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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众瞩目清凉山”
边江
陕北特别是延安，在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的13年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和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指挥中心和革命大本营。而延安的清凉山，则是闻名遐迩的“红色新闻山”——当年，新华社、解放日报社、边区群众报社（后更名为群众日报社）等我党新闻宣传单位，主要以清凉山为阵地，担负起党的“耳目”“喉舌”重任，宣传动员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陕北延安和清凉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包括在中国新闻史和新华社的历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一、红中社在延安更名为新华社
1935年10月19日，红军长征到达吴起，与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在随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在瓦窑堡（今子长县）恢复文字广播并出版《红色中华》报，并出版参考刊物《无线电日讯》。
1936年7月，党中央从瓦窑堡迁往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党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红中社也随之先后迁往保安和延安。在延安，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王皮湾开始播音，成为新华社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通知说：“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
1946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全党办新华通讯社，决定对新华通讯社和《解放日报》作重大改组。根据改组方案制订的《新华社、解放日报暂行管理规则》规定：（一）新华通讯社及《解放日报》为中央之机关通讯社与机关报。《解放日报》为中央所在地最高党委（时为西北局）之机关报。（二）新华通讯社与《解放日报》隶属于中央宣传部，并在重大问题上受中央书记处直接指挥。（三）为加强领导党的通讯社及机关报工作，中央特设党报委员会，讨论与确定每一时期新华社及《解放日报》宣传方针并检查其执行程度。当时，新华社、党中央机关报和广播电台为“三位一体”的组织机构。
二、延安清凉山——红色新闻山
清凉山位于延安市区、延河北岸，高100多米，方圆约4平方公里，也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之一。
1937年1月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时，社址在延安城内。1938年3月，新华社从城内迁到清凉山。1939年2月，新华社从清凉山迁到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1941年5月，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社一起搬到清凉山上新打的窑洞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凉山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和边区群众报社的所在地。“七大”开幕时，陈毅同志赋诗曰：“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因此，清凉山被称为“红色新闻山”，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清凉山于1956年8月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12月，中宣部批准了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纪念馆项目，新华社、广播电视部、国家出版局共资助了80万元用于建馆。1986年10月24日，延安新闻纪念馆建成开馆，中国记协组织几十位“老延安”前来祝贺。如今，延安新闻纪念馆已成为著名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新华社曾几次拨款派人帮助延安新闻纪念馆进行修葺，改进布展。
三、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四大队”
1947年3月初，中共中央为了打破国民党发动的对陕北根据地的重点进攻，果断作出了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定。我军撤出延安后，新华社大部分同志由社长廖承志率领前往太行寻找新工作点。副总编辑范长江则领导部分同志留在陕北子长，在一座简陋的庙里播发陕北战场和全国战场的战报。直至国民党军逼近子长，他们才带着电台急行军转移，追赶中央机关队伍。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11日，又决定中央和军委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暂住晋西北的临县地区，组成由叶剑英、杨尚昆负责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及警卫部队共800余人组成中央纵队（对外称“三支队”）。新华社工作队称“四大队”，大队长范长江，人员最初有40余人，后因工作需要，到当年11月人员调整到107人。“四大队”有3个分队，第一分队为编辑和英译人员，第二分队为电务和中译人员，第三分队为行政后勤人员。主要任务一是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外国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供党中央领导人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二是同太行总社保持电台通信联络，一方面传送解放军总部的战报和中央领导人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社论、新闻等各种文稿以及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指示；另一方面向党中央转达太行总社有关宣传报道的请示报告。三是抄收太行总社的文字广播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编辑出版每期各4000字左右的《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中央纵队干部阅读。四是代表总社就近指导西北总分社和西北野战军分社的报道业务。
