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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咒骂之后
“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的咒骂言辞，每一个人听来都会感到震惊，同样，毛泽东也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仅1945年，毛泽东便四次提到这件事情，第一次是在1945年4月20日，他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时，说：“1941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在随后的4月24日，他在党的七大作政治报告又一次提道：“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5月31日，他又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在讲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时，毛泽东再一次提到这件事情，他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二十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一件事情如此被反复提及，可见这件事情确实给毛泽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于这样的咒骂是十分“在意”的。
事情发生在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小礼堂举行直属县市长联席会议，讨论边区民生、财政、建设工作。会议从5月31日开始，6月5日结束。3日下午5点多，室内的同志正在听取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报告，突然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会儿工夫便下起了大雨。这对于干旱少雨的边区来说，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如此一来，说不定会给庄稼带来好收成呢。然而突然一声巨响，一道雷电从东面屋角穿入会议室内，所有与会人员受到巨雷震动，头脑发晕，纷纷逃出室外。这时会议室内突然传出救命呼声，原来，有4人被雷电击中受伤，其中延川县代替县长辛兰亭来开会的科长李彩云伤势严重，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这天正逢集市，南关市场上人群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一位五十来岁的安塞老乡拉着毛驴也来赶集。不幸遇到大雨，在李彩云被雷击身亡的同时，这位老汉拴在大树下的毛驴也被雷电打死了。老汉气得又跺脚，又骂娘，还呜呜地哭了起来。他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周围赶集的老乡们都围上来听他哭骂，但却没有人上前劝他，制止他的哭骂。老汉的话就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延安城。
边区政府有人把咒骂的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说有老百姓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感到非常震惊。作为农民的儿子，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时时牵动着他的心。他让边区保安处的周兴首先不要拘留骂他的老乡，并让周兴详细了解情况，搞清楚老乡究竟因何产生不满和怨恨，以至于当众骂人。
原来，当时各敌后根据地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外部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边区内部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粮食负担。1937年开始到1939年，边区政府实征公粮分别为14197石、15955石和52251石，主要靠财政购买解决。1940年10月开始，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实行断邮，并对边区层层包围封锁，外援也大部分断绝，边区政府购买能力大幅下降。同时，边区军政人员明显增加，全边区非生产人员相继增加到10多万人，脱产人员由1938年的1.6万人增加到6.5万人，财政支出大幅增加。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的需要，边区群众的负担逐年加重。负担过重，既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以致出现不少牢骚和怨言。另外，从1939年至1941年，边区每年都遭受水、旱、冰雹、虫等自然灾害的严重袭击，这对于本来已经困难重重的边区政府而言更是雪上加霜。1941年3、4月间，延安各单位开始出现断粮问题。3月17日，边区政府决定动员买粮；6月27日，西北局、边区政府发出紧急通知“买粮全部改为借粮”；8月22日，边区政府决定加借粮食，两次买粮、借粮共计5万石，与民争食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
二是老百姓的人力负担过重。1941年8月，边区政府研究当年1月至4月的人力负担得出结论：以延安县劳动力人均每年计：跟牲口31天；自卫军的训练、开会、放哨等34天；担架、运输、修筑等义务劳动16天；优待抗属工属的代耕、担水、砍柴15天。三项负担共计96天，还不包括运输食盐的人力负担（19天），剩余时间才能用于自己的农活和家务劳作。
三是1941年4月首次发行建设救国公债法币500万元（折合粮食三四万石），年利率七厘五，为期10年，要求6月底完成，这也是不小的负担。群众认为公债是政府要钱，是捐税，还本付息是假的，以致公债推销三个月，“除延安县等少数县份外，工作还停滞在干部之中，没有造成群众购买公债的热潮”，甚至引起某种程度的恐慌，有些地区老百姓移走现象普遍。
四是发行边币，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群众生活。1941年2月，边区政府公告：发行边币，不准法币在境内市面流通，按1∶1收回法币。然而，边币迅速贬值，法币不能禁止，出现一物二价。“华池县元城区一家群众断粮三天，卖了几只羊得百余元边币，四处买粮几天未得颗粒，回家后见老小饥饿难忍，叫苦连天，即携绳吊树自杀。”稳定物价、边钞、金融，成为边区政府的当务之急。
