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伟乐
　　在延安新闻纪念馆的一楼展厅里，陈列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中有两个人，一个是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另一个是身穿白大褂的外国小伙儿，年纪大约二十六七岁，他留着一头短发，眉宇间英气逼人，双眼如潭，目光坚定，深邃的眼眸炯炯有神，高挺的鼻梁下，淡淡的微笑显得意味深长，他就是新闻战线上的老兵，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人，也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公民，他就是马海德。20世纪30年代，马海德从美国来到中国上海，考察中国正在流行的东方热带病。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国国籍，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全国第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和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说起马海德，关于他的名字，这里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小故事呢！马海德，原名叫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生在美国，是美国医学博士，那他为什么要改名字呢？
　　那是1936年的8月16日，海德姆到苏区考察医疗卫生工作，来到宁夏同心县，这个县差不多都是回民，俗话说“十个回回九个马”，为了和回族兄弟交朋友，也为了方便病人记住他，索性将“海德姆”倒过来叫“马海德”，从此就有了让历史铭记的马大夫。
　　在与斯诺采访的途中，马大夫慢慢意识到：这个边区太缺医少药了，这里的人们很需要医生。所以，原本计划在中国停留一年的马海德，此时做出了人生中的重要决定。他对即将离开的斯诺说：“我应该留下来，我需要留下来。”
　　手术刀上的灵魂，温和而坚定。马海德，一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一个异乡人，为了自己的革命理想，不远万里来到这个与他毫无关系的国度，奉献着他的一切，没有丝毫保留，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生命沦为草芥，被无情的硝烟笼罩，被残酷的铁蹄践踏；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尸横遍野，哀魂满地，在残酷的战场上，看着一个个战士倒在血泊里，献出宝贵的生命，马海德抱着战友的尸体，面对苍茫大地，发出撕心裂肺的呐喊。“如果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任何人都无法承受如此密集的生离死别！”
　　当伤病员需要输血时，他毫不犹豫地卷起自己的袖子；有人被毒蛇咬伤时，他立即用嘴吮出毒液；遇到病人窒息休克时，他就马上口对口地进行人工呼吸；在给麻风病人检查溃烂伤口时，为了直观地了解症状，竟不顾医学上的禁忌而不戴胶皮手套。仅在1944年到1947年，马海德就诊治伤病员4万余人。
　　在基层工作时，马海德从不要求照顾，他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走一样的路，爬山、骑毛驴、坐大车都行。无论是蒙古包地上、大车店的土炕还是破庙里的草堆上，他都住过，还四个人合盖过一条蓝粗布的破被子。炎炎夏日，蚊子多得无法入睡时，他便身穿雨衣，扎紧袖口和裤角，睡在工作服上。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常常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即使发烧也不停止工作。
　　马海德还是新闻战线上的一位老兵。1937年11月，马海德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和新华通讯社顾问，帮助新华社建立起了英语对外广播部，开始向国外播发英文消息，还为新华社面向海外发行的《中国通讯》撰稿，为实现中共早期的国际宣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解放后，马海德又把主要精力都投入到防治麻风病上，麻风病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曾长期是一种谈虎色变的传染疾病，被称为恐怖绝症，大量患者眼睛、面部和肢体残疾溃烂，一旦患病，必将家破人亡，所以在旧社会，大部分采取隔绝、断粮、甚至是集体屠杀、活埋等方式铲除麻风。在视察广西一个麻风病院的时候，马海德只罩了一件白大褂，一天诊查几十个麻风病人，还亲切地和病人握手、交谈。一位接受过马海德救治的患者感动地说：“他是25年来第一个同我握手的人。”
　　1988年10月3日，马海德因体力不支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在他78年的生命里，就有55个春秋在中国度过，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中国。马海德去世以后，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一部分被安置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带回美国家乡，另一部分则被洒进滚滚延河水中。
　　看着关于马海德的资料，我不禁感慨万千。
　　“桃花红雨英雄血，碧海丹霞志士心。今日神州看奋起，陵园千古慰忠魂！”岁月变迁，力拔山河之精魂。春秋交替，点到日月之乾坤。我相信只有永恒的信仰，才能让一个人淡然笑对残酷的命运；只有彻底的奉献，才能让一个人坦然抉择人生的得失。马海德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他与青山同在，与大地共存，他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