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数百万城镇中学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濮存昕曾给马配种，张艺谋冰水里游泳，陈佩斯吃臭腌菜、蛇是敬一丹房里常客、陈丹青用垃圾箱拾到的扑克牌临摹油画……他们各有一段不同的经历，却有一个共同的称谓：知青。
　　张艺谋：
　　从黄土地汲取养分
　　谁都知道，张艺谋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的总导演。
　　谁都知道，张艺谋是世界著名电影导演。
　　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张艺谋知青岁月的酸甜苦辣？
　　张艺谋，1951年11月14日出生于西安市，原名张诒谋，意为始终不渝为事业而谋。1968年张艺谋在西安30中上初二。正是“文革”期间，学校停课。因为张艺谋出身于“黑五类”家庭，提前下乡分到咸阳地区乾县武则天陵旁的汉阳公社倪村插队劳动。几个知青分住着两个窑洞。
　　因为张艺谋身强体健，下乡插队的几年中，他一直是队里的头等劳动力，重活、脏活他不嫌，用他的话说，就是爱干那些出大力、时间短、工效快、工分高的活儿，不爱干那些熬得人难受的“磨洋工”活儿。队里缺少牲畜，多用人力架子车，“驾辕马”这个角色总是张艺谋扮演。他拉着满车粪，飞驰在绿色的田间小路上，多装快跑，乐在其中，并引以为豪。突然，从草窝里蹦出一只野兔，大伙儿停下干活，呐喊着围追堵截，兔子急了，一下钻进崖畔的洞里，张艺谋灵机一动，呼唤他的知青同伴捡来田禾杆，点着火在洞口用烟熏，兔子被熏得晕头转向，只想往出逃时，他用锄钩就顺利地将兔子钩出来，拿回去美餐一顿。
　　那时，“农业学大寨”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汉阳公社组织大会战，张艺谋和同伴刘梦臻被派到武则天陵后的大北沟修水库。
　　时值1970年11月中旬的一天，雪后初晴，寒风刺骨，水塘表面上结下了一层薄薄的冰。工间休息，大家又说又笑，互相赌勇气玩着说：“谁敢跳下水去游一游，谁就是英雄！”青壮年男女民工们面面相觑，谁也没有应声，忽然旁边几位女民工冲着张艺谋逗开了：“知青娃，你敢试一下身手吗？”其实，说者无意，那是逗着玩，谁也不那么认真较劲。张艺谋却不服输，他面对坝上围满看热闹的人，凭着爱护知青的形象和声誉的冲劲，誓要争一口气，脱下棉衣甩给刘梦臻，只穿了个裤衩，一跃跳进冰水中，民工们见状一齐喊“加油！”但一分钟过去了，张艺谋还没有钻出水面。这时气氛一下子紧张了！正在大家焦急万分时，张艺谋从40多米外的水面上露出了头，坝上一下子沸腾了，欢声雷动，民工们高喊：“知青娃，好样的！”
　　当地农民也把张艺谋当做自己人，一进社员家门，人家便拉他热炕上坐，他也就随和地脱鞋上炕。吃午饭时，人家留他吃饭，他就毫不客气地端起大老碗。看到老乡家水缸没水，他就帮着挑水。张艺谋闲了爱和社员们谝闲传，学会了当地的方言俗语，记下了不少诙谐有趣的民间故事，慢慢地对地方上的风土人情和习俗熟记于心。19年前我曾去过张艺谋西影路的家中，看到过他下乡时的一张照片，他光葫芦（头发理光了），穿件土布棉袄，腰上扎了一条草绳，旁边站着一条耸耳卷尾的狗。他的同伴们调侃地给这张照片题写了名字：“张艺谋和狗。”
　　近三年的插队劳动，使张艺谋已成为黄土地的儿女，在这儿他奉献过自己的青春和智慧，也从黄土地汲取了养分。
　  陈丹青：
　　窜来窜去的单纯老知青
　　陈丹青，1970年到江西宁都插队。白天，和农民一起劳作，晚上或阴雨天，一有空隙，便掏出随身带着的抄本，把山村中的人物山川一笔笔记入他的抄本。
　　回想起当时的生活，陈丹青觉得很有“意思”：那时没电话，都骑自行车找来找去，对方不在家，就等着，聚集起一堆人就臭聊，互相传看最近的画：“我现在还怀念那种生活，特别单纯，没有诱惑。没人知道画能卖钱。我们最最兴奋的就是技巧。”
　　“文革”中的陈丹青并不安分，1974年：北京办了个美展，他向家里要了40块钱，从江西混票到上海，然后换火车到北京看全国美展。在他看来，第一次上北京就像后来到纽约、到巴黎，而走进中国美术馆就像走进卢浮宫，一泡一整天，赖在几幅画前，沉迷不知归时。
　　高手总有闪光的一天，当了几年知青之后，他的艺术天分也显露了出来，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他得到了到江西省文化工作室暂时“帮忙”的机会。
　　好运似乎一下子挡不住了，有一天，一个爱好油画的外宾来江西参观，被陈丹青的油画迷住了，竟称这个小伙子是他的老师，还要请陈丹青给他画肖像。
　　陈丹青不敢怠慢，请示了上级。因是外宾，上级只好答应，只是有个规定：不准主动问话，画时尽量快些。丹青照办。
　　人们也许以为荣誉与幸福即将降临到丹青身上，可是等待他的是，送走外宾的第二天，一个没有原因的通知发给了他，回去吧，这里不要你了。
　　葛优：
　　从知青猪倌到平民影帝