当时陕北敌我力量的对比约为十比一。胡宗南仗着自己兵多，急于寻找我军的主力决战，又是派飞机四处侦查，又是用无线电台监测，并悬赏监测到毛泽东的电台者将赏金30万元，能监测到彭德怀的电台赏金20万元。但我军的行踪敌人始终未能搞清楚。为了保障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大队”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避免被敌人捕捉到信息，同时密切关注和收集敌台情况，随时向中央汇报。1947年6月9日，“四大队”的电台搜索到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说，毛泽东正在马蹄儿沟一带活动。范长江立刻汇报给毛主席。那时党中央机关和毛主席驻地在王家湾，离马蹄儿沟还有几十里地，而“四大队”住在高川，距王家湾不远。当晚胡宗南部以四个半旅的兵力向马蹄儿沟方向进发，而王家湾是胡军袭击马蹄儿沟的必经之地，中央机关立刻向山上转移，同时命令“四大队”也立刻转移。据“四大队”工作人员张连生回忆，“当我们走近山口时，看见毛主席、周副主席站在雨中，正在等我们呢！他们说，由于情况紧急，其他大队都已进山了，因怕新华社的同志们走错了路，才在这里等我们的。见到我们都赶上来了，他们才放心地同我们一起上了山。”当时追军紧逼，又遇狂风暴雨，大家相互扶持，前后照应，在崎岖泥泞山路上艰难行进，安全转移。“四大队”有好几次就这样转危为安。
“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历时一年多，途经12个县，先后住过37个村庄，大的转移有8次，依次是：清涧县孙家河，靖边县青阳岔，安塞县高川，靖边县悬梁峁、牛家沟，佳县槐树峁、闫家坪，米脂县杨家沟，行程数千里。生活非常艰苦，常以黑豆、酸菜充饥；以门板、磨盘、灶台作办公桌；环境险恶，有时就在距敌不过一二十里的紧急情况下工作。他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每天编辑出版《新闻简报》《参考消息》，供中央机关领导阅读。这期间新华社的许多重大新闻和重要社论、评论，都是经“四大队”电发太行，由临时总社播发全国的。1948年4月22日，范长江率领“四大队”随同中央支队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新驻地。
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的：“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四、战火硝烟中的西北总分社和群众日报、西北台
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陕西分社的创建者和前身）、《边区群众报》（后改名《群众日报》，《陕西日报》的前身）、西北新华广播电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在陕北时期也是“三位一体”，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2月19日，西北新闻社成立，李卓然任社长，胡绩伟任总编辑。同年3月12日，成立于1940年3月的《边区群众报》因战事紧张被迫停刊，报社人员编入西北新闻社。1947年5月27日，西北新闻社改组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1947年3月成立的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后来也归总分社领导。
西北新闻社在筹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的同时，就积极筹划恢复《边区群众报》的出版，在出了6期试刊后，4月21日正式复刊出版，并由过去的三日刊改为日报，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采取油印、石印、铅印等多种方式坚持出版，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唯一坚持出版的党报。1948年1月10日，《边区群众报》转战陕北途中，在绥德县霍家坪更名为《群众日报》（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报头仍然由毛泽东同志书写。4月22日延安光复，《群众日报》回到革命圣地延安清凉山继续出版。
1949年1月1日，西北新华广播电台（简称西北台）在清凉山上试播，1月5日正式开播。此时，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为一套人马、三块牌子。总分社社长为林朗，报社总编辑由总分社总编辑胡绩伟兼任，电台负责人由总分社副总编辑金照兼任。
