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夫
　　2018年5月2日，图文并茂的纪实文学《梁家河》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分“树高千尺忘不了根”“窑洞里长满了故事”“一声声喊我小名”“我们走在阳光路上”四个部分，真实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回梁家河的生动场景以及对梁家河乡亲们的深情牵挂，讲述了习近平当年带领村民打坝造田、修沼气池、建铁业社等发展生产的为民情怀，以及习近平刻苦学习、不忘修身的励志故事等。
　　我的家乡距梁家河村十多华里路，我祖父的亲兄弟梁乃彬是名入梁家河村史馆的“土地革命时期”的烈士；我的村庄接纳了十多位北京知青，我少年时代的“青春偶像”就是北京知青。正因为如此，我第一时间就认真阅读了此书。读罢此书，那些熟悉的人和事又长久盘旋在我的脑际。我的总体感受是，《梁家河》既构成《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的“姊妹篇”，更讲述了丰富与生动的“梁家河故事”。
　　2004年8月14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记者采访时，回忆起在延安的插队岁月，他说：“陕北高原给了我一个信念，也可以说是注定了我人生过后的轨迹。经过了陕北这一人生课堂，就注定了我今后要做什么，它教了我做什么。”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讲，“梁家河故事”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有个必然的逻辑。它既是北京知青文化与陕北文化相互碰撞的结果，也是理想主义的担当在陕北高原上最初实践的结果。
　　知青们接了地气，了解到中国社会最真实的一面
　　“文革”期间，先后有二万八千名北京知青来到当时的延安地区插队，我的家乡延川县当时接纳了两千多名北京知青。延川知青全部来自海淀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清华大学附中与八一学校的学生。当时，陕北榆林地区没有北京知青，主要是考虑到接纳地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条件。尽管这种机遇具有偶然性，但是我少年时代遇到了北京知青，我是幸运的。
　　插队到延安的北京知青，与到黑龙江、内蒙古、云南等地的兵团知青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他们分散到了当时延安地区各个县最基层的农村中，成为生产队的一员，这些知青接触到中国最贫穷地区的真实情况。而兵团知青始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整体，与当地百姓没有形成更直接、更紧密的接触。
　　那时的整个陕北，受苦是农村人的基本生存方式。北京知青来插队时，延安广大农村交通不便，电力不通，仍是“毛驴驮水，牛耕地；煤油点灯，粗布衣”，甚至连饭都吃不饱。北京知青当初满怀激情地奔赴陕北农村，在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这种连基本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的延安农村，就是摆在这群从天而降的知青们面前的真实情况。
　　到延安农村，北京知青从天上掉到地下，现实生活巨大的反差，让他们心灵受到很大冲击。一是他们承受了苦难。正如孟子所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苦难对于懦弱者来说，是压在身上的那一根“稻草”；对于有志者来说，是磨砺意志的试金石。对于有志者来说，这种苦难的人生经历有助于全面认知中国社会，也有助于培养其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人生精神。虽然不是所有的北京知青都能承受苦难，但敢于面对苦难、迎接苦难的人，一定会有大的出息。他们在人生道路上极早地接受了苦难的洗礼，其人生就没有迈不过的“火焰山”。二是北京知青在延安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接了地气，了解到中国社会最真实的一面。在以农补工、以农促城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城市环境中长大的知青们，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另一面，认识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那些心怀远大革命理想、以拯救天下劳苦大众为己任的北京知青们，的确以其柔弱的肩膀扛起了远大的理想，并进行最初的人生实践。
　　陕北这块土地给北京知青以温暖与厚爱
　　北京知青与延安这块土地的影响是相互的，双向互动的。北京知青来延安农村的初衷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延安这块红色热土，虽然有长期的沉默，但更有包容与厚爱。
　　陕北这块土地刚健、硬朗，陕北人敢于大爱与大恨，敢作敢为，个性鲜明，性格突出。自古到今，陕北人普遍有一种“富忧愁，穷快乐，老子不唱怕个啥”的张扬心理，普遍有一种敢于打抱不平、善于揭竿而起的心理，普遍有一种“均贫富”的思想，也普遍有一种能包容、敢担当、有厚爱的心理。古代的韩世忠、李自成就出自陕北，现代的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在陕北这块土地上打出一块“红火”的天地。陕北苏区成为唯一一块没有丢失的红色根据地，为后来接纳中共中央做好了直接的准备。陕北曾是中国现代革命的风暴眼，而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当那场改朝换代的革命高潮推向北京城之后，新中国就顺理成章地建立了。
　　那时的延安农村尽管穷，但延安农村人所具有的热情与厚道，不是所有地方人都具有的。陕北农村人尽可能地给北京知青提供当时最优质的生活与生产条件。再到后来的推荐招工、招干，推荐上大学等，无不如此。以习近平为例，梁家河村的乡亲们没有因为他是“黑帮”子女而歧视他，相反让他入了党，选举他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让他放手工作。再如，当年是文学青年的路遥，就敢把自己的招工指标让给知青恋人。要知道，1970年的一个招工指标，能让农村年轻人彻底改变命运，这种行为更能看出陕北农村青年的担当。事实上，陕北人的厚道，包容了正在成长中的北京知青。
　　北京知青对延安的文化影响也是深远的
　　北京知青的到来，打开了延安农村人认知外部世界的窗口，也鼓励了有志有为的本土青年的成长。北京知青到延安农村里落户，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落下去，生了根，与最基层的农村有着最充分的融合，外来的知青文化自然就影响到延安社会的方方面面。
