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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中的延安交际处:来欢迎 去欢送 再来再欢迎
1943年,金城(左一)陪同周恩来(前排中)等与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来延安人员在延安交际处合影
  延安交际处,全称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前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外交部的招待科。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935年11月份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下设七部一局。为加强对外宣传和联络交涉事宜,1936年1月26日,西北办事处发布第四号命令,宣布增设外交部,博古兼任部长。外交部下设交际处,处长由西北办事处秘书长伍修权兼任,不久,交际处改为招待科,科长为胡金魁。
  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原西北办事处下属的部、局,相继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厅、处。调整后,外交部被撤销,只保留了一个招待科,负责外来宾客的生活接待。1937年11月底,陈云回到延安,鉴于外交部被撤销后对外宣传联络工作受到影响,他建议中央加强这方面的工作。1938年1月,中央组织部派曾在白区做过上层统战工作的金城去陕甘宁边区政府做边区主席的对外联络秘书。这年5月,边区政府决定将原招待科改为交际科,金城任科长。1940年交际科又改为交际处,处长仍为金城。
  延安交际处是党中央在延安时期设立的党政军诸多机构中的一个部门,负责工作中最主要的就是接待。其接待对象十分复杂,当时从国统区进入延安接触的第一站就是交际处,无论自己的同志,还是我们的朋友包括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如黄炎培、陈嘉庚等)、来访的国民党将领、国际友人等等,都由交际处负责接待。由于接待对象非常复杂,交际处工作人员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和技巧搞好接待工作。对待朋友要热情周到,对待敌人也要很好地接待,并用良好的言行教育感化他们。
  延安交际处第二项工作是承担党的统战工作任务。统战工作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当时很多国民党将领、爱国民主人士都到访过延安,具体接待都是由交际处统筹安排。例如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访问延安时就住在交际处,虽然时间很短,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对其后半生产生了重大影响。1940年,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抵达延安,住宿在延安交际处。在访延期间,陈嘉庚与延安交际处人员和各界群众亲密接触,实际调研了解。他参加了四次延安群众性集会,同毛泽东、朱德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多次会晤,深入交谈;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安塞钢铁厂、印刷厂以及延安市容;同延安各界人士和归国华侨青年进行了多次接触和座谈,出席延安各界的欢迎会和欢送会。经过实地考察,陈嘉庚亲眼看到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和谐景象,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克敌制胜之本”。他表示,这次访问延安最感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对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尤为感动。林连玉曾回忆陈嘉庚访问延安归来后有位校友问道:“你这次归国实地考察观感如何?”他说:“去年新加坡各社团联合欢迎我,我的演讲措词是相当悲观的。我曾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了许多大事了。正是经过访问重庆与延安的深刻对比,陈嘉庚了解了中国抗战的真相,分清了是非,断定‘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飞跃。”
  交际处第三方面的工作相当于现在的外事、联络工作。交际处接待过很多外宾,包括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还有朝鲜的金斗奉、日本友人冈野靖等。
  交际处第四方面的工作是情报工作。由于到延安的人士来自各个方面,他们经常带来国统区各方面的信息,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情报并汇报给党中央,这对中央的工作和正确决策能够发挥重要作用。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连续电邀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他根据国民党派驻延安的特务(联络参谋)提供的情况分析判断,毛主席不可能到重庆谈判。而我们党则看穿了蒋介石的政治作秀伎俩,特别是交际处用很巧妙的办法获取了联络参谋的通信密码,联络参谋与重庆来往的电报,被我们党清清楚楚地掌握,这对党中央确定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并对我们党在重庆谈判时发挥主动性、取得了很大成果作出了贡献。
  延安交际处在行政编制、经费开支、支部生活等方面,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处管理,政治上、业务上初期归中央组织部,后由中央办公厅领导。人员编制方面,初期有五六名干部,十多名勤杂人员。处长下设有秘书、联络科、招待科和总务科。早期驻地在城内大东门北侧,管理着三个招待所,其中第二招待所的条件、设备较好一些,是一个坐东向西的临街小院,里面设有三间“特级”客房,美国友人史沬特莱、斯诺以及英国记者贝特兰以及爱国华侨陈嘉庚率考察团访问延安时都住在这里。1938年11月,日本飞机轰炸延安后,交际处由城内迁往延安南关,在市场沟南侧西山下,即现在的延安交际宾馆所在地,至今仍保留着当年的土窑洞和小礼堂。
  延安交际处成立初期,党中央就为交际处制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接待原则,仅从1938年到1941年,就接待来客7000多人。据1942年交际处的总结报告,这一年接待了中外客人2000多人(数据来源为陕西省档案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史枓)。延安交际处在外事接待和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来延安后,党中央对招待工作非常重视,决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主管这一工作,并决定交际处在政治、业务上归军委秘书长杨尚昆领导。周恩来对这次接待工作作了具体指示,一是宣传要实事求是,不浮夸,不弄虚作假。要以诚恳、坦白的精神同他们交朋友,以利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外的统一战线工作。二是对中外记者既要一视同仁,又要区别对待,重点要做好对外国记者的工作。三是生活方面的接待,要热情周到,尽量予以优待,但切不可搞铺张浪费。延安之行,给中外记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们对延安和解放区作了比较客观的宣传报道,对广大群众和世界人民重新认识和了解延安起了积极作用。
  1947年3月,胡宗南军进犯延安,3月14日,交际处的最后一批客人和工作人员撤离延安,在绥德暂驻一个多月后又转移到山西。此后,处长金城也调离交际处,到西北野战军教导团做敌军俘虏军官工作。1948年4月,延安收复后,交际处迁回延安。1949年6月后改为陕北行政公署招待所,后为延安交际宾馆。 (本文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