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初，上小学的我一次跟随父亲到单位去玩，中午饭是由番茄秆、玉米秆、山芋藤混合在一起糅合做成的馍馍。用餐后父亲还吟了一首打油诗：“今天吃馍馍，大家笑开颜；渴望多少日，伙食大改善。馍馍端上桌，你我互谦让；拿在手中看，类似马粪状。送进嘴里尝，怪味满口腔；一口咬过后，二口嘴难张。狠心咬三口，呕吐倒胃肠；感谢造物主，有此大犒赏。”然而，在农民眼里，能有这样的馍馍果腹已经很不错了，不少农民家只能以糊糊充饥。
　　这种“饭文化”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认为是天方夜谭，然而这就是当年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八十年代，吃饭的情况虽大有好转，但吃不饱的局面还是难以改善，我当民办教师的公社由于田里盐碱重，只能长玉米、山芋等杂粮，且收成差，农民中午能吃上一顿玉米粗糁儿掺和胡萝卜、山芋煮成的饭就已经不容易了，很多时候都是喝胡萝卜缨子玉米糁儿粥，便是过年也未必能吃上白米饭。只有来了贵宾，农户才舍得从自己珍藏的米坛子里挖出一点小米招待客人。一次，我所寄居房东家的毛脚女婿上门，满以为房东李大娘能煮上一锅白米饭，谁知李大娘只是一半米一半玉米糁儿煮成了“杂交饭”。事后，我们笑李大娘吝啬，舍不得给女婿吃好的，李大娘却神情严肃地说，成为正式女婿才能给他吃白米饭。
　　那时，农村干部最喜欢到县城开三级干部会（指生产队、大队和公社三级干部），因为开会的这几天可以放开肚子吃，虽然伙食很简单，大多是自行烧煮的玉米糁子饭、青菜烧豆腐、咸菜汤之类，但开会代表都吃得如狼似虎，人人都要饭菜填到“喉咙口”，这才不情愿地放下碗筷。
　　而普通农民最盼的就是村里有人家娶亲。因为在婚宴上不但可以吃饱，还可以斗饭。那时因用红薯酿成的瓜干酒很是紧张，加之菜肴又简单，客人们都很自觉，概不闹酒，留下兴头斗饭。庄户人家由于干的是体力活，加之平常很少沾油腥，胃容量很是惊人，一般身材的汉子，吃上三碗饭是很平常的事；体壮如牛的汉子吃上四五碗更不在话下。我曾出席过一户人家的婚宴，吃饭根本斗不过农民老大哥，两碗饭下肚便退下来当看客，而那些饭量大的壮汉竟也不能笑到最后，全场冠军被一个驼背的老者获得，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吞了七大碗玉米糁子饭，最后打着嗝离开了桌子。
　　八十年代中期，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两三年，农民们种粮的劲头被调动起来，土壤改良有了根本好转，水稻种植也已全面开花，米饭终于被端上了普通农民的饭桌，但也仅仅是能吃饱而已，吃好还谈不上。
　　进入九十年代中期后，吃饭这个曾经令无数国人头痛的大事，已不再让人头痛，全国各地相继取消了粮票，城镇人口定量糖油供应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糖油全部放开供应，农民家中也有了余粮。
　　新世纪的阳光普照大地后，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开始为吃好而劳神，那粗糙的小米早已不见踪影，白花花的大米还要好中选优，鸡鸭鱼肉对人们来说是平常的家常菜，大家都在讲究吃得有味，吃得健康。
　　渐渐地，人们又不再满足单一的大米饭，而是变换法儿吃，什么咖喱炒饭、金华火腿炒饭、什锦炒饭、腊鸡炒饭、菠萝饭、日本炒饭、西班牙海鲜炒饭、意大利墨鱼炒饭……丰富多彩的食文化，充分调动了人们的口味。
　　可奇怪的是，人们的肚子却突然变小了。就拿我家来说吧，过去平均每个人每月需要30斤大米，现在呢，买30斤大米，够三口人吃一个月。乍一听有些纳闷，可细想就释然了。过去人们没得吃，有饭吃就很不错了。现在呢，要吃菜，要喝汤，要吃点心，哪里还吃得下主食啊。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吃饭的那些事儿，真的不是事儿了。