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资料照片）
　 从1941年起，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了一场全党整风运动。这次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这次整风主要目的是清算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在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路线及其表现形式——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全党干部的普遍整风两个层次进行。整风的对象主要是党的高中级干部。毛泽东对整风有一个总的要求，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王明路线的影响，通过批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
　　整风的第一阶段主要是以学习文件、检查思想为主要内容。1942年10月间，毛泽东在边区高干会上讲话，指出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和非无产（半条心的），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的问题，提出“要注意反特务斗争”。实际上延安的机关、学校从1942年冬就转入了以审查干部、清理队伍为主要内容的整风第二阶段。在1943年3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整风要整小资产阶级思想，同时也要整反革命。过去我们招军、招生、招党，招了很多人，难于识别。抗战以来，国民党对我们实行特务政策，在社会部和中央党校都发现了许多特务。现在我们要学会识别特务与贤才。在延安年内要完成审查干部、清洗坏人的工作。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指出从1943年4月3日到1944年4月3日一年间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在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同时，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整风运动既是纠正干部错误思想的最好方法，也是发现内奸与肃清内奸的最好方法。
　　延安审干开展后，毛泽东密切地关注着运动的发展，要求各级干部既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对坏人进行坚决斗争，又要掌握政策，重在教育。在1943年4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谈到肃清内奸问题时指出：我们一方面要肃清内奸，另一方面要培养锄奸干部，教育群众，要实行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今年以来拘捕的特务共有四百人，审讯时不要动刑，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为了加强领导，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任主任。7月1日，毛泽东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明确指出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月30日，毛泽东将上述正确路线展开为“九条方针”，指出“必须拿这种实事求是的方针去和内战时期曾经损害过党的主观主义方针完全区别开来，这种主观主义方针就是逼、供、信三个字”。
　　但是，审查干部的实际工作并没有像毛泽东设想的那样顺利发展。一方面是由于恰好在审干工作开展期间，边区周围的军事形势骤然恶化，这就是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大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7月9日，边区召开了三万人的紧急动员、制止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大会。紧张的形势使审干反奸运动更为紧张起来，上上下下对干部队伍中特务的比例估计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则是负责审干工作的同志往往把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一个时期，似乎“特务如麻，到处皆有”，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者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都轻易地怀疑成政治问题，甚至反革命问题，不少单位违反政策规定，仍然采用“逼、供、信”，使审干工作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特别是在1943年7月15日，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深入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以后，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审干运动实际上变成了“抢救运动”。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1400多人。被抢救的重点主要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曾被国民党逮捕监禁过的党员、外来的知识分子干部。有的老党员也被“抢救”，如曾被国民党判处无期徒刑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被周恩来、叶剑英等营救出狱，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王稼祥的秘书陶铸，曾任南方局组织部长的孔原，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曾任中共鄂中区区委书记、湘鄂西区区委书记、中共西南区区委书记和南方局党务研究室主任的钱瑛，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邹风平，中共甘肃工委领导人孙作宾、李铁伦等一批著名共产党人均在被“抢救”之列。河南、四川、甘肃、浙江、湖北、贵州等十多省的地下党被打成“红旗党”，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
　　毛泽东逐渐发现了审干工作的偏差，并且对运动出现的偏差是不满意的，他虽然一度对干部队伍不纯的情况也估计过重，但他对中央苏区时期“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一直记忆犹新，因此，他不断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毛泽东就指示让它停下来。10月9日，他在批阅绥德反奸大会的材料上明确指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11月5日，他在给邓小平的电报中还对该政策作了明确规定，指出：为了弄清线索而逮捕的特务分子不得超过当地特务总数的5%（百人中至多只许捉五人），并且一经坦白，立即释放。凡有杀人者，立即停止杀人。目前一年内必须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许任何机关杀死任何特务分子，将来何时要杀人，须得中央批准。
　　194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指示说，根据延安初步经验，在坦白分子中，属于职业特务的是极少数，变节分子也是少数；有党派问题（即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入党时未向党报告）的分子、被欺骗蒙蔽的分子和仅属党内错误的分子三类人占绝大多数，对这些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于被特务诬告或在审查时完全弄错了的，要完全平反；在反特斗争中要注意保护好人，防止特务诬害。