　　知青文化对延安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一是他们的从天而降，带来新的都市文明，让延安人开了眼界，打开了当地人观察世界的一扇窗口，也促进了延安农村的社会进步；二是巨大的物质与文化的反差，刺激了本土青年的进取心。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北京知青文化的影响是长远的，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时期文化人对陕北的影响同等重要。
　　就我本人而言，我少年时代读过知青们的许多书，也在小学时学习梁家河村挖沼气池，深受知青文化的影响。我骨子里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情结，既有陕北人先天浪漫的血脉与传统，也更有北京知青文化的直接影响，我在多种场合里表达了对北京知青一代的敬意。
　　习近平当年就是北京知青中的佼佼者
　　考察一个群体中的突出人物，必须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研究，而不是孤立地、简单地看待问题。
　　习近平2004年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专访时说过这样一番话：“我确实把自己当做一个延安人，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启承点，这也是我人生逆境中最需要各方面帮助的时候，延安人民向我伸出了无私的帮助之手。我现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观念，形成的很多基本的特点，也是在延安形成的。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看成是延安人。”
　　事实上，陕北文化大气、包容、担当、进取、利他的特点，给予习近平特殊的滋养和熏陶。他当年就是位有理想信念的年轻人，听到了土地的召唤，听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召唤，也听到了理想的召唤；他在陕北的七年，磨砺了人生“定力”，培育了能吃苦、爱学习、善思考、敢担当、有作为的品质。
　　习近平能吃苦、爱学习。“文革”期间延安地区农村生存与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在这样艰苦的生存条件下，知青们一年四季还要与当地农民一样，从事高强度的生产劳动。具体而言，就是“春种、夏耘、秋收、冬贮”的繁重体力劳动。即使在农闲时节，还要打坝、积肥。在这样高强度的劳动之后，知青们还要自己起灶做饭。
　　习近平2004年接受延安广播电视台《我是延安人》栏目专访时说，他当年插队是过了“五关”的历练——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他对跳蚤尤其记忆犹新，“当时那个跳蚤，我这个皮肤很过敏，一咬就是成片的红包，最后红包就变成水泡了，水泡就烂掉。哎呀，痛不欲生啊！”
　　习近平2009年回延安考察时有个讲话，说他们那时吃饭没有油水，把胡萝卜和洋芋切好，倒进锅里一块煮。有一天晚上，他觉得自己做那顿饭特别香。打开锅一看，原来是黑灯瞎火打水时，打上来一条蛇和一只癞蛤蟆，把蛇和癞蛤蟆煮到锅里了，所以这个汤特别香。民以食为天，吃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头等大事。这顿味道特别的晚饭，深深地嵌在习近平的脑海里。
　　在当时高强度劳动之后，知青们还在煤油灯下挑灯学习。梁家河村民回忆，“印象最深的是习近平带了满满一箱子书，所有知青里他的行李最重。”有知情者回忆，习近平插队时读完《资本论》。他还读了那么多书，真是令人感佩！
　　习近平也多次谈过他插队时的读书生活。《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情缘》披露：“歌德《浮士德》这本书，我是上山下乡时，从30里外的一个知青那儿借来的。”习近平2015年在英国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演讲的时候说：“我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中国陕北的一个小村子当农民，在那里度过了7年青春时光。那个年代，我想方设法寻找莎士比亚的作品，读了《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等剧本。莎士比亚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如泣如诉的情感，都深深吸引着我。年轻的我，在当年陕北贫瘠的黄土地上，不断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最后我立下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信念。”著名作家路遥在《平凡的世界》里说：“知识这种力量可以改变一个人，甚至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我以为，青年习近平就是被知识重新塑造的人。
　　习近平更善思考、敢担当、有作为。思想出自刻苦学习，也出自对生活的深入体认。正因为这样，习近平1974年1月担任梁家河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敢于担当，善于谋划，带领全村群众打坝造田，大办沼气，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化农村。在梁家河村办沼气，是他在《人民日报》上面看到一则四川省大办沼气的简短消息后突发奇想的。他自费到四川学习沼气知识，回到村子后开始实践。“沼气”可是个好东西，既可以做饭，也可积肥，还卫生与环保，真可谓“一气”几得，在干旱少雨缺少肥料的陕北农村确实有推广价值。在当时的情况下，建沼气村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农村革命：一是能彻底解决农村人的烧火做饭问题，解放生产力；二是有效解决农村的肥料短缺问题；三是因建沼气池能引起农村的“厕所革命”和公共卫生革命。就是这样一位刚刚到“弱冠之年”的小伙子，带领梁家河村建成了陕西省第一个沼气化村。这说明习近平年轻时有丰富的文化想象力，有善于谋划、敢于担当的文化执行力，进而形成了深刻的文化创造力。这样，他成为北京知青的典型，被当时的延安地委表彰，也就在情理之中。
　　习近平在梁家河村插队7年，与群众结下深厚友谊。他1975年被乡亲们推荐上清华大学，离开了插队7年的梁家河村。2015年2月13日，习近平回到梁家河村深情地说：“今天能够回来看一看，心情很激动，看到大家感到很亲切。1969年1月，我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就到了梁家河。在这里一待就是七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我人生的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
　　是啊，梁家河是习近平挥之不去的乡情，也是他精神升华的起点。梁家河这个“有大学问的地方”，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一个有力注解而永载史册！（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