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珉
　　亲情题材的电影，源自现实主义的传统写照，来源于生活。一部优秀的亲情电影，不分国度和年代，能够穿越语言障碍，触动内心柔软的角落。《宝贝儿》正是一部刻画家庭亲情及生命意义的电影。由台湾导演侯孝贤监制，涉及传统、人情和法理，让人联想到他的《悲情城市》，从家族的悲欢离合映射出时代变迁。不带温情的直观人物苦楚，戏仿纪录片式的人文关怀，缓慢变动焦点的透视视点，仿佛俯瞰人生的散点，带着豁达包容、静观默识的生存观点，波澜之处静水流深。
　　真实的纪录片风格
　　《宝贝儿》有种冷静旁观的真实感，所有人并不因为处于事件漩涡，而贴上主角的标签，每个人的表达都沉稳克制而不煽情，景深镜头的拍摄手法，让整部电影的节奏舒缓流畅，也让观众在真实的细节中思索体悟。最大的亮点莫过于杨幂，素面朝天灰头土脸的“扮丑”形象，在宣传海报和电影中无处不在：粗糙的皮肤，显眼的雀斑，干裂的嘴唇，散乱的头发，还有身上乡土的服饰，成为继《我不是潘金莲》《亲爱的》《找到你》后，又一部女性题材“自毁形象”的电影。这也是杨幂出道多年的首部文艺片，和过往电影形成鲜明对比，演技自然流露。一部本该声泪俱下的题材，硬是拍成了纪录片风格，灰冷的色调，再加上南京方言，使得全篇更真实可感。
　　杨幂饰演的江萌“润物细无声”，在平淡沉默中挽救缺陷儿于危难。故事聚焦社会底层残障人士的隐忍艰苦，同时也刻画出许多社会问题——残疾人的就业生活、孤寡老人的赡养、对先天残疾患儿的治疗、社会舆论的道德谴责等。 
　　两座孤岛的难言之隐
　　《宝贝儿》顾名思义，徐先生放弃对其先天无肛症女儿的治疗，在常人看来难以理解。他并不缺钱，也能治疗孩子。只是考虑到孩子长大成人后，将面临许多苦难和排斥，宁愿等死也不愿孩子受苦。这是心疼孩子的表现，怕她遭受欺侮羞辱、怕她被贴上残障人士的标签、怕她一辈子自卑不幸福。而被父母抛弃的另一个弃儿江萌（杨幂饰），却拯救了这个被父亲宣判“死刑”的缺陷婴儿，没有血缘关系的边缘人抱团取暖。这样的情感基调，和吴青峰片尾曲的温柔嗓音交相呼应，配上钢琴弦乐弦满而发意犹未尽，带来深沉悠远的艺术片效果。
　　江萌的执拗和倔强，那种无法舍弃对生的希望让人动容。当她邂逅另一个将被放弃生命的婴孩而言，具有同情心和同理心，仿佛看见当年的那个自己。她和孩子都是同类，生来就被遗弃寄养在养母家中，更加懂得生命的珍贵。“我能活下来，这孩子也一定可以！”绝望的眼神看得人揪心。整部电影，就和江萌绝望的眼神一样，令人心碎。面对同样遭遇的孩子，她宁愿缠着警察，甚至触碰法律的底线，正如她为这个不会说话的孩子代言发声：“她有权利活着！”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在另一个平行世界，徐先生和江萌一样有着难言之隐。他对亲属掩饰不住悲痛说：“这孩子没有以后了。”徐先生作为孩子生父具有最终裁决权，看似冷血无情地将孩子送到临终关怀医院，实属无奈之举，以至痛哭流涕，绝望地回怼江萌：“你这是往我伤口上撒盐！”因江萌的执念，徐先生深受社会的道德批判，那些在他家门口喷上鲜红的“杀人犯”字体的人们，并没有替孩子考虑将来，只是出于人道主义去挽救一条鲜活的生命，但劫后余生却与他们无关。
　　江萌和徐先生，两个复杂而真实的人物，分属两个极端，纵使境遇不一样，但内心的苦楚，都一样难以下咽。前者为了让孩子活着，不惜一切代价，从南京辗转到马鞍山寻找下落，不断追踪骚扰生父徐先生，甚至悄悄将孩子抱走，希望她能得到救治；后者认为亲生骨肉既然无法健康幸福地活着，不如放弃治疗，让她在医院安静地离开人世。二者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没有谁不爱孩子，只是在这种气氛下他们都变成了“孤岛”，沉浸在自己的想法中，互相不了解，当人性和道德搅在一块时，最后无法分清谁对谁错。
　　贯穿始终的三条纽带
　　《宝贝儿》中，非血缘的两组家庭关系，看似松散，却通过三条纽带紧密相连。第一条纽带是徐先生和其先天无肛症女儿之间，名存实亡的父女关系。第二条纽带是《宝贝儿》里若隐若现的暗线，即没有血缘关系的江萌和缺陷儿的秘密。江萌为了印证当年的那个缺陷儿，就是活到今天的自己，据理力争。两只蝼蚁相互取暖，各取所需。
　　第三条纽带，则是贯穿《宝贝儿》始终的明线，监制侯孝贤在电影中一脉相承的家庭观。残缺的家庭单元——江萌和养母的关系，养母扮演了真正意义上“母亲”的角色。虽是形式上的“母女”关系，但观众却感觉不到亲情的缺失，用自然写实的方式，呈现日常生活中江萌和养母真实的爱——养母求王院长带江萌找工作，江萌早起给养母做饭放在保温瓶。20年来，家和家人，在江萌心中意味着全部的精神力量。表面上，养母对江萌拆除精装板表示愤怒，认为她不听话。但在家庭和母爱之间，她们始终风雨共济，江萌担心木板释放甲醛，伤害养母的身体，养母则为了江萌多要拆迁款以备其嫁妆。《宝贝儿》在片末陈述了政府对缺陷儿寄养家庭的相关法规：缺陷儿寄养属于有偿寄养，规定孩子18岁成人后必须离开，且孩子不涉及遗产和赡养义务。但现实生活中，许多缺陷儿依旧无法被妥善安置，也有像江萌和养母一样，个体的无助遭遇。江萌因为成年必须离开养母，而养母年老体弱、不适合独居，只能被送到养老院。江萌是养母的“蝴蝶”，女性的处境，带着相关性。当江萌怒怼相关工作人员控诉国家规定时，当江萌和养母道别时流露含泪的眼神，那种凄凉无奈的氛围，营造了没有血缘的爱和归属感，属于现实主义美学的高峰。
　　电影在江萌的迷惘等待中戛然而止，只留下一行黑底白字：“据统计，中国每年有90万例缺陷婴儿出生”，引人深思。江萌从开篇不愿意接受残障人士的标签，到最后填写申请评残，生活依旧坎坷曲折。孩子最后死亡的原因并不重要，正如徐先生轻描淡写的两句话：“小孩死了，我就跟你讲一下……”而这又何尝不是江萌满怀期待，而收获失望的另类精神折磨，也许是治疗失败，也许是被放弃治疗，给电影蒙上了残酷、悲伤的底色。但不管如何，江萌最终都得接受社会不公的现实，在逆境中发光坚韧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