西北总分社及其前线分社、群众日报、广播电台的同志们转战陕北和西北前线，采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战地报道。例如，1947年5月13日，新华社播发了记者林朗采写的通讯《记蟠龙大捷》，以生动的笔墨记述了蟠龙大捷的战斗过程及边区群众对人民军队的支持。1948年4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西北野战军当日收复延安的消息。4月23日，新华社播发记者汤洛写的延安通讯《毛主席万岁》，生动地反映了胡宗南军队侵占延安期间老百姓参加游击队，巧妙打击敌人，热爱毛主席的事迹。1948年9月，新华社播发前线分社记者杜鹏程采写的反映火线见闻的长篇通讯，彭德怀副总司令认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这种深入战斗采访报道的作风，值得提倡推广。1948年4月，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成立了收复延安报道组，乔迁任组长，成员有汤洛、张光、范永新等。报道组同志采写了大量鲜活的新闻稿件，如《好！延安回来了！》《延安在狂欢》《延安人民的爱和憎》《胜利的花朵——光复延安庆祝大会零记》等，以激情洋溢的笔触，表达了延安军民庆祝胜利的喜悦心情和欢快场景。他们还采写了大量反映延安人民恢复生产、工作、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报道，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创刊之初工作人员不到10人，进城时已发展到近300人。1949年4月，解放军逼近西安。这时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即抽出120多人组成西安报业接管组，进行学习培训，做好进城的准备工作。5月20日，西安解放，接管组也跟着进城，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即开始在西安发稿办公，先是出版《新闻简报》，及时报道最新消息，5月27日就在西安开始出版对开两版的《群众日报》，6月1日正式出版对开四版的《群众日报》。报社大部分同志分两批从延安到达西安。胡绩伟回忆说，群众日报社进西安后又接管了国民党原统治的新闻单位200多人，“一个500多人的大机关住进原来国民党省党部的旧址，真够气派！”随着西安解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于1949年6月1日开始在西安播音，一周后更名为西安新华广播电台，不久又更名为西安人民广播电台（仍为西北台）。
西北总分社及前线分社是西北各省区新华分社的前身及创建者和领导者。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甘肃日报社和新华社甘肃分社随之成立（报、社一体），阮迪民任社长。1949年9月2日，西宁解放，青海日报社和新华社西宁分社成立，午人任分社社长兼报社总编辑。1949年9月23日，银川解放，先是由前线分社承担宁夏的报道任务，接着总分社派人组建了宁夏分社，冯森龄任社长。新疆和平解放后，《新疆日报》（汉文版）和新华社新疆分社相继成立，蓝钰任社长。胡绩伟在回忆录中说，1949年，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这个“三位一体”的机构进入西安后，调配干部“成了问题”。仅八九月份就向甘肃、青海、宁夏派出了120多位新闻干部。紧接着，又派记者进疆，充实加强新疆的报道力量。陕西的报道由总分社直接负责。1948年和1949年期间，西北总分社还在陕西各地及陇东建立了10个支社以加强报道。
1950年5月，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在西安分别设立独立机构办公。5月31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根据中央新闻总署的决定，确定了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一野总分社统一整编及建立陕西分社的方案。6月1日，新华社陕西分社正式成立，张帆任分社社长，分社业务归属西北总分社领导。1954年10月，随着西北局的撤销，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随之撤销，总分社人员部分调往北京，部分调往其他分社或单位，大部分留在陕西分社工作。
（作者系新华社陕西分社原副社长、高级记者）
陕北特别是延安，在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的13年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和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指挥中心和革命大本营。而延安的清凉山，则是闻名遐迩的“红色新闻山”——当年，新华社、解放日报社、边区群众报社（后更名为群众日报社）等我党新闻宣传单位，主要以清凉山为阵地，担负起党的“耳目”“喉舌”重任，宣传动员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陕北延安和清凉山，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包括在中国新闻史和新华社的历史上，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一、红中社在延安更名为新华社
1935年10月19日，红军长征到达吴起，与陕北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在随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很快就在瓦窑堡（今子长县）恢复文字广播并出版《红色中华》报，并出版参考刊物《无线电日讯》。
1936年7月，党中央从瓦窑堡迁往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党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红中社也随之先后迁往保安和延安。在延安，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王皮湾开始播音，成为新华社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和改进新华社工作的通知》，通知说：“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与《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
1946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全党办新华通讯社，决定对新华通讯社和《解放日报》作重大改组。根据改组方案制订的《新华社、解放日报暂行管理规则》规定：（一）新华通讯社及《解放日报》为中央之机关通讯社与机关报。《解放日报》为中央所在地最高党委（时为西北局）之机关报。（二）新华通讯社与《解放日报》隶属于中央宣传部，并在重大问题上受中央书记处直接指挥。（三）为加强领导党的通讯社及机关报工作，中央特设党报委员会，讨论与确定每一时期新华社及《解放日报》宣传方针并检查其执行程度。当时，新华社、党中央机关报和广播电台为“三位一体”的组织机构。
