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六十岁生辰，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了祝寿活动。董必武在《祝朱总司令六秩荣寿》中这样评价朱德：“革命将军老据鞍，豺狼当道敢偷安？骨头生若铁般硬，胸次真如海洋宽。要作主人不作客，甘为民仆耻为官。乌延黎庶欣公健，此日江南一例欢。”这首祝寿诗，绝不是溢美之词，而是恰如其分的由衷之言。朱德为答谢董必武诗依韵和诗写道：“历年征战未离鞍，赢得边区老少安。耕者有田风俗厚，仁人施政法刑宽。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陕北齐声歌解放，丰衣足食万家欢。”“甘为民仆耻为官”“只见公仆不见官”是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清正廉洁作风的真实写照。正如毛泽东高度评价的：“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1937年1月，经过长征落脚陕北的党中央和红军来到延安，给古都延安带来一股清新的政治空气，人们目睹了一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党的领导人和普通士兵一样，住在简陋的土窑洞，每天3钱盐、5钱油、7分钱菜金，吃的是小米，穿的是粗布衣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到延安访问后，曾写下这样的话：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地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毛泽东经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地工作。饭端来了，他顾不得吃，要反复热好几次；手指酸麻时，捏捏铁条舒展一下；思考问题时便把煤油灯芯拧小；一支铅笔往往用到手捏不住时还舍不得丢掉，把铅笔头装在子弹壳上继续用完。陕北的冬夜，寒冷难耐，但他仍聚精会神地挥毫疾书，把脚踏在火盆边取暖，鞋被烤着了也不知道。《毛泽东选集》1卷至4卷共收入了毛泽东的159篇文章，而在延安时期写成的就占到112篇。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曾回忆说：主席当时派他向中央各机关送传阅信，由于纸张缺乏，主席把一个信封用4次，正反面用完后再拆开用里边两面。每月仅5元的菜金，他们每次买肉时只能买2两。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带头在杨家岭开荒种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杨家岭一个整天游手好闲的“二流子”，目睹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开荒种地的情景，深受感动，回家后二话不说扛锄头下地干活去了。
　　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主持统战工作，并兼管秘密战线的斗争。用“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来形容周恩来为党忘我工作的情形一点也不为过。自1937年以后，周恩来就为抗战大计，马不停蹄地奔走在重庆与延安之间。在大生产运动中，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事务多，常年在外奔波为借口，仍然和其他领导人一样投入大生产运动，他纺纱技术高，质量好，在参加比赛时还得了奖。在国共合作期间，他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授中将军衔，国民党一个月发给几百元的工资，他除了留几块钱维持生活，其余全部交党费，自己身无余财。
　　朱德始终保持着普通农民的本色，生活极为俭朴，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不愿换新的。他床上铺的灰布褥子里的棉花成了硬片子，宁可装进松软的麦草继续铺，也不让换新的。他用马尾做牙刷，用盐水漱口。他用的铅笔头只剩不到一寸长还在使用。公家发给他的衣裤，一直穿到不能再穿才换新的。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写道：“我首次拜会朱德，是一九四五年在中国西北的延安。作为共产主义军队的总司令，他在‘枣园’的生活是极之俭朴的。他当时约六十岁，就好像一位慈祥的祖父一样。他亲切的脸孔，时常挂着笑容，使最怀批评性的访客也会消除敌意和顾虑。”续范亭曾写诗赞颂朱德总司令：“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统率千军万马的总司令，朴素得宛若一农夫。朱德不但自身廉洁奉公，而且严格教育子女。1942年，朱德的儿子朱琦从陕北绥德回到延安，朱德的参谋潘开文见朱琦洗衣服没有肥皂，便向军委办公厅总务处领来了两块肥皂给他用。朱德看见了，便要求潘开文退回所领的肥皂，并告诉他以后不能再向公家要东西给朱琦用。这件小事，充分表现了朱德一贯廉洁奉公、严格要求子女的高尚品德。
