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名祖涵，号邃园。1886年3月出生于湖南省安福县（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冬回国。1933年3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1937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对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937年起，多次担任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后又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林伯渠自己张贴在床头的座右铭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年年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10多年里，他始终把群众的冷暖挂在心上，与民同甘苦，为民谋幸福。他不辞劳苦，辛勤工作，一心一意为陕北人民办实事，办好事。林伯渠的座右铭也成为他深入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风范的真实写照。
　　1938年11月20日，日本侵略者出动30多架飞机对延安进行轰炸，山城顿时成了一片火海。硝烟散去，人们看到的是墙倒窑塌，碎石瓦砾，一片废墟。望着无家可归的群众，林伯渠心急如焚。为了尽快解决群众的居住和生活问题，他亲自带领边区建设厅的负责干部和技术人员勘察地形，选择适合的居住地。他们的足迹踏遍延安周围的沟沟峁峁，最后选定了一块叫孤魂沟的地方作为开发的新址。从名字就可以想象出，这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杂草丛生、清冷凄凉。但从市政建设来说，这里饮水、防空、交通条件都比较理想。林伯渠对一些反对的人耐心解说：“不好的可以改造好，不美的地方可以美化啊！”在他的带动下，党政军民一起动手，打窑洞、盖房子，很快就使群众安居乐业。他还从外地带回龙爪槐、月季花、刺梅花等树种花卉，并种上了垂柳。经过几年的建设，这里的面貌焕然一新。每到春天，鲜花盛开，垂柳依依，景色宜人。
　　这里的商业也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建起了两层楼的大众合作社，一部分私人工商业的商号、店铺也陆续开业，还有各种风味小饭馆开张，逐渐成为延安最繁华、最热闹的新市场。1940年，林伯渠应延安市长李景林之邀，为新市场亲笔题写了“南市”两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延安人骄傲地称新市场为“我们的列宁格勒”。
　　当时，人称“三边有三宝”，即咸盐、皮毛、甜甘草。但是，由于陕北高原交通不便，这些东西很难运出去。为了变“死宝”为“活宝”，换回边区急需的生活用品，1941年，林伯渠主持召开直属十县县长会议，布置各县组织运盐队，后来组织专业运盐队，实行盐代金等办法，解决了群众的用盐问题，得到广大群众拥护。
　　林伯渠经常教导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这些同志在政权工作中，总是想把人民的事情搞好，都有这好的心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仅仅有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还不够，还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能力，“我们要把自己锻炼培养成各方面看问题比较明确的人，那就先要具备望远镜、显微镜的功能。”他和边区人民心连心，热心为边区百姓办事，深受边区人民的信赖和爱戴。因此，边区每次民主选举参议员，他得票都是最多的，接连三届被选为边区政府主席。
　　林伯渠发现一个孤寡老太婆经常提着筐到厨房去拣未烧尽的煤核，因为她是小脚，提着装了煤核的筐走山路实在困难。一天，他对谢觉哉夫人王定国说：“那个老人家太苦了，拣点炭也拿不回去，你叫高世文（谢觉哉警卫员）给她送回去吧。”他把群众生活中的许多细小的事情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的干部，自然会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1945年春节，延安市民代表和300多人的大型秧歌队给林伯渠拜年，献上了写着“人民政府”四个金光闪闪大字的红旗。也是在这一年，74岁高龄的李全海带着陕北特产和两只大公鸡，不远百里来延安看望使他过上幸福生活的林主席。
　　1941年12月17日，林伯渠带领边区政府各厅处代表组成的视察团到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这次调研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了解群众生活，二是了解县乡参议会工作，三是了解县区对边区参议会决议的实施情况。林伯渠亲临民家，多方抚慰，群众见其白发苍苍、和蔼可亲，无不欢欣鼓舞。
