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卓然是湖南省湘乡县人，曾作为红五军团政委参加艰苦的长征，作为红军西路军政治部主任经历过惨烈的西征。1941年5月至1942年7月，李卓然任西北局宣传部部长，《固临调查》就是他担任该职务时完成的。1941年9月24日至11月25日，李卓然带领西北局宣传部的柯华、秦川、石峻、魏啸天、吴文遴等人组成的调查团，在固临县的三个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固临调查》包括10万字的调查实录和初步分析，涵盖了当地的经济社会情况、基层党和政府的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是延安时期一个非常翔实的调查报告。
　　乡村经济社会情况的调查
　　调查人员首先对26户农户进行访谈，并选择5户典型农户深入调研，然后，主要调查了张家乡张家行政村和同居行政村的基本情况。首先，报告分析了这两个行政村的人口及阶级成分：第一，1935年土地革命后地主没有了，原来的1户地主变成了中农；第二，富农减少了，原来的5户富农，有2户转成中农，1户在财产被没收后成了贫农，1941年又发展成中农；第三，由土地革命前的贫农占多数变为1941年的中农占多数，中农户数增加一倍以上；第四，贫农相对地减少了，原来的贫农有十几户升为中农，1941年的贫农中有一部分是土地革命后新移入的移民；第五，雇农维持着原来的数目，但是原来的雇农均已成为贫农，1941年的4户雇农都是新移入的；第六，阶级成分虽然起了相当大的变化，但是经济的发展很迟缓，没有一户中农上升为富农。其次，报告介绍了土地和牲畜情况。1941年农民的土地有两种情况满足不了生活需要：一是兄弟较多，土地革命时还在一家，后来分了家的；二是1940年前后迁移到此地的移民。关于牲畜方面，牛、驴略有增加，猪也增加很多，但是，羊减少一半以上。主要是因为土地革命时地主、富农和一部分中农的羊都被没收分散给贫农，贫农分散养羊不经济，所以就各自杀着吃了。因为羊粪是农村中主要的肥料，所以直接影响着农作物的产量。最后，文章分析了农民的收入和负担，认为1935年土地革命后的负担，比土地革命前是轻多了。报告还分析了觉德村的经济社会状况和农民负担情况，得出了与上述村庄基本相同的结论。
　　通过对边区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调查，报告最后得出结论：经过土地革命后，中农数量增加、贫农减少了，但是，耕地面积与粮食产量亦是没有什么增加。粮食的产量没有增加的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多数农民还缺乏耕牛与劳动力；二是农村中养羊的比较少，肥料不够，生产技术没有什么进步；三是政策上的缺陷与工作中的不足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比如，粮草的征收率重于商业税及其他副业税收的比例，农忙时的动员工作常常要耽误一部分庄稼的农时，有的勤劳的农民因负担过重而出卖牛羊，有的“二流子”反而可以不劳而获。报告批评到，虽然边区政府三令五申要解决新移民的土地问题，但是区乡政府并没有重视；边区政府也再三指示增加农村牲畜，但下级政府置若罔闻，致使牲畜数量过少。报告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如不设法解决，大量增加粮食产量及其他农产品是不可能的。在今后的工作中，上级政府应该有具体的指示，并协助区乡政府推行相关政策，这是改进农村工作的关键。
　　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工作的调查
　　《固临调查》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基层党组织与政府的工作情况，以及主要工作人员的情况。在更乐区张家乡的调查涉及运盐工作、借盐和借粮工作，对乡组织干事、宣传干事、工会主任的访谈，对乡长和同居村支书半个多月的生活记录等。在临镇区觉德村的调研主题更为广泛，通过访谈各项工作的负责人，了解了党的小组生活、行政村主任的工作、经济建设、自卫军工作、锄奸工作、工人及妇女工作等，还对一次救国公粮动员会做了详细的会议记录。关于临镇区委与一乡支部的工作考察，主要涉及区委宣传科工作、工作计划及其实施情况、区级干部学习讨论会、一乡的3个会议记录、一乡党员调查、施政纲领传达情况、乡青救会的情形等。临镇街上调查相对比较简单，主要包括临镇小学状况、十月革命节军民联合纪念大会情况，以及对新任镇长、老秀才的访谈等。
　　在扎实的调研基础上，《固临调查》首先指出了党和政权的基层组织问题。支干会、乡政务委员会、乡参议会等党和政权的基层组织机构，均没有建立起各自经常的工作机制。各个组织没有围绕自己的职能，召开特定主题的会议，开会大都是围绕粮草的摊派或检查工作进行。支干会包括支书、组织、宣传、经建、军事等5个干事，乡政府包括乡长、经建、锄奸、文化、优抗、卫生、仲裁等7个委员，但是，干事与委员的职责分工并不明确、合理，甚至有的干事或委员不知自己要做什么工作。乡政府的四个委员会，只是“优抗”与“锄奸”两个委员会有实际工作，经建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基本没有事情做，而工会、妇联和青救会更是只有空架子。在乡级政权组织中，党团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能力比较强的支部书记，只是公开地代替或者包办乡长的工作。这些问题不仅导致了乡村中党政组织生活的紊乱，工作方法的僵化，而且给了少数腐化变节分子可乘之机，影响到党与群众的联系。《固临调查》认为这个问题应该作为首要工作，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好。