　　1942年3月，刘少奇奉命从苏北阜宁启程，化装成老百姓返回延安，经过9个多月的跋涉，夜行昼宿，没有汽车靠两条腿，穿过一百多道封锁线，辗转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一路上无论是在敌占区还是游击区，刘少奇都严格要求身边的同志维护群众的利益。炎热的盛夏，路过西瓜地旁不白吃老百姓一口西瓜；夜里经过梨树底下不偷摘老百姓的一个梨子。没有吃的时候便用野菜充饥，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延安，参加并领导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由于长期的战争生活，风餐露宿，饥饱不均，刘少奇患了严重的胃病，经常发作，疼得他浑身冒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警卫员们急得团团转，一致要求报告供给部，多配给些大米、白面，但是刘少奇执意不肯。他说：延安的条件就这样艰苦，同志们都能挺住，我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更应以身作则，怎么能要组织的特殊照顾呢？就这样，刘少奇硬是咬着牙渡过了难关。
　　任弼时生前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这是他的人生格言。他患有高血压病，但从不要组织照顾，反对特殊化，处处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简朴、清廉的本色。大生产运动中，任弼时既是中央直属机关运动的领导者，也是普通劳动者，虽然身患多种疾病，但仍亲自组织开荒种地，参加纺纱。他忘我工作的精神非常感人，在延安他的寝室里，床上架着一副躺椅式的书桌，经常抱病坚持在床上办公学习。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应该走九十九步！”
　　陕甘宁边区主席林伯渠，被誉为“革命先锋一老牛”。他常说：我自己的生活享受是不应当超过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所应有的享受。林老在延安的卧室极为简单，没有箱柜，只有用木板制作的活动书橱，装着各种书籍和文件。平常只有简单的几件衣服，用包袱一裹当枕头用；一条围巾，不知用了多少个冬天。1945年秋末冬初，警卫员为他准备了一双新棉鞋，林老知道后说：“有旧棉鞋就可以过冬，不必再买新的。”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工作之外，还制订了个人生产计划，其内容是：在农业生产上，用变工合作方式，完成上交粮食局两石细粮的任务；收集废纸交建设厅，戒绝吸外来纸烟；
　　当年的棉衣、单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等全不要公家供给。
　　革命老人谢觉哉，担任西北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在1943年大生产运动中也制订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1.建议总务处设公马，我的两匹马加入，估计一年内有10个月可供公家生产用；2.每月10盒待客烟不要；3.衣服、鞋子、被单不领；4.种地一分，种植西红柿20株、茄子20株、秋白菜100棵；5.晒腌小菜100斤。这个计划年终超额完成。
　　徐特立，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他非常俭朴，是廉洁奉公的光辉典范。他曾说：“我的节俭作风自儿童时代养成至今，已成了自然。我一生节衣缩食，勤俭朴素，当时才能做些社会事业，后来参加革命就能艰苦奋斗，克己为公。”徐老的事迹举不胜举，受到诸多前辈的赞颂。续范亭老人在延安时被徐老艰苦朴素的作风所感动，写了两首诗赞扬：“延安诸公唯公特，生活简单如老卒。粗布征衣常补绽，自煮瓜果充粮食。”
　　在老一辈革命家言传身教的感召下，只做公仆不做官，成为各级干部的自觉行动。廉洁奉公，简洁朴素，成为一种时尚，上升到一种主流的精神。
　　“只见公仆不见官”，这是一种政治理想，但它在延安却成为现实。为什么？第一，共产党的官，就是要当人民的公仆，这是一个宗旨。第二，在党领导下实行民主政治，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干部是人民的一员。第三，《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明文规定：公正廉洁，奉公守法，这就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耍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第四，中央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廉洁自律的表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影响下，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艰苦险恶的环境中，从中央到地方，不论是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中，还是社会团体中，都先后涌现出了一大批以身作则、能够与人民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敢于真抓实干、廉洁自律、无私奉献的各级领导干部，他们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受到人民群众的称赞，为人民信任和爱戴。（摘自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红色延安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