二、延安清凉山——红色新闻山
清凉山位于延安市区、延河北岸，高100多米，方圆约4平方公里，也是革命圣地延安的象征之一。
1937年1月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时，社址在延安城内。1938年3月，新华社从城内迁到清凉山。1939年2月，新华社从清凉山迁到党中央所在地杨家岭。1941年5月，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社一起搬到清凉山上新打的窑洞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清凉山是中央党报委员会、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出版发行部、中央印刷厂和边区群众报社的所在地。“七大”开幕时，陈毅同志赋诗曰：“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因此，清凉山被称为“红色新闻山”，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
清凉山于1956年8月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12月，中宣部批准了延安清凉山新闻出版纪念馆项目，新华社、广播电视部、国家出版局共资助了80万元用于建馆。1986年10月24日，延安新闻纪念馆建成开馆，中国记协组织几十位“老延安”前来祝贺。如今，延安新闻纪念馆已成为著名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新华社曾几次拨款派人帮助延安新闻纪念馆进行修葺，改进布展。
三、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的“四大队”
1947年3月初，中共中央为了打破国民党发动的对陕北根据地的重点进攻，果断作出了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定。我军撤出延安后，新华社大部分同志由社长廖承志率领前往太行寻找新工作点。副总编辑范长江则领导部分同志留在陕北子长，在一座简陋的庙里播发陕北战场和全国战场的战报。直至国民党军逼近子长，他们才带着电台急行军转移，追赶中央机关队伍。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会议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中央工作委员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11日，又决定中央和军委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暂住晋西北的临县地区，组成由叶剑英、杨尚昆负责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
枣林沟会议后，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员及警卫部队共800余人组成中央纵队（对外称“三支队”）。新华社工作队称“四大队”，大队长范长江，人员最初有40余人，后因工作需要，到当年11月人员调整到107人。“四大队”有3个分队，第一分队为编辑和英译人员，第二分队为电务和中译人员，第三分队为行政后勤人员。主要任务一是抄译国民党中央社电讯和路透、美联、合众等外国通讯社的部分英文电讯，供党中央领导人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二是同太行总社保持电台通信联络，一方面传送解放军总部的战报和中央领导人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社论、新闻等各种文稿以及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指示；另一方面向党中央转达太行总社有关宣传报道的请示报告。三是抄收太行总社的文字广播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编辑出版每期各4000字左右的《新闻简报》和《参考消息》，供中央纵队干部阅读。四是代表总社就近指导西北总分社和西北野战军分社的报道业务。
当时陕北敌我力量的对比约为十比一。胡宗南仗着自己兵多，急于寻找我军的主力决战，又是派飞机四处侦查，又是用无线电台监测，并悬赏监测到毛泽东的电台者将赏金30万元，能监测到彭德怀的电台赏金20万元。但我军的行踪敌人始终未能搞清楚。为了保障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大队”采取严格的防护措施，避免被敌人捕捉到信息，同时密切关注和收集敌台情况，随时向中央汇报。1947年6月9日，“四大队”的电台搜索到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说，毛泽东正在马蹄儿沟一带活动。范长江立刻汇报给毛主席。那时党中央机关和毛主席驻地在王家湾，离马蹄儿沟还有几十里地，而“四大队”住在高川，距王家湾不远。当晚胡宗南部以四个半旅的兵力向马蹄儿沟方向进发，而王家湾是胡军袭击马蹄儿沟的必经之地，中央机关立刻向山上转移，同时命令“四大队”也立刻转移。据“四大队”工作人员张连生回忆，“当我们走近山口时，看见毛主席、周副主席站在雨中，正在等我们呢！他们说，由于情况紧急，其他大队都已进山了，因怕新华社的同志们走错了路，才在这里等我们的。见到我们都赶上来了，他们才放心地同我们一起上了山。”当时追军紧逼，又遇狂风暴雨，大家相互扶持，前后照应，在崎岖泥泞山路上艰难行进，安全转移。“四大队”有好几次就这样转危为安。
“四大队”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历时一年多，途经12个县，先后住过37个村庄，大的转移有8次，依次是：清涧县孙家河，靖边县青阳岔，安塞县高川，靖边县悬梁峁、牛家沟，佳县槐树峁、闫家坪，米脂县杨家沟，行程数千里。生活非常艰苦，常以黑豆、酸菜充饥；以门板、磨盘、灶台作办公桌；环境险恶，有时就在距敌不过一二十里的紧急情况下工作。他们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每天编辑出版《新闻简报》《参考消息》，供中央机关领导阅读。这期间新华社的许多重大新闻和重要社论、评论，都是经“四大队”电发太行，由临时总社播发全国的。1948年4月22日，范长江率领“四大队”随同中央支队到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附近的新驻地。
