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保育院》剧照
    ●毛主席与保育院孩子们在一起    （本版黑白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延安保育院》这部大型红色舞台剧，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它被称为延安泪点最低的演出。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当年延安的保育院不止一个。除了大家现在都知道的位于李家洼的延安保育院，在枣园圣地大剧院前面的兰家坪，现在延安卷烟厂的山上有一个洛杉矶托儿所；再往后走，在小砭沟沟里，还有一个延安第二保育院。今天，让我们拨开历史的烟尘，听一听真实的保育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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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年前的冬季，1946年11月11日下午，延安第二保育院撤离延安，和他们几乎同步撤离的还有洛杉矶托儿所。当时，胡宗南已经做好了随时进攻延安的准备，延安的大部分单位开始陆续转移。
　　这三个机构中，第二保育院成立时间最晚，存在时间也最短，只有16个月；第一保育院成立时间最早，存在时间也最长，比洛杉矶托儿所早了3年，比第二保育院早了8年。
　　1937年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迁驻延安城。3月份，在延安城南的柳林村办起了延安托儿所，额定收容前方将士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婴孩20名。延安托儿所成立四个月之后，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年，也就是1938年3月，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汉口成立，不久，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
　　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扩充建设延安托儿所，接纳更多的前方将士子女和战区难童。
　　当时由于经费紧张，边区政府机关及中央领导同志纷纷捐款支持托儿所扩充建设工作，时任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秘书的丑子冈具体主持托儿所扩建工作，这个扩建非常顺利，几个月以后，1938年8月20日，就开始接收新的儿童入院。
　　新的幼童入院不久，大家就发现托儿所的容量还是不够，于是决定在延安托儿所的基础上，干脆筹建一所更大规模的机构，目标是能够收容500名儿童。
　　经过紧张奋战，一个多月后的10月2日，陕甘宁边区战时儿童保育院第一院宣告成立，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延安第一保育院。
　　延安第一保育院成立的时候，日军已经占领临汾机场。为了防止日军空袭，1938年11月10日，他们从延安城南的柳林迁到安塞县小草峪村。
　　在他们迁离延安10天之后的11月20日，一个星期天，日军的7架飞机突然空袭延安。一时间人慌马叫，房倒屋塌，轰炸过后约30人遇难。
　　一年以后，形势稍微稳定，第一保育院开始在延安城北的李家洼建设新校舍。当时的院长陶汲波，一方面主持保育院日常的保育教育工作，一方面督导新院址建设，经常在两地之间来回奔波，总务科长白占玉则日夜守在工地上指挥建设。
　　1940年秋天，新院址建成。9月，第三任院长丁彤组织带领全院儿童顺利迁入李家洼。
　　1947年1月，延安第一保育院从李家洼出发，东渡黄河。1948年4月，延安光复以后，延安第一保育院一部分师生回到延安，回到延安的这部分于1949年9月，随陕甘宁边区政府迁到西安，开始叫西北保育院，后来改为西安市第一保育院。
　　自从1938年11月延安第一保育院迁往安塞之后，延安暂时没有了正规的保育机构，一些孩子只能寄养在老乡家里。为了解决这些孩子的保育问题，1940年春天，在距离中央驻地杨家岭很近的兰家坪山上，又建起了延安中央托儿所，由曾经主持扩充建设延安第一保育院的丑子冈任所长。
　　中央托儿所最初只有原为中央书记处住所的几孔窑洞，第一批只接收了七个孩子，他们是毛姣姣（李敏）、罗小金（李铁映）、贾丽丽、谢丁丁、陈小胖、王苏云和傅维芳。后来，接收的孩子不断增多，窑洞也逐渐发展到二十多孔。1942年，为感谢美国洛杉矶爱国华侨及国际友人给物资匮乏的中央托儿所捐助了一批药品、玩具、食品和生活用品，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
　　1946年6月，内战爆发，胡宗南开始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11月，洛杉矶托儿所撤离延安，1948年5月，他们在中共中央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同时，也转移到西柏坡附近的苏家庄。
