是之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去国外发展，没有什么样的环境是我适应不了的。”巩捷的坚韧和刻苦，她的儿子耳濡目染，即使在德国轻松的学习环境中，也丝毫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理想的大学。
这次回延安，巩捷决定再去看看宝塔山。延安的发展变化太大了，为了拍出记忆中的宝塔山，巩捷特意登上了宝塔山对面的凤凰山，在那里她朝着宝塔山的方向不停地拍，想把宝塔山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里。“有机会我会带儿子一起回来，我要告诉他，妈妈的青春在延安，这里永远是我最怀念的地方。”巩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