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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纳党外人士之谏
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米脂县参议会议长李鼎铭。这位个头较小、两眼炯炯有神、拄着拐杖的老人，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李鼎铭，1881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尽管家境贫寒，可他发奋苦读，遍览经史子集及医学经典著作，精于史地、数学，喜爱研究天文气象，对中医理论和实践的造诣较深。他先后创办了米脂县国民小学和桃镇国民高等小学，并曾任教于榆林中学。西安事变爆发后，李鼎铭从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中深切感受到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从而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
1941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如何团结广大民众，振奋精神，同心协力，战胜困难，争取胜利，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根本任务。在这种形势下，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于11月6日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开幕。
为了建立坚固的抗日根据地以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花费了很大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工作。边区参议会是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设立的人民参政机构。它是边区人民参与国是管理、实现当家作主的主要组织形式。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制定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共21条，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在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制定出具体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政权建设纲领中规定的“三三制”原则。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即边区政府负责人中共党员只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李鼎铭作为开明绅士代表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隆重开幕了，参议员中，既有满身油污的边区工人，也有身披老羊皮袄、头扎白羊肚手巾的农民；既有一身灰色军装的八路军战士，也有穿着边区自织的粗布制服的机关工作人员；既有共产党员，也有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家从不同的岗位上走来，欢聚一堂，争献抗日救国大计，共商边区建设方针。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道：“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他指出，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党内一些人存在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共事，这直接影响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大力克服。他还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
毛泽东实行党内外民主合作、团结抗战、共渡难关的决策，要求参议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李鼎铭激动不已。而此时，李鼎铭正为老百姓负担过重的状况焦急不安，也对政府机构中的一些人浮于事的现象颇有意见。他反复思忖着，“提，还是不提？”“怎么办？”他还找其他参议员交换过意见，但意见不一致。听了毛泽东的演说，他下定决心，在这次会上先后提了好几个提案。其中，最著名的是李鼎铭联合姬伯雄等参议员提出的第81号议案“精兵简政”，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的经济紊乱之现象”。还提出了五项具体实施办法。
当时，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也有人冷言冷语。一时间，李鼎铭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有的人认为，李鼎铭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策，为抗日救国献计献策的行为令人敬佩。也有些议员认为，正值抗战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我们实行精兵简政，不就等于束手就擒吗？有的人认为，李鼎铭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还怎么夺取抗战胜利？一些人觉得无法接受，甚至有人怀疑李鼎铭会不会抱有什么个人动机，等等。
隆冬的夜已经很深了，喧闹的延安早已归于寂静，只有呼呼的西北风刮个不停，阵阵寒意透过窗棂，浸满了并不宽敞的窑洞。微弱的灯光下，正在办公的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研究李鼎铭的这份“精兵简政”的提案。“鱼大水小”的矛盾，毛泽东早就有所觉察，中共中央也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一矛盾。194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曾讨论过关于改革中央机关的组织机构问题，并决议“中央机关的任务为研究情况、掌握政策、总结经验、调剂干部，其组织以精干为原则”“中央各部委组织，须按上述原则，重新编制”。
“在今日之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互助，平衡发展之效果。”“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病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提案里的内容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煤油灯静静地燃着，毛泽东的思绪却在不停地翻滚。阅罢提案，他心情激动，连声说：“好！好！”边说边把重要内容用红笔圈出来，认真地记在本子上，还在李鼎铭的提案旁批上了这样一段话：“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最后批示“精兵简政”提案提交大会讨论。
会上，李鼎铭阐述精兵简政的发言一结束，毛泽东没等持反对意见的人说话就站了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极其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人提出的“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的意见进行了批评。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他还在会上严肃地指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在大多数代表支持下，边区参议会以16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李鼎铭等人提出的议案。共产党把精兵简政政策贯彻下去，成功地解决了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精兵简政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十大政策之一。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以期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