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人民目前负担可以说已达到了顶点。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时说：“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1921年共产党产生，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针对调查结果，中共中央认真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迅速做出反应，采取了多项重大措施予以解决问题。
其中，最为急迫的就是减征公粮。1942年2月2日边区政府布告：为了扩大春耕运动，提高人民的生产热忱，边区参议会常驻会第五次会议决定今年公粮征收16万石（较上年减少4万石）、公草1600万斤（较上年减少1000万斤），“本府绝对依照，彻底执行，并保证不再向民众借粮和用官价买粮。”为了发展畜牧事业，本府决议废除羊子税，“就是应该征收的100多万元的羊子税也不再向民众收了”。边区政府提前至春季公布当年公粮征收任务，并拍胸立誓，无疑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有着特殊意义。
接下来，就是精兵简政。1941年11月，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开明绅士李鼎铭等11人提出，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的经济紊乱之现象”，提案经参议会讨论通过后，毛泽东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初，进行了三次精简。特别是第三次精简，根据毛泽东“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的指示，本着实事求是的整风精神，党中央、西北局、军队、边区政府各个系统进行了扎实的工作，实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个方面的目的。比如：民力动员显著减少，延安县1941年动员民力6万多个，1942年动员民力2.8万多个，减少1倍多。精兵简政提倡自力更生，自运粮草，不再动员民力，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为了进一步减轻人民的负担。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边区中央机关和边区部队积极响应号召，自己动手参加生产劳动，基本满足了农副产品的自给自足。
这次事件同时引发了中央对于财政与经济问题的重视和研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讲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时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20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如何解决边区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如何开贷减轻民赋问题，如何认识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运盐政策问题、政府预算问题、纸币发行问题等，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积极发展还是偏于保守。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解决双方的矛盾，主要是说服林、谢二老，维护西北局现行政策。从1941年7月24日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写给林、谢的信多达10封，并且数次面谈沟通。8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提方针：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平衡入口，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方面问题。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公营为辅；平衡出入口，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盐为辅。
1942年10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经济建设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毛泽东亲自组织李富春、南汉宸等人收集整理了有关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提供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由兼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贺龙在12月21日和29日作了传达。近三个月的西北局高干会解决了几年来众说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和实际问题，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后以实现完全自给、丰衣足食为目标的生产竞赛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深入到边区各个角落。毛泽东看到林伯渠制订了个人生产计划，表示：“你个人的计划能实现，必有好的影响。我也订了一点计划，准备试行。”朱德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3亩菜地。在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备团举行的纺线比赛中，任弼时、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模范行动成为大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到1944年，边区存积余粮在70万石以上；植棉30万亩，收获棉花200万斤，自给率达到三分之二；纺织、制革、造纸等传统工业有了长足发展，炼油、炼铁、制药、火柴、肥皂、纸烟、陶瓷等从无到有，产品有的实现自给，有的大部分能够实现自给。大公和小公、大家务和小家务都挣了个锅满盆满，老百姓的感受则是“边区红，边区红，边区地方没穷人”。