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所说的：“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四、战火硝烟中的西北总分社和群众日报、西北台
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陕西分社的创建者和前身）、《边区群众报》（后改名《群众日报》，《陕西日报》的前身）、西北新华广播电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在陕北时期也是“三位一体”，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7年2月19日，西北新闻社成立，李卓然任社长，胡绩伟任总编辑。同年3月12日，成立于1940年3月的《边区群众报》因战事紧张被迫停刊，报社人员编入西北新闻社。1947年5月27日，西北新闻社改组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1947年3月成立的新华社西北前线分社后来也归总分社领导。
西北新闻社在筹建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的同时，就积极筹划恢复《边区群众报》的出版，在出了6期试刊后，4月21日正式复刊出版，并由过去的三日刊改为日报，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采取油印、石印、铅印等多种方式坚持出版，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唯一坚持出版的党报。1948年1月10日，《边区群众报》转战陕北途中，在绥德县霍家坪更名为《群众日报》（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报），报头仍然由毛泽东同志书写。4月22日延安光复，《群众日报》回到革命圣地延安清凉山继续出版。
1949年1月1日，西北新华广播电台（简称西北台）在清凉山上试播，1月5日正式开播。此时，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为一套人马、三块牌子。总分社社长为林朗，报社总编辑由总分社总编辑胡绩伟兼任，电台负责人由总分社副总编辑金照兼任。
西北总分社及其前线分社、群众日报、广播电台的同志们转战陕北和西北前线，采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战地报道。例如，1947年5月13日，新华社播发了记者林朗采写的通讯《记蟠龙大捷》，以生动的笔墨记述了蟠龙大捷的战斗过程及边区群众对人民军队的支持。1948年4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西北野战军当日收复延安的消息。4月23日，新华社播发记者汤洛写的延安通讯《毛主席万岁》，生动地反映了胡宗南军队侵占延安期间老百姓参加游击队，巧妙打击敌人，热爱毛主席的事迹。1948年9月，新华社播发前线分社记者杜鹏程采写的反映火线见闻的长篇通讯，彭德怀副总司令认为党的新闻工作者这种深入战斗采访报道的作风，值得提倡推广。1948年4月，新华社西北总分社成立了收复延安报道组，乔迁任组长，成员有汤洛、张光、范永新等。报道组同志采写了大量鲜活的新闻稿件，如《好！延安回来了！》《延安在狂欢》《延安人民的爱和憎》《胜利的花朵——光复延安庆祝大会零记》等，以激情洋溢的笔触，表达了延安军民庆祝胜利的喜悦心情和欢快场景。他们还采写了大量反映延安人民恢复生产、工作、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报道，深受广大读者欢迎。
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创刊之初工作人员不到10人，进城时已发展到近300人。1949年4月，解放军逼近西安。这时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即抽出120多人组成西安报业接管组，进行学习培训，做好进城的准备工作。5月20日，西安解放，接管组也跟着进城，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即开始在西安发稿办公，先是出版《新闻简报》，及时报道最新消息，5月27日就在西安开始出版对开两版的《群众日报》，6月1日正式出版对开四版的《群众日报》。报社大部分同志分两批从延安到达西安。胡绩伟回忆说，群众日报社进西安后又接管了国民党原统治的新闻单位200多人，“一个500多人的大机关住进原来国民党省党部的旧址，真够气派！”随着西安解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于1949年6月1日开始在西安播音，一周后更名为西安新华广播电台，不久又更名为西安人民广播电台（仍为西北台）。
西北总分社及前线分社是西北各省区新华分社的前身及创建者和领导者。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甘肃日报社和新华社甘肃分社随之成立（报、社一体），阮迪民任社长。1949年9月2日，西宁解放，青海日报社和新华社西宁分社成立，午人任分社社长兼报社总编辑。1949年9月23日，银川解放，先是由前线分社承担宁夏的报道任务，接着总分社派人组建了宁夏分社，冯森龄任社长。新疆和平解放后，《新疆日报》（汉文版）和新华社新疆分社相继成立，蓝钰任社长。胡绩伟在回忆录中说，1949年，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这个“三位一体”的机构进入西安后，调配干部“成了问题”。仅八九月份就向甘肃、青海、宁夏派出了120多位新闻干部。紧接着，又派记者进疆，充实加强新疆的报道力量。陕西的报道由总分社直接负责。1948年和1949年期间，西北总分社还在陕西各地及陇东建立了10个支社以加强报道。
1950年5月，新华社西北总分社、群众日报社、西北新华广播电台在西安分别设立独立机构办公。5月31日，西北军政委员会新闻局根据中央新闻总署的决定，确定了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和一野总分社统一整编及建立陕西分社的方案。6月1日，新华社陕西分社正式成立，张帆任分社社长，分社业务归属西北总分社领导。1954年10月，随着西北局的撤销，新华社西北总分社随之撤销，总分社人员部分调往北京，部分调往其他分社或单位，大部分留在陕西分社工作。
（作者系新华社陕西分社原副社长、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