针对实施精兵简政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在1942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精兵简政问题，如果想不到敌后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现在想不到几个月后适应环境的主动步骤，就会手忙脚乱，敌后变化会是突然的，所以要主动地定出办法。”针对有的地方的同志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1942年9月7日，毛泽东亲自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社论强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文章说：“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社论进一步阐发了精兵简政的重大意义，有力地推动了精兵简政政策的贯彻执行。
精兵简政的实施，有效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因为精兵简政，缩小机构，减少脱产人员，一方面，节省了民力，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获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支持；另一方面，又可以克服党、政、群众团体机构臃肿庞大、职责不明等缺点，提高了工作效率；还能节省经费，减少开支，促廉洁之风。据统计，1942年，陕甘宁边区第一次精兵简政，缩编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至原有人员的76%；晋冀鲁豫边区各级政府缩编人员48%，节省政府经费开支46%，取得良好的廉政建设效果。
后来，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讲：“‘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李鼎铭被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真诚所感动，他在返回米脂时，充满感情地说，共产党人和“其他人士开诚相见，不以为自己是主人，无党无派的人，也不应该采取旁观态度。我在政府里几个月来，没有看到党员和非党员的差别；相反，他们非常尊重无党无派的人士，因此我也不敢以‘外人’自居，而要站在‘主人’的地位了。”1942年，在接见晋西北绅士参观团时，李鼎铭告诉晋西北的绅士们，自己决心与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
在这次参议会上，经毛泽东亲自提议，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毛泽东对敢于直抒胸臆、说真话的李鼎铭很尊重、很佩服，李鼎铭也对毛泽东的领袖风范由衷敬仰。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第二届参议会结束不久，李鼎铭把家从米脂县搬到延安，并把全部家产献给了当地政府，毛泽东派车把他接到杨家岭，亲切地把他迎进土窑洞做客，并问了他搬家的情况。李鼎铭说，把家产全部献给了国家。毛泽东说：“你自己留一点吧。”他说：“一点也不留。”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你真是个开明人士！”
毛泽东对李鼎铭非常关心。李鼎铭每次到杨家岭，毛泽东工作再忙，也要接见他，并给他讲国内外抗战形势。他还经常到边区政府看望李鼎铭，并指示有关部门对李鼎铭在生活上加以照顾。李鼎铭的大儿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当差，他想叫儿子弃暗投明，回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经毛泽东同意，边区政府派人带着他给儿子的亲笔信，经过一番周折，把他的大儿子全家接到了延安。李鼎铭看到儿子安全回来，高兴地连声说：“共产党真行！真行！”
李鼎铭精通中医。有一次，毛泽东的胃病和风湿性关节炎同时发作，李鼎铭用中药加按摩的办法给他治疗。果然，毛泽东吃完药，疼痛减轻，胳膊也活动自如了。
李鼎铭说，在阳光下按摩效果最好。毛泽东欣然同意。几个疗程下来，病情的确减轻了。
两人趁此机会交谈了许多问题。有一次，毛泽东对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如何发展。李鼎铭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1944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文教会组织中西医座谈会，讨论中西医合作问题，李鼎铭提出了“中医要科学化，西医要中国化”的口号，他为推动中西医合作作出重大贡献。1945年3月，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成立，李鼎铭任会长，在他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边区中西医走上了携手合作的道路。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
李鼎铭，1881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尽管家境贫寒，可他发奋苦读，遍览经史子集及医学经典著作，精于史地、数学，喜爱研究天文气象，对中医理论和实践的造诣较深。他先后创办了米脂县国民小学和桃镇国民高等小学，并曾任教于榆林中学。西安事变爆发后，李鼎铭从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中深切感受到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从而激发了他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
1941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局面，如何团结广大民众，振奋精神，同心协力，战胜困难，争取胜利，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根本任务。在这种形势下，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于11月6日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开幕。
为了建立坚固的抗日根据地以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花费了很大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工作。边区参议会是延安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设立的人民参政机构。它是边区人民参与国是管理、实现当家作主的主要组织形式。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制定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纲领共21条，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在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制定出具体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政权建设纲领中规定的“三三制”原则。陕甘宁边区实行“三三制”，即边区政府负责人中共党员只占三分之一，非党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李鼎铭作为开明绅士代表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隆重开幕了，参议员中，既有满身油污的边区工人，也有身披老羊皮袄、头扎白羊肚手巾的农民；既有一身灰色军装的八路军战士，也有穿着边区自织的粗布制服的机关工作人员；既有共产党员，也有无党派民主人士。大家从不同的岗位上走来，欢聚一堂，争献抗日救国大计，共商边区建设方针。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道：“参议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他指出，为了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而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党内一些人存在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共事，这直接影响着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大力克服。他还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