1941年是陕甘宁边区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内部各种矛盾由集中爆发到妥善解决，毛泽东从老百姓的一声咒骂中及时查找和发现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他善于从牢骚、怨言中发现问题，并找到改进工作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和路径，这不得不让人称赞。1941年后，边区的党群关系由“敬鬼神而远之”到“人民大救星”。在反思老百姓的骂声中，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943年1月他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他指出：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该施“仁政”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涸泽而渔地加重人民负担的观点，也是错误的。“给”和“要”是一个突出的矛盾，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只有做好了给人民“给”的工作，并确实取得了成效以后，我们再去做向人民“要”的工作时，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觉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小礼堂举行直属县市长联席会议，讨论边区民生、财政、建设工作。会议从5月31日开始，6月5日结束。3日下午5点多，室内的同志正在听取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报告，突然天色大变，雷电交加，一会儿工夫便下起了大雨。这对于干旱少雨的边区来说，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如此一来，说不定会给庄稼带来好收成呢。然而突然一声巨响，一道雷电从东面屋角穿入会议室内，所有与会人员受到巨雷震动，头脑发晕，纷纷逃出室外。这时会议室内突然传出救命呼声，原来，有4人被雷电击中受伤，其中延川县代替县长辛兰亭来开会的科长李彩云伤势严重，经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这天正逢集市，南关市场上人群熙熙攘攘，十分热闹。一位五十来岁的安塞老乡拉着毛驴也来赶集。不幸遇到大雨，在李彩云被雷击身亡的同时，这位老汉拴在大树下的毛驴也被雷电打死了。老汉气得又跺脚，又骂娘，还呜呜地哭了起来。他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周围赶集的老乡们都围上来听他哭骂，但却没有人上前劝他，制止他的哭骂。老汉的话就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延安城。
边区政府有人把咒骂的话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说有老百姓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感到非常震惊。作为农民的儿子，老百姓的喜怒哀乐时时牵动着他的心。他让边区保安处的周兴首先不要拘留骂他的老乡，并让周兴详细了解情况，搞清楚老乡究竟因何产生不满和怨恨，以至于当众骂人。
原来，当时各敌后根据地正处于最困难时期，外部日寇实行“三光”政策，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边区内部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粮食负担。1937年开始到1939年，边区政府实征公粮分别为14197石、15955石和52251石，主要靠财政购买解决。1940年10月开始，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实行断邮，并对边区层层包围封锁，外援也大部分断绝，边区政府购买能力大幅下降。同时，边区军政人员明显增加，全边区非生产人员相继增加到10多万人，脱产人员由1938年的1.6万人增加到6.5万人，财政支出大幅增加。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军队和政府机关的需要，边区群众的负担逐年加重。负担过重，既伤害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以致出现不少牢骚和怨言。另外，从1939年至1941年，边区每年都遭受水、旱、冰雹、虫等自然灾害的严重袭击，这对于本来已经困难重重的边区政府而言更是雪上加霜。1941年3、4月间，延安各单位开始出现断粮问题。3月17日，边区政府决定动员买粮；6月27日，西北局、边区政府发出紧急通知“买粮全部改为借粮”；8月22日，边区政府决定加借粮食，两次买粮、借粮共计5万石，与民争食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
二是老百姓的人力负担过重。1941年8月，边区政府研究当年1月至4月的人力负担得出结论：以延安县劳动力人均每年计：跟牲口31天；自卫军的训练、开会、放哨等34天；担架、运输、修筑等义务劳动16天；优待抗属工属的代耕、担水、砍柴15天。三项负担共计96天，还不包括运输食盐的人力负担（19天），剩余时间才能用于自己的农活和家务劳作。
三是1941年4月首次发行建设救国公债法币500万元（折合粮食三四万石），年利率七厘五，为期10年，要求6月底完成，这也是不小的负担。群众认为公债是政府要钱，是捐税，还本付息是假的，以致公债推销三个月，“除延安县等少数县份外，工作还停滞在干部之中，没有造成群众购买公债的热潮”，甚至引起某种程度的恐慌，有些地区老百姓移走现象普遍。
四是发行边币，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群众生活。1941年2月，边区政府公告：发行边币，不准法币在境内市面流通，按1∶1收回法币。然而，边币迅速贬值，法币不能禁止，出现一物二价。“华池县元城区一家群众断粮三天，卖了几只羊得百余元边币，四处买粮几天未得颗粒，回家后见老小饥饿难忍，叫苦连天，即携绳吊树自杀。”稳定物价、边钞、金融，成为边区政府的当务之急。
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人民目前负担可以说已达到了顶点。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作中共七大政治报告时说：“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1921年共产党产生，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针对调查结果，中共中央认真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迅速做出反应，采取了多项重大措施予以解决问题。
其中，最为急迫的就是减征公粮。1942年2月2日边区政府布告：为了扩大春耕运动，提高人民的生产热忱，边区参议会常驻会第五次会议决定今年公粮征收16万石（较上年减少4万石）、公草1600万斤（较上年减少1000万斤），“本府绝对依照，彻底执行，并保证不再向民众借粮和用官价买粮。”为了发展畜牧事业，本府决议废除羊子税，“就是应该征收的100多万元的羊子税也不再向民众收了”。边区政府提前至春季公布当年公粮征收任务，并拍胸立誓，无疑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有着特殊意义。