　　1976年，在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葛优来到北京昌平县兴寿公社插队。葛优有幸得到了一个比下地劳动相对省力的活——养猪。他一干就是两年零九个月，做猪食，清理猪圈，给猪接生，为猪治病……成了地道的小猪倌。他和师傅两人，养着五六十头猪。葛优说：“我的肩膀就是当时练出来的。打水，提水，农忙时负责送水，两桶开水能够挑很远的路，不用放下肩膀来。” 
　　1978年底，在插队的平房小院子门前，葛优利用爸爸的照相机，请人拍了一张表情丰富的照片。这是葛优第一张带有表演的“剧照”。葛优说：“这应该是我想当演员念头的最初萌芽。”此前，尽管葛优有一个著名演员父亲，但根本没想过要当演员，他只想进一个全民单位。
　　1979年，在葛优离开兴寿公社的前几个月，演艺人才青黄不接的全国艺术院校纷纷招生。葛优觉得应该去当一名演员，他说：“那时的心情，比起拍照来，就有点要发芽的感觉。”他请假回到城里专门参加考试，第一个报考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接着是中央戏剧学院、中央实验话剧院，葛优屡败屡战，最终一个都没有考上。
　　这时，昌平农场的人要求葛优回去继续养猪，因为葛优请假期间，养猪的活是找别人临时代替的，但那人很不用心，大猪小猪都怀念着葛优。葛优已经心灰意冷，于是收拾行装，准备第二天就回到农场与大猪小猪为伴。这时葛存壮的一个朋友来串门，他说全总文工团正在招生，可以去试试。葛优改变了行程，决定第二天去报考。
　　考试的内容分三项。第一项是朗诵，葛优的朗诵材料是散文《鲜红的请帖》，讲的是“文革”时老师受到学生冲击，后来学生感到自己错了，给老师发出请帖，为老师过生日。葛优非常怀念这份朗诵材料，直到今天还一再表示：“真可惜，丢失了那份朗诵材料。”第二项是唱歌。可以想见，葛优的嗓子好不到哪里去。第三项是小品。葛优犯愁了，前面两项考试结果平平，第三项如果走以前的老路，肯定不会被录取。葛优灵感闪现，决定演一个小品：《喂猪》。
　　在众多的考官面前，葛优发现自己的喂猪生涯，仿佛就是为这次报考准备的。原先有点紧张的葛优，马上变得胸有成竹，他不仅吃过猪肉，见过猪跑，而且和猪共同生活了将近三年。他回忆说：“在表演的时候，舞台当然没有猪，但我的眼睛里有猪。”葛优的表演受到考官好评，终于考上全总文工团。
　　直到现在，葛优还很想回到那插队下乡养猪的地方去看看。
　　敬一丹：
　　我的知青生活五彩缤纷
　　“知青生活对我来说，不是灰暗的，而是五彩缤纷的。”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敬一丹如是说。与大多数知青相比，那段岁月对她而言似乎有着不一样的意义，那是她梦开始的地方。1972年，敬一丹搭上了上山下乡的末班车，那时她17岁。敬一丹去的是小兴安岭林区，在黑龙江省通河县清河镇一个叫清河林业局的地方，在这里，她度过了整整5年的时光。
　　那段时间是比较艰苦的，她们二十多个女孩子住在一个小屋里，不时就会听见一声尖叫，“蛇，蛇！”，那时候，蛇可是她们的常客。小屋在路的尽头，那里没有电，也没有广播、报纸，每天就只能点一盏油灯，点灯用的油都是从队里的油桶里倒出来的，每天只要多点一会儿，第二天就发现自己的眼窝、鼻孔里面都是黑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她的命运，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她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林场要新建一个广播站，谁能做广播员呢？热心的同志们就说，“小敬在初中就是播音员啦”。其实，敬一丹从小学开始就有了捧起话筒的愿望，初中的时候就做了学校的广播员，也参加过黑龙江省广播电台的招聘，对广播有着很深的感情，但是她从未想过专门从事播音的工作。于是，也算小有经验的敬一丹就跑到话筒前，一张口，简简单单几句话，大家听了纷纷叫好。就这样，她从此就开始了与话筒之间的不解之缘。
　　林场广播站是一个特别小的地方，只有敬一丹一个人，她自己写稿子，到工段去采访，是记者，又是播音员。那时候的广播主要放一些林场的动态，还有音乐、样板戏。全林场有两个高音喇叭，林场三十多户居民每家有一个入户的小喇叭，在那个大山脚下的寂寞的地方，是广播，使他们的生活有了生气。天不亮，敬一丹的声音从大喇叭里传出来，点亮了家家户户的灯。“新胜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起床、上山，林场苏醒了。晚上，家家户户又拉响了家里的小喇叭，听听林场的事儿，听听音乐，还可以听到省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在那个没有电视的时期，所有的听众都认识她，想听什么，敲敲小敬的门，“我们想听一段笛子独奏”，就可以直接“点播”了。那时广播站里的唱片都是敬一丹在哈尔滨买了带过去的，绿色的。蓝色的，透明的，大大小小几十张，装饰了小小的广播站，点缀了寂静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