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林伯渠从1937年至1948年一直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他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并身体力行地从事这项工作，不但为陕甘宁边区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广大党员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树立了榜样。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调查研究成为全党的普遍工作作风却是在延安时期。为了解决党内历史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问题，彻底转变党的作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为期四年的整风运动。其中，反对教条主义是主要内容之一。为了解决为学理论而学理论的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列主义的作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共中央号召开展调查研究。1941年7月，为了促进全党范围内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任弼时分别担任正、副主任。8月初，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因此，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林伯渠不顾年迈，多次深入基层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查找问题，不仅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而且，他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推动了边区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
　　当时的陕甘宁边区，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工作，而在生产建设中又以农业为第一位。林伯渠经常说，陕甘宁边区土地宽阔，是个发展农牧业的好地方，在历史上就是以农业为主的。我们要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就必须依靠发展农业。为了贯彻边区政府“以农业为第一位”的方针，推动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林伯渠筹划创办了延安农业试验场——光华农场，目的是进行农业科学研究，推广农业先进技术，指导科学种田。在勘察农场场址时，他骑着毛驴带领着几位农学系的科技人员，踏遍了延安杜甫川的山山水水。最终选定了一块背山面川，向阳临溪的有利地形。几百亩川地种植农作物和蔬菜，大片坡地栽种各种果树，山地植树造林，周围的荒山饲放牛羊，溪水饮畜和灌溉。在他的指导和支持下，光华农场很快修建起办公室、宿舍和简易实验室，以及做实验用的糖坊和烤烟房。他还特别批准建造一座酒坊，酿酒提炼酒精，保障延安卫生部门的需要，并用酒糟喂养奶牛。为了促进农业科研事业的发展，他还把延安许多有农科专长的人才调到光华农场，办起了农艺、园艺、林业、植保、畜牧、兽医、养蜂、养蚕、水利等许多专业。
　　林伯渠作为边区政府主席，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是经常性的工作。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曾赋诗赞誉林伯渠：“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这是对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关心群众利益的恰当评价。1941年是边区征缴公粮最重的一年，这年冬季边区参议会一结束，年近花甲的林伯渠就冒着风雪严寒，率领一支20多人的调查队，赴甘泉、富县进行了历时两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他这次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事先没有通知县政府。12月20日，当他带着调查团一行出现在甘泉县城时，有认识他的人马上就传开了，老乡们纷纷赶来，他们看到的是一位手牵马缰、风尘仆仆的布衣老者。林伯渠在县政府稍事停留，在了解了该县的概况及检查完工作后，便率领调查团深入农村。他带着问题来，增强了调查研究工作的针对性；他深入农民中了解群众的反映，广泛听取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意见。调查队采用“解剖麻雀”的办法，选择了甘泉县三区二乡作为对象，把20多人分成多个小组，到行政村或自然村，一面参与行政工作，一面进行调查研究，以便全面了解乡村各方面的实际情况。林伯渠手拄拐杖，走家串户，调查研究。他每到一个地方，群众就会络绎不绝地去看望他，向他诉说衷肠。他们诉说对政府工作的意见，揭露某些干部的徇私行为，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甚至于邻里间的纠纷都告诉他。凡和他谈过话的老乡，都异口同声地说：“这才是我们的主席呀！没有一点官架子，奇怪的是，我们的一切他都知道哩！”通过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林伯渠了解到很多真实情况，对于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起到了极大作用。