毛泽东实行党内外民主合作、团结抗战、共渡难关的决策，要求参议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李鼎铭激动不已。而此时，李鼎铭正为老百姓负担过重的状况焦急不安，也对政府机构中的一些人浮于事的现象颇有意见。他反复思忖着，“提，还是不提？”“怎么办？”他还找其他参议员交换过意见，但意见不一致。听了毛泽东的演说，他下定决心，在这次会上先后提了好几个提案。其中，最著名的是李鼎铭联合姬伯雄等参议员提出的第81号议案“精兵简政”，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的经济紊乱之现象”。还提出了五项具体实施办法。
当时，有人赞同，有人反对，也有人冷言冷语。一时间，李鼎铭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有的人认为，李鼎铭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政策，为抗日救国献计献策的行为令人敬佩。也有些议员认为，正值抗战救国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我们实行精兵简政，不就等于束手就擒吗？有的人认为，李鼎铭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还怎么夺取抗战胜利？一些人觉得无法接受，甚至有人怀疑李鼎铭会不会抱有什么个人动机，等等。
隆冬的夜已经很深了，喧闹的延安早已归于寂静，只有呼呼的西北风刮个不停，阵阵寒意透过窗棂，浸满了并不宽敞的窑洞。微弱的灯光下，正在办公的毛泽东聚精会神地研究李鼎铭的这份“精兵简政”的提案。“鱼大水小”的矛盾，毛泽东早就有所觉察，中共中央也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一矛盾。1941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曾讨论过关于改革中央机关的组织机构问题，并决议“中央机关的任务为研究情况、掌握政策、总结经验、调剂干部，其组织以精干为原则”“中央各部委组织，须按上述原则，重新编制”。
“在今日之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互助，平衡发展之效果。”“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病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提案里的内容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煤油灯静静地燃着，毛泽东的思绪却在不停地翻滚。阅罢提案，他心情激动，连声说：“好！好！”边说边把重要内容用红笔圈出来，认真地记在本子上，还在李鼎铭的提案旁批上了这样一段话：“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最后批示“精兵简政”提案提交大会讨论。
会上，李鼎铭阐述精兵简政的发言一结束，毛泽东没等持反对意见的人说话就站了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极其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人提出的“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的意见进行了批评。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他还在会上严肃地指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在大多数代表支持下，边区参议会以16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李鼎铭等人提出的议案。共产党把精兵简政政策贯彻下去，成功地解决了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精兵简政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十大政策之一。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以期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
针对实施精兵简政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在1942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精兵简政问题，如果想不到敌后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现在想不到几个月后适应环境的主动步骤，就会手忙脚乱，敌后变化会是突然的，所以要主动地定出办法。”针对有的地方的同志还不理解精兵简政同当前形势和党的各项政策的关系，1942年9月7日，毛泽东亲自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社论强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文章说：“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社论进一步阐发了精兵简政的重大意义，有力地推动了精兵简政政策的贯彻执行。
精兵简政的实施，有效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因为精兵简政，缩小机构，减少脱产人员，一方面，节省了民力，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获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支持；另一方面，又可以克服党、政、群众团体机构臃肿庞大、职责不明等缺点，提高了工作效率；还能节省经费，减少开支，促廉洁之风。据统计，1942年，陕甘宁边区第一次精兵简政，缩编各级政府工作人员至原有人员的76%；晋冀鲁豫边区各级政府缩编人员48%，节省政府经费开支46%，取得良好的廉政建设效果。
后来，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讲：“‘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李鼎铭被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真诚所感动，他在返回米脂时，充满感情地说，共产党人和“其他人士开诚相见，不以为自己是主人，无党无派的人，也不应该采取旁观态度。我在政府里几个月来，没有看到党员和非党员的差别；相反，他们非常尊重无党无派的人士，因此我也不敢以‘外人’自居，而要站在‘主人’的地位了。”1942年，在接见晋西北绅士参观团时，李鼎铭告诉晋西北的绅士们，自己决心与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
在这次参议会上，经毛泽东亲自提议，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毛泽东对敢于直抒胸臆、说真话的李鼎铭很尊重、很佩服，李鼎铭也对毛泽东的领袖风范由衷敬仰。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第二届参议会结束不久，李鼎铭把家从米脂县搬到延安，并把全部家产献给了当地政府，毛泽东派车把他接到杨家岭，亲切地把他迎进土窑洞做客，并问了他搬家的情况。李鼎铭说，把家产全部献给了国家。毛泽东说：“你自己留一点吧。”他说：“一点也不留。”毛泽东哈哈大笑说：“你真是个开明人士！”
毛泽东对李鼎铭非常关心。李鼎铭每次到杨家岭，毛泽东工作再忙，也要接见他，并给他讲国内外抗战形势。他还经常到边区政府看望李鼎铭，并指示有关部门对李鼎铭在生活上加以照顾。李鼎铭的大儿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当差，他想叫儿子弃暗投明，回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经毛泽东同意，边区政府派人带着他给儿子的亲笔信，经过一番周折，把他的大儿子全家接到了延安。李鼎铭看到儿子安全回来，高兴地连声说：“共产党真行！真行！”
李鼎铭精通中医。有一次，毛泽东的胃病和风湿性关节炎同时发作，李鼎铭用中药加按摩的办法给他治疗。果然，毛泽东吃完药，疼痛减轻，胳膊也活动自如了。
李鼎铭说，在阳光下按摩效果最好。毛泽东欣然同意。几个疗程下来，病情的确减轻了。
两人趁此机会交谈了许多问题。有一次，毛泽东对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疗卫生事业如何发展。李鼎铭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1944年10月30日至11月1日，文教会组织中西医座谈会，讨论中西医合作问题，李鼎铭提出了“中医要科学化，西医要中国化”的口号，他为推动中西医合作作出重大贡献。1945年3月，边区中西医药研究会成立，李鼎铭任会长，在他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边区中西医走上了携手合作的道路。 （选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