　　全国解放前夕的1949年4月，洛杉矶托儿所从苏家庄出发，乘坐中央安排的十来辆大卡车，进入北京，驻在万寿寺。他们在这里和进入北京的部分延安第一保育院师资合并，成立了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幼儿园。1969年，幼儿园迁到黄寺，万寿寺幼儿园和隶属总政的其他幼儿园合并，成为今天的总政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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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说说鲜为人知的延安第二保育院。1944年秋天，延安的大批干部即将奔赴前线投入对日军的总反攻，一些幼小的孩子无人照料，为了让这些干部后顾无忧，一些烈士的遗孤得到妥善的抚育，中央决定再建一所保育院。
　　晋绥、晋冀鲁豫、晋察冀、华中、山东等几个解放区为此还专门捐助了一笔费用，周恩来也从大后方的活动经费中尽量节省，捐助了一部分。
　　中央有关部门决定，保育院的日常开支，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供给，行政上受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领导，孩子入托则需要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行政处介绍才能入院。保育院的具体筹建工作，由时任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解放区战时儿童保育会代主任康克清负责。
　　朱德和康克清对筹建工作非常重视，他们多方察看，为保育院选择理想的院址，最后选中了延安城北枣园附近的小砭沟。这里阳光充足，离水源近，空气清新，自然环境很适合孩子们的生活和成长，当时中央书记处就在枣园办公，距离党中央也很近。
　　院址确定之后，有关部门立即开始打窑洞。朱德和康克清经常去察看进展，对保育院购置各种物品和孩子们玩具的情况，也亲自过问。
　　1945年6月11日，党的七大在杨家岭闭幕，许多干部很快就要奔赴前线了。七大闭幕前的6月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开始接收孩子。第一批入院的孩子有60多名，最大的6岁多，最小的才1岁多。
　　谁也没有料到，孩子们刚刚入院，一场大规模传染病就猛烈袭来。
　　原来，在每一个孩子入院前，都会按规定进行体检，但是有一个处在麻疹潜伏期的孩子体检时没有发现异常，入院后却爆发了麻疹。这样，刚刚入院的60多个孩子，除了一个得过麻疹之外，其余全部被感染。一些病情严重的孩子还并发肺炎、肠胃炎等等。
　　当时，保育院的院长还没有到位。主持工作的，是刚从中央妇女委员会调来的林纳，其他的保育员，主要是刚刚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白洋淀一带来到延安的一些年轻的姑娘，大家对保育工作都没有什么经验。
　　当时也没有带过孩子的林纳，在医生的指导下，带领大家日夜奋战。19岁的保育员李惠清一个多月里没有脱过衣服，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经过大家夜以继日的艰苦工作，终于在一个月后，使60多个孩子平安度过危险期，没有一个孩子死亡。
　　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央确定了“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的战略方针，决定调大批干部前往东北，刚刚领导保育员平息麻疹风波的林纳，也因为工作需要，被调往东北工作。
　　形势在迅速发展，保育院的干部调动频繁，急需一个领导核心。康克清和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商量，选拔一个得力的干部前去保育院主持工作。胡耀邦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调当时在军委机关工作的张炽昌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
　　张炽昌上过军校，带过兵，打过仗，但是当时还没有成家，没有任何保育经验，经过胡耀邦和康克清的说服动员，来到了保育院。
　　张炽昌的组织领导能力和学习能力极强，他很快就带领延安第二保育院走上正轨，并在实践中总结出幼儿生活的26个环节，每个环节都制定了清晰的操作流程。
　　为了帮助保育员直观地学习和掌握操作要领，保育院将每一个环节绘成一幅生活图画。后来，蔡畅还带着这些画，远赴国际保卫儿童委员会，向各国代表介绍了中国解放区儿童的生活情况，受到了各国代表的赞扬。
　　1946年11月11日下午，延安第二保育院撤离小砭沟。两年零四个月之后，1949年9月25日，也就是开国大典前五天，他们跋涉3000多里路，终于重新回到中央身边，136个孩子也安然无恙。
　　开始，他们是在北京城内一个私立中学腾退的房间继续办院，1953年又搬到了颐和园附近的青龙桥，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