　　甘泉县完小恰好有一位教员的家属来探亲，这位50多岁的老人几天前从外地赶到甘泉。林伯渠视察的消息传来，他感到既惊讶又兴奋。老人告诉人们，国民党一个普通的联保主任就要摆排场，一出门就跟着一群带枪的人。又说某司令，过他们县上的时候，会警戒三天，路断行人。一天正午，老人正在完小跟教员、学生吃饭，突然，林伯渠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赶快起来招呼，林伯渠急忙挥着手恳切地说：“不要客气，你们快吃饭，我随便看看。”老人看到林伯渠抚摸着一个小学生的头亲切地问：“你一顿吃几碗？”又来到伙房与伙夫谈心，尝了几口黄米饭后，称赞：“煮得很好！”之后，又到教室操场各处察看校舍、教室的建设情况。这位教员家属感叹：“林主席真好，亲自来巡视小学，态度是那样和蔼可亲、洒脱大方！”听了林伯渠作的报告后，他又向人说：“我听林主席的报告，心里很难过。这里太好了，我的家乡却是另外的情形。”并叮嘱做教员的侄子：“你在这里好好工作，我们就放心了！”
　　林伯渠在甘泉视察工作历时半个月。除了在县府稍事逗留，了解该县概况及检查各项工作外，大部分时间均深入农村，考察政策贯彻程度，了解基层机构运作情况，调查民众负担及生活情况等。他还亲自检阅自卫军，巡视冬学，召集当地士绅谈话，慰劳生产整训部队，接见公营商店代表，并参加新年庆祝大会。林伯渠所到之处，民众无不争先拉话，称其为“林老头”以示亲切，并携带鸡蛋、苞谷、爆米花等赠送给视察团。
　　在林伯渠领导下，边区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林伯渠作为政府“首脑”，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勤勤恳恳，日夜不懈，为边区的革命和建设，贡献了全部力量。他十几年如一日，以坚强的党性、崇高的品格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深得全边区人民的爱戴和拥护。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曾赋诗赞誉：
　　林老奇逸人中龙，
　　风流潇洒有大度。
　　胜任愉快政多宽，
　　不事吹求公令布。
　　童颜鹤发非导引，
　　公余且作长征赋。
　　漫天风雪巡洛郛，
　　怀古不忘杜工部。
　　人人争识林老头，
　　亲切有如家人父。
　　灯前细谈几件事，
　　米面油盐棉花布。
　　在大生产运动中，林伯渠率先垂范。在百忙之中，他给自己也制订了一个生产计划，并以《我的生产计划》为题公之于众，让大家监督。
　　一个美国记者看了后，悄悄把这个计划抄录下来，他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和老百姓一起搞生产。
　　到了秋天，这位美国记者又来到延安。他走进林伯渠的宿舍，只见简陋的窑洞里，土炕上放着一床带补丁的被子，一张小方桌，几把旧椅子，别无他物。此时，林伯渠正一针一针地补裤子。这位记者看到打满补丁的裤子，用流利的中国话说：“主席先生，该换新的了！”林伯渠却笑着说：“中国有句俗话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这条裤子才穿了三年半呀！”坐定后，这位记者开门见山地问道：“主席先生，能对我谈谈你的生产计划吗？”
　　林伯渠爽朗地说：“完全可以。你可能知道，1939年以来国民党封锁我们，弄得我们头两年几乎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冬天没有被子盖……党中央号召我们自己动手，这些困难我们都逐一克服了。”
　　“是这样的，真了不起！”美国记者频频点头。
　　林伯渠接着说：“我们的生产节约计划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政军都进行生产，现在取之于民的只占财政支出的十分之一。”
　　美国记者合上笔记本，提出要参观他种的糖萝卜。
　　林伯渠领记者来到自己种的菜地，谦虚地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
　　美国记者蹲下身，拨开绿油油的甜菜叶子，只见一大截胖墩墩的糖萝卜都露出了地面。他赞不绝口：“真是名不虚传！你们不仅发动群众干，而且还坚持自己带头干，说到做到，真了不起！”
　　晚上，这位记者在河边散步，碰见一老一少各背一捆马兰草，走近一看，是林伯渠和他的警卫员。这位记者激动不已，大声说：“主席先生，在这里，从你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美国友人斯特朗也说，她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大量谈话中，最常听到的词汇是“人民”“中国人民”，还有“世界人民”。口号是“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学习”。这些词汇和语言表达了一种最深沉的爱和最终的信念。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