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大学校园
　　被大众戏谑为“现代科举”的高考结束了，对许多考生来说，这辈子就一次的题海噩梦终于完结了，在此笔者要恭喜诸位考生脱离题海、早登金榜……云云套话。
　　话归正题，纵观全世界，貌似也只有东亚范围的国家才有这样的高考文化，这是为什么呢？
　　不同的文化背景让舶来品“大学”在本土化过程中变异
　　大学起源自中世纪的意大利。在那个半蒙昧的时代，大学代表着西方世界的理性和文明。相比中国的科举制度和科举制度背后的教育体系而言，欧洲的大学的教育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毕竟八股也罢，诗赋也好，在实际的管理中并没有多大用处，只是作为筛选的门槛而存在，而大学在中世纪一开始出现就有了专业领域的分科现象。比如学法律的出去之后负责给领主当法官，学神学则可以加入教堂。对西方的大学生来说，在大学中学到的东西至关重要，是真正的学以致用、安身立命的生存技能。
　　事实上，来自中世纪的西方大学体系分科现象的出现，与欧洲文化中对技术或者专业领域的人才的重视（特别是相对于东方国家）不无关系，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有深深的英雄崇拜情节。 
　　虽然我们都知道神话是虚构的，但是编织神话的人却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取向。例如战国时期为了强调男权，特地“造”出了伏羲和女娲玩起了“德国骨科”。前段时间大火的“亚伯拉罕废物”和“华夏男儿”对比的网络梗，也是反映这种情况。在欧洲无论是希腊罗马，还是技术和理性退步的中世纪，受到崇拜的往往不是位高权重的统治者，而是能对抗敌人的英雄。比如中世纪最有名的英雄是罗兰，他的地位仅仅是伯爵，但是他受到的崇拜却比他的主君更高。而中国的记载里，能拥有最多篇幅的一定是“帝王本纪”。
　　随着时代的变化，英雄也不单单指代那些有着作战能力的人，而是各行各业的英雄。牛顿死后安葬在威斯敏特大教堂，这种“与帝王同葬”更是中国的技术官员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时间到了今天，人们回想起17-18世纪的英国，一定会想起牛顿，但是没几个人会想起册封他为皇家科学院院长的安妮女王。人们回想起欧洲的工业化会想起瓦特，回想起之前的文艺复兴会想起伽利略。但是，同时期的欧洲君王和贵族们大都被后人遗忘，哪怕是在中国人家也知道伽利略、牛顿、达·芬奇等科学家，哪怕是在欧美也没几个人知道那个时期的君王名号了。
　　到了近代，大学制度传入中国等东亚国家，这种价值观分歧导致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一下就和大学分科的理念背道相驰。
　　在欧美，一个成功的商人，一个能把生意做到全球各个角落的资本家备受尊重。但是，在中国做生意又被称为“下海经商”和良家女子去青楼用的是一个意义的词儿，可见其地位之低。
　　在西方，医生有着崇高的地位，在社会上受人尊重的程度远比政客高；在中国，一直到宋代才把医生从“巫”里正式分出来，韩愈直接指出古代中国向“巫医乐师百工”学习是君子不耻之事，其言辞轻视可见一斑。而我们都知道，在现代社会里，医生、乐师、技术工作者都是备受推崇的职业。
　　不难发现，在这种文化氛围下，读书在东亚不仅仅是学习知识，更多的是通向“官”这个位子的一个准入门票。
　　这种思维到了今天已经淡化了不少，但是依旧有着广阔的市场。中国的大学生们毕业后最热门的职业依旧是公务员，区别只在于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职务也多样化了。和中国类似日本与韩国的公务员也是当之无愧的NO.1，只不过日韩讲究“高薪养廉”，公务员到手的工资远比中国同行们来得高，在经济上吸引力更强。
　　而在欧美公务员的吸引力就要低得多，虽然同样很高薪，不过一点都不稳定。欧美各国因为预算不够就裁员是家常便饭，乃至政府因为赤字宣布破产都比比皆是。这样，政府公务员最大的优势就不存在了，加上欧美普遍缺乏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导致作为公务员准入门槛的大学，发展出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迥异的价值观引发东亚国家现代教育制度的变化
　　如果你有幸去欧美国家，尤其是去英语国家留学，那么你对推荐信制度和欧美大学对体育的要求，以及社区工作的要求就不会陌生。这两种东西中国的教育家们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引进了大学分科和双证制度，却拒绝了这几样标志性的东西。究其原因还是传统思维和集体思想作祟。
