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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民家庭40年的苦与甜
通讯员 齐祥银 本报记者 乔建虎
40年前，他家中兄弟姊妹多，一家七口人挤在两孔土窑洞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缝缝补补艰难度日，出门要走十几里山路；40年后，他发展养殖、菌草产业，年收入3万多元，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儿子儿媳进了城，买了房、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延长县交口镇段家河村吴国胜一家由穷变富的家庭发展史，正是改革开放40年农村发展的一个缩影。
从贫穷到温饱
1978年，吴国胜13岁，家中排行老三，兄弟姐妹多，一家七口人挤在两孔土窑洞里。一大家子就靠父母和辍学的哥哥下地挣工分养活。
“那时候我读五年级，家里穷，负担重，经常吃不饱也穿不暖，上学没有干粮带，经常在课堂上饿肚子，穿的是母亲改造后的旧衣服，缝缝补补后，还要留给弟弟妹妹穿。放学后还得给猪拔草，放驴喂牛，活可重了。”老吴说，几年后，大哥娶了媳妇后“分户”过了，姐姐也出嫁了。虽然家里人口少了，但贫穷的面貌仍未改变。
1982年7月，17岁的吴国胜从寺河初中毕业。本想继续读书的他，看到年幼的弟弟妹妹和辛劳的父母，便决定回家干一番事业，彻底改变家庭贫穷的状况。同年10月，作为村里的“知识青年”，吴国胜被前段大队选为团支部书记。
吴国胜回忆说，当时改革开放的浪潮已经席卷全国，虽然自己身在小山村，但仍然能察觉到一些明显的变化。“那就叫做商机吧，当时市场上已经非常活跃了，但乡村这一块仍因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商品流通依然很缓慢。”老吴说，改革前，想干个啥，手脚好像总被困住了，干不成；改革后，机会多，想法也多，当时自己想跑运输，但手头上没钱，心里急啊。
办法总比困难多。“咱没钱，可以向银行贷款啊，那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吴国胜说，1983年春，他一次性贷了7500元，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跑起了运输。
“跑运输一天能挣50元，石头、木料、货物，啥都拉，一天跑下来也不累，越干越有奔头。”18岁的吴国胜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也成了村里精明能干的好后生。
1986年，吴国胜入了党，结了婚。结婚时家里添置了自行车和手表。大城市在70年代就流行过的“三件套”（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在当时贫穷落后的陕北仍然是稀罕东西。
“虽然跑运输还清了贷款，攒了些钱，但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我们结婚的‘三件套’，就缝纫机没舍得买，几年后才慢慢补上的。”老吴说，妻子的彩礼是400元，家里共花了1200元就把婚结了。同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到户。吴国胜家5口人分到了30多亩土地。“以前是愁的没有地，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土地，可把人乐坏了。”老吴高兴地说，“单干”后，家家户户那叫一个兴奋劲儿，恨不得半夜就套上牲口上山犁地。
“那时山地就种麦子、谷子、黄豆和荞麦，沟坝地种玉米和洋芋。”吴国胜回忆说，1996年村里通了电，家里买了一台二手黑白电视机。1988年，儿子出生，做了父亲的吴国胜肩上的担子又重了起来。虽然一边跑运输一边种庄稼，但广种薄收的状况无法改变，一家子能吃饱穿暖，但仍旧住在两孔土窑洞里。
从温饱迈向小康
1999年，国家提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启动退耕还林工程。吴国胜家再一次发生了巨大变化。“山地全部退耕了，我家只留下了5亩沟坝地。”老吴说，退耕后，政府每年都发补偿款，加上自家的口粮田，吃穿不愁。
人一下子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后，老吴和很多农民一下子不适应了，“当时就觉得自己闲得慌”。
2002年，36岁的吴国胜加入了农民工大潮，先到榆林神木打工，那年他就买了手机。之后农闲时到山西、吴起、富县等地打过工，下过煤井，当过小工。
2003年，吴国胜回村买了三孔石窑洞，从此告别了土窑洞。他还被选为村民小组长。当年村里第一个买彩电的也是他家。
老吴在外打工11年。“2010年，我又修了三孔石窑，就打算回来了。”2013年后，老吴再没出去打过工。“现在农村的政策越来越好，又是精准扶贫、又是乡村振兴，土地也延保了，我现在就想着发展产业，踏实过日子。”老吴感慨地说。
2012年，老吴的儿子吴新东结婚。“娃在山西大同打工，做汽车修理，儿媳妇是大同人，在一家小学教书。”彩礼、家电、“三金”、衣服和照相等，老吴出了十几万元。第二年，孙子浩浩降生，给一家人又添了欢乐。
2016年，老吴当选为段家河村委会主任。“把自家光景过好不算啥，带大伙一起致富才叫本事！”老吴在村里带头种菌草，和村干部、扶贫干部一起成立“借牛还牛”合作社。现在，村上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发展起了养牛、菌草等产业，通过产业实现脱贫致富。
老吴告诉记者，儿子儿媳现在一年收入近10万元，他当了村干部后年工资也有2万多，养猪、种菌草和三轮拉货一年能挣1万元。去年，儿子在大同买了一套楼房，交了首付，还买了一辆二手车，他给出了5万元。