　　报告分析了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上级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使得机构设置不符合现实情况，没有明确指出支干会应该如何领导，乡政府、干事和委员分别负责什么，更没有考虑清楚工会、妇联、青救会在地广人稀的农村应该怎样工作等实际问题；另一方面是区乡干部文化程度太低，上级对他们在工作中的教育又很少，使得他们在农村环境中容易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上级的指示文件对他们影响很小，群众的意见也很少接受。
　　《固临调查》还指出了县区两级动员工作压倒一切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党的重要文件，发到县上已经有了两三个月之久，但还没有开会讨论，只是传阅了一下。县区级干部大都只有做动员工作时才下乡，平时很少去农村调研本职工作，明知工作计划上有些做不到，报告上所写的有些不可靠，但都写上。“这些情况如不改变，则要进一步地深入与加强我们的工作是不可能的。”报告认为，改变这种状态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与工作制度上进行细密的检讨。要确定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建立分工负责与经常检查的制度，加强各级党团的工作，除了较重大的战斗动员外，其他工作不必经常派很多人去动员群众。只有动员工作压倒一切的现象纠正过来，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才能贯彻下去。
　　基层宣传工作情况的调查
　　宣传工作是《固临调查》的重要主题。调查对象包括固临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和临镇区委宣传科主要负责人。调查发现，固临县委宣传部实际工作人员只有1人，1940年县委宣传
　　部没有制订工作计划，县
　　委对于宣传部的工作没有按期检查，只是讨论过一次宣传部工作。宣传部的重要工作是组织各级干部学习，学习党内教育材料，阅读《群众报》《团结》和《共产党人》等。1940年1月13日到3月10日，固临县委开办了一次训练班，但是，因为课程与讲授内容太多，授课方式又不受欢迎，大多数学习的干部都理解不了。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没有对友区进行宣传工作，友区对边区的宣传也不清楚。通过对临镇区宣传科长的访谈，也发现了共产党对友区宣传工作做得很不好，党内教育由于没有检查，开展得很不理想。
　　《固临调查》指出，1935年土地革命后，农村中的思想斗争表现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如“三三制”政策、农民负担、教育问题等，但是，党在农村的宣传教育还非常薄弱。报告提出了加强宣传工作的四点主张。首先，要在每个区有懂得政策法令的知识分子干部，组织区级在职干部的学习，提高他们的文化，帮助研究和了解上级的决议和政策法令。其次，各县要经常开办乡级干部的短期训练班，保证党支部干事、乡长、行政村主任等乡村中的干部，能够轮流地受到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的训练。再次，改进乡村中的国民教育，提高小学师资，改良教育待遇，改进课本内容，并在大村庄或小市镇采用演戏、闹秧歌、说书、皮影戏等形式去开展农村大众中的文化宣传与社会教育。最后，政府应该积极地改进医疗条件，每个区、镇都应该有比较好的医生和药店。
　　《固临调查》作为延安时期优秀的调查研究，响应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序言中指明了这次调查的意义：“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而想象的东西和看了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的东西，绝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通过回顾《固临调查》的主要内容，可以得到一个重要启示：调查研究是检查领导工作的一面镜子。这个重要启示，也是延安时期张闻天晋陕调查的历史经验。《固临调查》是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做的一个比较早的农村经济社会现状和党政基层组织工作情况的综合调查，这个调查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印发整个陕甘宁边区，对深入认识和改进党和边区政府的农村工作，推动边区农业生产起到了一定作用。今天，学习李卓然等人的《固临调查》，应该学习调查团实事求是、严谨细致的调研精神，充分发挥调查研究检查领导工作的功能，做好当前的工作。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