　　林伯渠率领的调查团在结束了对甘泉县的调查后，于1942年初，又继续赴富县开展调查研究。1月7日，林伯渠一行到达富县，受到了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富县期间，他召集县参议员和士绅以及普通群众进行座谈，征询他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该县参议会副议长针对运盐人畜拥挤和路途遥远、牲口有伤亡等弊端，提议组织专业运盐队，实行分站转运、合作联运的办法。边区参议会的一位议员在谈到征收公粮问题时说：“今年公粮比较重，政府没有直接分配，由参议会来公决，这个办法很好，比较公平合理。但是，对于粮食折合问题，政府仍应进行研究。”其他人也都是畅所欲言，反映了他们的问题，既包括对情况的反映，也包括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林伯渠认真倾听大家的发言，并进行了总结，认为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对政府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当时边区正在开展大生产运动，积极鼓励边区外的人民移民边区，开展生产。富县是个新区，民间纠纷较多，林伯渠一行所到之处，常常有告状的事情发生。有一位农民听说林主席来了，接连追了四五个地方，找他告状。在富县调研期间，多次发生这样的事件，其中主要是婚姻和土地等方面的纠纷。对每一个问题，林伯渠都非常重视，后来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妥善处理。
　　1月下旬考察结束后，林伯渠一行回到延安，边区政府举行了欢迎大会，对林伯渠的调查研究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边区政府秘书长
　　周文在致辞中说：“林老越山涉水，披雪迎风，肩着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向下层深入。”林伯渠在欢迎会上，报告了赴甘泉、富县考察调研的情况。续范亭曾写诗赞誉他：“年年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不学导引不避世，童颜鹤发自风流。”2月9日，边区政府召开政务会议，林伯渠详细报告了这次调查研究的情况，指出这两个县在许多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三三制”实行得比较差，县参议会没有开展经常工作；租佃关系未能适当解决；对人权保障不够；行政机构尚不健全；干部文化水平低等。针对存在的问题，他提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基层，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政治水平，特别是对承上启下的区级干部，教育工作更为重要；要经常对群众开展政策法令的宣传，提高他们的认识。林伯渠根据调查研究得来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林伯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精神，使干部和群众深受教育。他的甘泉、富县调查，为广大干部学习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带了好头。
　　在延安时期，林伯渠带头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作风是贯彻始终的。1943年上半年，为了贯彻西北局高干会作出的发展生产是边区政府“一切工作的中心之中心”的方针，4月25日至5月6日，林伯渠又到志丹、安塞两县农村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听取他们对政府的意见和要求，并同他们讨论开荒、种植、运输、制订家庭生产计划等问题，对群众的鼓舞很大。大家都说：“边区政府主席下来帮助我们订生产计划，我们还能不好好生产吗？”他还对农民生产生活中、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系统总结，为工作的改进打下了基础。他到安塞、志丹农村调查研究后所写的《农村十日》中，记述了他在农村感受到的日新月异的变化：“高干会以后，农村中呈现出新的气象，两大任务是传达下去了，问到乡村干部，他们都可以告诉你今年要生产和学习……‘本来嘛，老百姓搞的就是生产，政府替老百姓做事不搞生产搞什么呢！’当我问到一个村主任对生产任务的认识时，他这样表示出他的信心与热忱……在逐渐的进步中，我们已看到下面的工作作风开始转变过来了，农村的面貌也一天一天在改变着。在目前农忙的日子里，农村里找不到一个闲人，干部也都下乡了，活动在田陇间、山沟里。过去只忙于动员工作，平时无事的现象已经消灭，现在乡村工作是忙个不停，天天有新的内容，经常要去了解检查。正如一个乡村干部所说的，现在问题是具体的，老百姓和你讨论农贷、牛瘟、制纺车、合股买牲口，以及其他日常生活中的事情，上级也不是用过去的作风应付得了的，不能不切切实实做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拿出具体的事实来。干部也乐于搞生产工作，他们是农民出身，有实际经验，领导生产就是搞的他们朝闻夕见的事情，使得他们更能与群众结合。”文中还记述了他与农民亲切交谈、了解农民生产生活状况的细节，“政府奖励劳动英雄的消息到处宣传，没有受奖的也愿较个高下。我在志丹米家砭就遇到一个叫尚经宽的农民，他把自己的生产情形告诉我后，反过来问我：主席，你看我够得上够不上一个劳动英雄？最使老百姓高兴的，是到处都把二流子抓紧了，强迫他们去生产，他们认为这是政府办的一件好事。农贷也给老百姓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安塞二区就解决了约十分之一的需要，老百姓再自己凑上一些就够了。”“老汉曹永胜一面称道自己种庄稼的本领，一面又用探询的眼光瞅着我，好像说种地是老百姓的事，你问它干啥呀！”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林伯渠感慨地说：“为什么我们不应向你们学习呢，你们是大地的儿子。人类的智慧、血汗，不都是埋藏在劳动中吗？我们政府号召生产，要大家丰衣足食，就必须每个人向好的劳动者看齐，成为新的英雄啊。这次农村小住10日，觉得实际内容太丰富了，需要虚心去学习的地方还多着哩。”
　　正是通过一次又一次不断深入的调查研究，林伯渠对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有了基本的了解，也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调查研究中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增强了解决问题的针对性。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林伯渠不仅掌握了领导政府工作的主动权，同时，也为彻底转变各级干部的作风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