　　尽管1943年一年内清查出的“特务”一度高达15000多人，但由于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系列的努力，到1944年初，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基本上得到了妥当处置，对被错整的同志，给予平反，被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作出结论、恢复名誉。因而没有发生大的危害，没有形成大的乱子。对于审干中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从1944年上半年起就主动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他到中央党校作报告，仅在大会上就讲了三次。
　　第一次是1944年5月。他说：在整风审干中有些同志受了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进行了甄别。现在摘下帽子，赔个不是。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我怎么放下手呢？
　　第二次是1944年10月。他说：去年审查干部、反特务，发生许多毛病，特别是“抢救运动”中发生过火行为，认为特务如麻，这是不对的。去年抢救运动有错误，夸大了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和分别对待。
　　第三次是1945年2月，准备召开七大。他说：这两年运动有许多错误，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戴错了帽子的，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凡是搞错了的，我们修正错误。
　　毛泽东这样诚恳地承担责任不仅仅是在中央党校这三次。据许多当事人回忆，他当时曾多次在不同场合作过自我批评，给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其情其景，感人至深。
　　1944年春，延安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到会讲话。说：“我们伤害了好多好同志，我作为中央主要领导，要负责。现在向大家赔礼道歉！”他一边说，一边脱帽向大家行了三个鞠躬礼。这时会场空气顿时凝固了，但不到一两秒钟，立刻爆发出了鼓掌声、笑声、哭声、叹息声的大合奏。这表示大家已接受了毛泽东的道歉。
　　当年曾经在延安工作过的一些老通信战士，每当回忆起毛泽东为军委三局受打击的同志脱帽鞠躬的情景，仍然禁不住热泪盈眶。
　　那是1945年的春节，纷扬的瑞雪覆盖了延河两岸的山峦。一天，王诤局长兴高采烈地从枣园回到局部，带给大家一条好消息：明天要到枣园去给毛泽东同志拜年，各电台、总机除了当班的同志以外都去，毛泽东同志要亲自给大家讲话。消息一传开，同志们奔走相告，有些人激动得一夜都没有睡稳觉。次日拂晓，分散在西川里的通信战士，陆续从四面八方朝着局部裴庄汇拢而来。队伍在延河畔集合好，王诤同志亲自带队，秧歌队走在最前面，后面是通信材料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军委总台的报务员、调配员，通校的教员、学员，新华广播电台的机务员，以及有线电大队的电话员，恰似一条蜿蜒的长龙，迎着朝霞向枣园出发了。
　　在这浩浩荡荡的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后方和敌占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七七事变”后，他们激于民族的危难，怀着一腔热血，跋山涉水，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来到革命的中心——延安，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审干工作中的“抢救运动”，把很多从大后方和沦陷区来的青年干部，打成了“派进来的特务”或“红旗党分子”。他们有的被关禁闭，有的遭受轮番围攻，有的还被送往中央社会部拘留审查。毛泽东提出反对“逼、供、信”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后，才挽救了一大批革命同志。此后，尽管党组织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仍有许多同志始终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有的忧郁沉闷，有的怨气重重，好像初春的禾苗遭到一场冰雪的袭击，多么需要春风的抚慰和阳光的照耀啊！
　　队伍来到枣园崖畔下的场坪上停下来，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儿。不一会儿，毛泽东头戴灰棉帽，身穿旧灰棉制服，微笑着健步走到场中央。他高声说道：“三局的同志今天到这里来给我拜年，现在我先给你们拜年！你们辛苦了！”话音未落，激起了全场一片热烈的掌声。毛泽东首先强调了通信工作的重要性，赞誉通信战士是“无名英雄”，勉励大家要安心和热爱技术工作。然后，渐渐把话题转到了“抢救运动”方面。毛泽东说：你们当中有不少同志在运动中受了委屈，一些同志被戴错了帽子，大家有些怨气是不是？此时他亲切的目光扫视着群众，接着说：抢救运动是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小了。搞得草木皆兵，“特务”如麻，伤害了很多好同志。好在这是一场夜间演习，用的不是真枪实弹，用的是石灰包，夜间看不清楚，一时分不清敌我，打在身上留下几个石灰包印。天亮一看，原来打的是自己人，打错了。这时候，把石灰印拍掉，给你敬个礼，赔个不是：“同志，我打错你了！”毛泽东顿了顿，语气沉重地说：这个错误的责任不在哪个本单位的领导，责任要由中央来负，主要由我来负，因为我是发号施令的。同志们，我这里给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行个脱帽礼，向大家赔礼道歉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摘下帽子，伸出胳膊，环顾了一下大家，恭恭正正地行了个鞠躬礼。啊，领袖给战士脱帽鞠躬了，这是多么平凡的形象，多么磊落的胸怀，多么伟大的风度。此时此景，那些在“抢救运动”中受了打击和冤枉的同志，热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
　　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大家，往前踱了几步，又和蔼亲切地说：许多被错戴帽子的同志，最后证明没有什么问题，是经过锻炼考验的好干部。所有这些同志，你手中有理，理在你手里，你手里拿的东西叫做理。所以，你就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轻装上阵。大敌当前，日本鬼子包围我们，胡宗南进攻我们，我们不能背着包袱跟敌人拼。因为背着包袱，手脚就很不灵便，跟敌人对打起来就会打不赢；反过来，如果把包袱放下来，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就会打胜仗……
　　毛泽东那生动形象的比喻和深入浅出的道理，就像温馨的春风，融化着枣园坡上的冰雪，驱散了积压在人们胸中的阴云。那些曾被错戴过帽子的同志，萎缩的心房顿然像照进了和煦的阳光，长期埋在心底的忧郁、疑怨、彷徨的情绪，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
　　经过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真诚的自我批评，许多在审干中蒙受冤屈、一度气很大的同志，不仅化解了心中的怨愤，反而感到不安。对运动中的事不再计较了，同志间的团结增强了，心情重新舒畅了。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能够做到如此谦虚谨慎、真诚恳切地向同志们赔礼道歉，使同志们深受感动、分外敬佩。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