接下来，就是精兵简政。1941年11月，米脂县参议会议长、边区参议员、开明绅士李鼎铭等11人提出，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的经济紊乱之现象”，提案经参议会讨论通过后，毛泽东批示：“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从1941年12月到1944年初，进行了三次精简。特别是第三次精简，根据毛泽东“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的指示，本着实事求是的整风精神，党中央、西北局、军队、边区政府各个系统进行了扎实的工作，实现了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个方面的目的。比如：民力动员显著减少，延安县1941年动员民力6万多个，1942年动员民力2.8万多个，减少1倍多。精兵简政提倡自力更生，自运粮草，不再动员民力，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为了进一步减轻人民的负担。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边区中央机关和边区部队积极响应号召，自己动手参加生产劳动，基本满足了农副产品的自给自足。
这次事件同时引发了中央对于财政与经济问题的重视和研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讲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时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20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如何解决边区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如何开贷减轻民赋问题，如何认识带有一定强制性的运盐政策问题、政府预算问题、纸币发行问题等，西北中央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之间出现了分歧和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积极发展还是偏于保守。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解决双方的矛盾，主要是说服林、谢二老，维护西北局现行政策。从1941年7月24日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写给林、谢的信多达10封，并且数次面谈沟通。8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提方针：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平衡入口，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方面问题。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公营为辅；平衡出入口，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盐为辅。
1942年10月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经济建设成为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毛泽东亲自组织李富春、南汉宸等人收集整理了有关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的材料，为会议提供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由兼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贺龙在12月21日和29日作了传达。近三个月的西北局高干会解决了几年来众说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和实际问题，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后以实现完全自给、丰衣足食为目标的生产竞赛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深入到边区各个角落。毛泽东看到林伯渠制订了个人生产计划，表示：“你个人的计划能实现，必有好的影响。我也订了一点计划，准备试行。”朱德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3亩菜地。在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备团举行的纺线比赛中，任弼时、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模范行动成为大生产运动的鼓舞力量。到1944年，边区存积余粮在70万石以上；植棉30万亩，收获棉花200万斤，自给率达到三分之二；纺织、制革、造纸等传统工业有了长足发展，炼油、炼铁、制药、火柴、肥皂、纸烟、陶瓷等从无到有，产品有的实现自给，有的大部分能够实现自给。大公和小公、大家务和小家务都挣了个锅满盆满，老百姓的感受则是“边区红，边区红，边区地方没穷人”。
1941年是陕甘宁边区发展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内部各种矛盾由集中爆发到妥善解决，毛泽东从老百姓的一声咒骂中及时查找和发现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他善于从牢骚、怨言中发现问题，并找到改进工作和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和路径，这不得不让人称赞。1941年后，边区的党群关系由“敬鬼神而远之”到“人民大救星”。在反思老百姓的骂声中，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943年1月他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民主政权的实质是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与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他指出：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该施“仁政”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涸泽而渔地加重人民负担的观点，也是错误的。“给”和“要”是一个突出的矛盾，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只有做好了给人民“给”的工作，并确实取得了成效以后，我们再去做向人民“要”的工作时，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不是勉强的，才会感觉顺利，才会感觉真正和人民打成一片了。”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