　　扣除中国没有美国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概念外，其他两样只要稍微思考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不行。作为一个从东方专制主义过渡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非常强调集体性的，教育理念也是如此，力求抹平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也拒绝人与人之间天生的不同。我们从小到大伴随着整个学生时代的“题海战术”，也是这个理念下的产物，扣除万里挑一的天才，谁要想考一个好成绩都必须靠题海。哪怕是极度需要逻辑和思考能力的数理化都变成了死记硬背的题型，更不用提语文和英语了。
　　但是，体育不同，一个一米六的人再怎么练篮球都很难和一个一米八的人持平，可见身高的先天因素很大。同样一个先天有着肢体残疾的人注定无法比拟正常人的体育能力。一旦把体育提高到和美国一样的程度，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将会被瞬间放大，这是中国的集体主义精神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乎，体育成绩顺理成章地就成了高考盛宴中最不重要的“豆芽菜”，所谓体育特长生也不过是主课“大菜”的装点。
　　至于推荐就学制度就更简单了，基本是个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特色的关系文化，真正有能力拿到名人推荐信的肯定是那些“有关系的人”。最关键的是中国文化对这类事情其实非常包容，比如XX大学的教授当年是个穷小子，得到了导师的栽培成才。现在，导师退休了，他儿子需要一封推荐信，那么这位教授自然当仁不让，如果不写反而会被指“忘恩负义”。
　　这个无关优劣纯粹是大环境的问题，而同样的事情在美国，最多会让老师的儿子有比其他人优先的权力，绝无面都没见过直接给推荐信的可能。事实上，很多去美国的华裔教授都因为这个被吐槽乃至开除，美国人非常不理解为什么中国教授的每一个学生都是他的“beststudent”，那么这个教授一定是在“lie”。为此很多华裔教授惹上了麻烦，甚至因此被开除。
　　退一万步讲，就算被推荐人是合格的，在这个大环境下，也没人会信他不是因为关系而是因为能力得到的推荐信。这种大环境造成的影响导致在欧美能畅行无阻的制度，在中国根本没实行的可能。
　　这一切导致在中国想要真正的公平，最方便有效的方法就是饱受诟病的“一刀切”高考了。虽然，时至今日“物质公正”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能了，不过“制度公正”还是能保证的。有钱人可以花钱给自己的子女上最好的辅导班，可以花“择校费”弥补一道选择题的过失，甚至可以花钱把子女送出国从而规避高考竞争。
　　但是，只要考生踏入了高考的考场，那么一切都得用分数来说话。学校不关心你是干部女子还是富X代，只要你没到分数线，那么就可以不录取你。这种制度公平虽然不能弥补物质上的差距，却是当今中国最公正的道路了。题海战术和死记硬背更是高考理念的衍生——一切以集体和公正为最。
　　结语
　　在整个东亚文化圈内，高考或许不是最好的，但确是最公正的。至于把高考和科举考试混为一谈，视高考为现代科举的想法，则是十分可笑之事。
　　高考的目的是选拔学生成为未来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科举的目的是选拔官吏，前者无论最终目标是什么，都要再经历四年学习生活的磨砺，后者是考完了等着分配，岂能混为一谈？
　　再者大学已经“本土化”不假，但是根子源自西方没变，就像马克思主义者可以中国化，但是依旧要以抹除阶层差异、反对阶级流动为己任（注：剥削阶级最大的罪就是把被剥削者的精英吸收到自己的体系中，让他们变成和自己一样的人）一样，大学再怎么变，其庞大复杂的分科系统，依旧不是为“选官任吏”这项单页任务而生的科举能比的。
　　大学生们学习的目的也是把大学当成人生的“起点”，而非古代科举考生那样一举成名天下知的“终点”。
　　很多人担心的高考公正问题，正如文中所言，除非高考的流程变了，不然“制度”上就是公正的。至于很多人要求的“物质公正”，只能说那是一条实际上不可能平整的地平线了。
　　（据凤凰网《兰台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