现在，老吴一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回首过去40年，老吴感慨地说：“能过上这么好的光景，真要感谢党和政府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哩！”
40年前，他家中兄弟姊妹多，一家七口人挤在两孔土窑洞里，吃了上顿没下顿，缝缝补补艰难度日，出门要走十几里山路；40年后，他发展养殖、菌草产业，年收入3万多元，成为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儿子儿媳进了城，买了房、车，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延长县交口镇段家河村吴国胜一家由穷变富的家庭发展史，正是改革开放40年农村发展的一个缩影。
从贫穷到温饱
1978年，吴国胜13岁，家中排行老三，兄弟姐妹多，一家七口人挤在两孔土窑洞里。一大家子就靠父母和辍学的哥哥下地挣工分养活。
“那时候我读五年级，家里穷，负担重，经常吃不饱也穿不暖，上学没有干粮带，经常在课堂上饿肚子，穿的是母亲改造后的旧衣服，缝缝补补后，还要留给弟弟妹妹穿。放学后还得给猪拔草，放驴喂牛，活可重了。”老吴说，几年后，大哥娶了媳妇后“分户”过了，姐姐也出嫁了。虽然家里人口少了，但贫穷的面貌仍未改变。
1982年7月，17岁的吴国胜从寺河初中毕业。本想继续读书的他，看到年幼的弟弟妹妹和辛劳的父母，便决定回家干一番事业，彻底改变家庭贫穷的状况。同年10月，作为村里的“知识青年”，吴国胜被前段大队选为团支部书记。
吴国胜回忆说，当时改革开放的浪潮已经席卷全国，虽然自己身在小山村，但仍然能察觉到一些明显的变化。“那就叫做商机吧，当时市场上已经非常活跃了，但乡村这一块仍因交通不便和信息闭塞，商品流通依然很缓慢。”老吴说，改革前，想干个啥，手脚好像总被困住了，干不成；改革后，机会多，想法也多，当时自己想跑运输，但手头上没钱，心里急啊。
办法总比困难多。“咱没钱，可以向银行贷款啊，那时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吴国胜说，1983年春，他一次性贷了7500元，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跑起了运输。
“跑运输一天能挣50元，石头、木料、货物，啥都拉，一天跑下来也不累，越干越有奔头。”18岁的吴国胜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也成了村里精明能干的好后生。
1986年，吴国胜入了党，结了婚。结婚时家里添置了自行车和手表。大城市在70年代就流行过的“三件套”（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在当时贫穷落后的陕北仍然是稀罕东西。
“虽然跑运输还清了贷款，攒了些钱，但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妹妹。我们结婚的‘三件套’，就缝纫机没舍得买，几年后才慢慢补上的。”老吴说，妻子的彩礼是400元，家里共花了1200元就把婚结了。同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到户。吴国胜家5口人分到了30多亩土地。“以前是愁的没有地，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土地，可把人乐坏了。”老吴高兴地说，“单干”后，家家户户那叫一个兴奋劲儿，恨不得半夜就套上牲口上山犁地。
“那时山地就种麦子、谷子、黄豆和荞麦，沟坝地种玉米和洋芋。”吴国胜回忆说，1996年村里通了电，家里买了一台二手黑白电视机。1988年，儿子出生，做了父亲的吴国胜肩上的担子又重了起来。虽然一边跑运输一边种庄稼，但广种薄收的状况无法改变，一家子能吃饱穿暖，但仍旧住在两孔土窑洞里。
从温饱迈向小康
1999年，国家提出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启动退耕还林工程。吴国胜家再一次发生了巨大变化。“山地全部退耕了，我家只留下了5亩沟坝地。”老吴说，退耕后，政府每年都发补偿款，加上自家的口粮田，吃穿不愁。
人一下子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后，老吴和很多农民一下子不适应了，“当时就觉得自己闲得慌”。
2002年，36岁的吴国胜加入了农民工大潮，先到榆林神木打工，那年他就买了手机。之后农闲时到山西、吴起、富县等地打过工，下过煤井，当过小工。
2003年，吴国胜回村买了三孔石窑洞，从此告别了土窑洞。他还被选为村民小组长。当年村里第一个买彩电的也是他家。
老吴在外打工11年。“2010年，我又修了三孔石窑，就打算回来了。”2013年后，老吴再没出去打过工。“现在农村的政策越来越好，又是精准扶贫、又是乡村振兴，土地也延保了，我现在就想着发展产业，踏实过日子。”老吴感慨地说。
2012年，老吴的儿子吴新东结婚。“娃在山西大同打工，做汽车修理，儿媳妇是大同人，在一家小学教书。”彩礼、家电、“三金”、衣服和照相等，老吴出了十几万元。第二年，孙子浩浩降生，给一家人又添了欢乐。
2016年，老吴当选为段家河村委会主任。“把自家光景过好不算啥，带大伙一起致富才叫本事！”老吴在村里带头种菌草，和村干部、扶贫干部一起成立“借牛还牛”合作社。现在，村上的贫困户和非贫困户都发展起了养牛、菌草等产业，通过产业实现脱贫致富。
老吴告诉记者，儿子儿媳现在一年收入近10万元，他当了村干部后年工资也有2万多，养猪、种菌草和三轮拉货一年能挣1万元。去年，儿子在大同买了一套楼房，交了首付，还买了一辆二手车，他给出了5万元。
现在，老吴一家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回首过去40年，老吴感慨地说：“能过上这么好的光景，真要感谢党和政府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